鐵打的唐寧街,流水的英國首相。
政壇更迭來來往往,但即將成為唐寧街10號新主人的安迪?伯納姆(Andy Burnham),和其他政客截然不同。他數十年的政治生涯,捆綁著一樁橫跨半世紀的醫療慘案。
這位新任首相的政治標簽里,寫著“前衛生大臣”“大曼徹斯特市長”,也寫著一項讓他與無數英國家庭命運緊密相連的執念:為英國血液污染丑聞的受害者,追索被掩蓋了四十多年的真相。
時間倒回2017年,當時即將從議會離職、出任大曼徹斯特市長的伯納姆,在英國下議院留下了一段擲地有聲的發言:“鑒于我所知以及我認為屬實的情況,若我就這樣離職,未能使其被記錄在案,我將無法原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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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伯納姆就血液污染調查接受媒體采訪
安迪·伯納姆口中的“事實”,正是那場導致英國超過三萬人感染HIV或肝炎,約三千人死亡的NHS(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史上最大的醫療災難。而他本人,正是當年頂著阻力推動獨立調查的關鍵人物。
2024年5月20日,時任英國首相蘇納克向受害者及家屬公開道歉。歷時六年、長達兩千多頁的調查報告終于出爐,給這場橫跨近半個世紀的悲劇寫下了近似蓋棺論定的結語:這一切,本可以避免。
可真相的殘酷,遠不止于英國。它始于大西洋另一頭——美國監獄里為賺錢而抽出的血漿,穿過跨國藥企的貪婪鏈條,最后變成一劑劑注入血友病患者體內的“毒藥”。
官方報告只是冰山一角,這場橫跨兩國、持續四十年的悲劇,被《每日電訊報》調查記者卡拉·麥古根寫進了新書《毒血:一場血液污染丑聞中的生與死》。而伯納姆在2017年所說的那段話,也被記錄進了書中。
要了解這場丑聞,需要先回到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漢普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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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血:一場血液污染丑聞中的生與死》
[英] 卡拉·麥古根 著
202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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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神藥,埋下跨洋致命隱患
1976年,10歲的理查德·沃里克被父母送到特雷洛市長學院。這是一所專為殘障兒童設立的寄宿學校,校內設有血友病治療中心。理查德患有重度A型血友病,這意味著他的血液無法正常凝血,一次輕微的磕碰都可能引發關節內出血,疼痛堪比骨折。
那本是血友病治療的黃金時代。1969年,一種名為“第八因子”的革命性藥物在美國獲批上市。患者只需將白色粉末與蒸餾水混合,自行靜脈注射,十五分鐘就能止血。在此之前,重度血友病患者很少有人能活到成年;而第八因子的問世,將患者的預期壽命提升至60歲。
在醫患的眼中,第八因子是當之無愧的救命神藥。年幼的理查德很快愛上了學院的新生活——射箭、劃船、深夜在宿舍打水仗,他終于感覺自己“不再另類”。
彼時沒人知曉,這款被全英國醫患寄予希望的藥劑,原料藏著致命漏洞。大量第八因子從美國進口,而美國血漿采集產業早已滋生灰色黑色產業鏈。一切罪惡的起點,是美國諸多的監獄,一個典型代表就是路易斯安那州臭名昭著的“安哥拉”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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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代的理查德·沃里克
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密西西比河蜿蜒流過一個被鐵絲網圍起來的地方。這里曾是美國最大的奴隸種植園之一,后來變成了路易斯安那州立監獄,綽號“安哥拉”,也被稱為“美國最血跡斑斑的監獄”。
1997年,律師湯姆·穆爾在監獄高墻內發現了一個秘密產業:囚犯們可以去血漿中心獻血換取現金,用來在監獄食堂消費。這些囚犯中,有人已經感染了HIV、乙肝或丙肝,卻仍在定期獻血。
“這不算稀罕事——還有人在廁所里發生性行為,完事后直接去獻血。”一名前囚犯告訴穆爾。
制藥公司把他們的血液收集起來,倒入容量約五千升的大桶中混合,批量制成第八因子。更可怕的是,制藥公司甚至明知故犯。到了1982年,仍有制藥公司在針對高風險的男同性戀群體定向投放廣告,利誘他們捐獻血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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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安那州立監獄
這些披著藥物外衣的致命毒藥被運往全球數十個國家,送進無數血友病患者體內。
在英國,僅特雷洛市長學院患血友病的學生中,就有數十人因此感染HIV,而所有人都感染了丙肝。理查德·沃里克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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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層層包裹,他們無聲赴死
風險早已暴露,但醫院、醫學界、衛生部門選擇集體沉默,無數患者在不知情中持續注射污染藥劑,直到病癥暴發。
1983年3月,20歲的凱文·斯萊特走進加的夫的醫院,出現了一系列癥狀——厭食、體重銳減、鵝口瘡。診治他的布盧姆教授在病歷中寫下“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卻沒有告訴凱文。他擔心如果消息走漏,血友病患者會拒絕使用進口第八因子,而英國有一半的第八因子依賴美國進口,斷供的后果他承擔不起。
1983年4月,布盧姆在英國血友病協會年會上公開說:“我沒聽說過英國血友病患者中有人確診艾滋病。”那時,凱文已在他的病歷里被正式記錄為艾滋病患者。
同樣的沉默發生在特雷洛學院。
1983年5月,特雷洛學院的課間休息時間,13歲的阿德·古德伊爾在宿舍撿到一份被遺留的報紙。頭版印著幾個大字:“致命的血液”。旁邊的朋友說:“哦,不,不可能,他們不會那樣對我們的。”后來,一名女清潔工因為留下這份報紙,再也沒在學校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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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古德伊爾
1985年5月,15歲的阿德被叫去特雷洛血友病中心見中心的負責人阿倫斯塔姆醫生。被叫去的還有另外4個男孩,包括和阿德同一間宿舍的雷以及來自謝菲爾德的戴夫。
阿倫斯塔姆醫生繞著房間逐一指向男孩:“你感染了。你沒有。你感染了。你沒有。你也感染了。”阿德便是感染者其中一員,和他同期接受檢測的五名同伴,最終只剩他一人活在世間。
凱文在1983年確診后被長期隱瞞病情,1985年離世,年僅22歲,殯儀館工作人員因懼怕病毒,甚至不愿踏入病房收殮遺體。
英國各地,像凱文這樣的故事不斷重復。
1985年,血友病患者布萊恩在埃克塞特做了一項新的血液檢測。六周后,他和妻子克萊爾一起去取結果。咨詢師以不帶情緒的語氣說:“你的HTLV-III(當時HIV的別稱)檢測呈陽性,未來會發展成艾滋病。”然后告訴他們,布萊恩可能只有兩三年壽命了。
幾十年后克萊爾才知道,在這之前他的檢測結果就已呈陽性,醫院刻意封存病歷,克萊爾在不知情中長期暴露感染風險,最終同樣確診艾滋病,而布萊恩早已于1993年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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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恩和克萊爾結婚照
在倫敦北部,法魯賈一家三兄弟中有兩人因第八因子感染HIV,另一個感染了丙肝,家族內還有兩個親戚也感染了肝炎。這五個人中,四人死于感染引起的并發癥。在血友病患者群體中,至少有六個家庭出現三兄弟感染HIV或肝炎的情況。
19歲的弗朗姬,在丈夫喬感染病毒后意外懷孕,醫生以母嬰傳染風險為由建議七個月引產,術后醫生對她說:“你這種人該絕育”。這句話徹底擊潰了她,終生困在自責之中,直到多年后她也被確診艾滋病。
不止英國,法國同樣上演了體制掩蓋的悲劇。研發專家讓-皮埃爾?阿蘭多次呼吁給藥劑增加病毒滅活熱處理工藝,卻被他的上司解雇。他最終把法國國家輸血中心的內部備忘錄交給媒體,令法國的丑聞得以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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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皮埃爾·阿蘭
然而,法國政府卻把他當作替罪羊送上了法庭。1992年,阿蘭被判四年監禁。33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以及上千名醫生呼吁釋放他,仍無濟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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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抗爭,只為遲到的真相
阿蘭教授在獄中時,大洋彼岸的律師們正在改寫歷史。
美國律師湯姆·穆爾和妻子羅琳代理了美國超過400個因第八因子感染HIV的家庭。他們發現,早在1982年11月,美國CDC就已警告制藥公司艾滋病可能通過血液傳播,建議篩除高風險獻血者、引入熱處理工藝。但沒有任何公司行動。
更驚人的證據來自一本面向同性戀群體的雜志《倡導者》,直到1982年12月,制藥公司仍在刊登廣告招募乙肝抗體陽性者獻血。
另一封內部信件顯示,FDA曾要求制藥公司排除同性戀獻血者,卻被成功說服改為“自愿”,理由是“會產生政治影響”。
以上證據都證明了,這些公司是在明知風險的情況下繼續生產的。1982年之后,注入患者體內的每一瓶第八因子都攜帶了HIV和丙肝病毒。
鐵證如山!但面對財大氣粗的制藥巨頭,這場訴訟注定是一場“大衛與歌利亞之戰”式的對決。
美國全國范圍內掀起超過1000起訴訟,原告約7500人。這是美國歷史上波及范圍最廣的法律戰之一,但制藥公司一次又一次利用訴訟時效贏得官司。在路易斯安那州,布拉德·克羅斯的父母加里和卡倫輸掉了第一場官司。
但是,加里從未放棄,最終推動國會出臺7.5億美元救濟法案,用余生為亡子追查完整真相。
在英國,律師們也在行動。
英國律師格雷厄姆·羅斯代理了近800名感染者起訴政府。他發現,1974年至1976年間任衛生部長的前工黨政治家大衛·歐文曾試圖讓英國實現血液制品自給自足,卻因資金不足和繼任者擱置而失敗。到1983年,英國仍有一半第八因子依賴美國進口。
而早在1975年,英國電視節目《世界在行動》就播出紀錄片《血錢》,揭露洛杉磯貧民窟的流浪漢賣血換現金、血友病患者因此感染肝炎的事實。
1990年,主審法官建議雙方和解,撒切爾政府最終支付4200萬英鎊特惠金,條件是受害者放棄進一步訴訟的權利。與此同時,衛生部在協議中悄悄增加條款:受害者必須放棄因感染肝炎再次起訴的權利。那些簽署協議的人,在不知情中放棄了未來維權的機會。
大量關鍵內部文件還被系統性銷毀,前衛生大臣想要查閱過往檔案,卻被告知已清理殆盡。
多年間,政府持續回避完整調查,直到2017年,曾任英國衛生大臣的安迪?伯納姆在英國下議院擲地有聲表態:“鑒于我所知以及我認為屬實的情況,若我就這樣離職,未能使其被記錄在案,我將無法原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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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伯納姆在血液污染調查中出庭作證
同一年,賈森·埃文斯帶著二十多份自己挖掘出的政府文件走進律師辦公室。文件白紙黑字記錄著:政府對外否認艾滋病經血液傳播的證據,但內部早已預判其風險,甚至測算血友病患者離世后能節省多少財政開支。
這份重磅材料直接推動維權規模暴漲,委托人迅速增至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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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森·埃文斯和父親喬納森·埃文斯
2019年,英國受污血液調查正式啟動。主持調查的布賴恩·朗斯塔夫法官花了三年半時間,聽取了數千名證人的證詞,審查了數萬份文件。
2024年5月20日,兩千多頁的調查報告終于出爐。朗斯塔夫寫下結論:“這場災難不是一場意外。”英國首相蘇納克在血液污染丑聞調查結果公布后,為本國歷屆政府的“失敗”道歉,稱這一天是英國的國家恥辱日,并承諾將不惜代價賠償受害者。
但,真相對于逝者而言,來得太遲了。
這場跨越英美法、吞噬一代人的跨國人禍,完整記錄在了《毒血:一場血液污染中的生與死》一書中。
英國《每日電訊報》調查記者卡拉·麥古根花了數年時間走訪英美法的受害者、醫生、律師和政客,翻閱了無數被銷毀又重建的檔案。她的敘事像一部推理懸疑小說,開篇是美國監獄,中段是英國寄宿學校,直到讀過大半,讀者才恍然大悟:那股將兩者聯系起來的暗流,是血液。
安迪·伯納姆在推薦這本書時說了一句話:“真相縱使殘酷,也必須公之于眾,唯有如此,體系才能得以改變。”這句話如今印在《毒血》的封底上。
資本逐利、體系封口、無數少年無聲凋零,這條沾滿鮮血的產業鏈警示所有人:醫療不該只是一門生意。這或許正是卡拉?麥古根寫下《毒血》的初衷。
一場被掩蓋了逾四十年的丑聞
一出改變艾滋病蔓延軌跡的慘劇
一樁藥企、醫生、政府機構合謀的人禍
真相縱使殘酷,也必須公之于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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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7.18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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