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乘坐高鐵穿行于國內任何一座城市的近郊,窗外掠過的景象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成片的高層住宅樓如同水泥森林般矗立,20層、30層的塔樓密密麻麻排列,遠遠望去仿佛一片灰色的混凝土波浪。
但是當你把目光投向海外,無論是東京、首爾這樣人口密度極高的東亞城市,還是巴黎、倫敦、紐約這樣的全球都市,你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這些城市的高層建筑主要集中在中央商務區,而居民住宅大多以低層、多層為主,高層住宅樓遠不如國內這般鋪天蓋地。
為什么全世界只有我們在瘋狂建高層住宅?這背后絕非簡單的“人多地少”能解釋,而是一系列復雜的經濟、歷史和文化因素交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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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土地不同,這是最根本的差異。我國的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地方作為國有土地的供應者,通過“招拍掛”出讓土地使用權獲取財政收入,這就是著名的“土地財政”。
在這種模式下,地方天然傾向于追求土地出讓收入最大化。一塊同樣面積的土地,容積率越高,可出售的建筑面積就越大,土地出讓金也就越高。于是,提高容積率、批準建設高層住宅成為各地的理性選擇。
對于開發商而言,在同樣的土地成本下,建得越高意味著可售面積越多,利潤空間越大。這種雙向激勵也使得高層住宅成為市場最優解。
相比之下,西方的土地多為私有,土地交易是私人和私人之間的行為,而地方的主要財源是房產稅,而非土地出讓金。房產稅按房屋評估價值征收,而高層住宅的管理維護成本高、折舊速度快、長期來看未必比底層住宅更“劃算”。因此無論是地方還是開發商,都沒有強烈的動機去推動高層住宅建設。
其次,就是我們的城市化速度,它壓縮了時間和空間。
我國在過去短短的四十年間,就經歷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1978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7.9%,到2024年已經超過66%。這意味著超過7億人口從農村遷移到了城市,相當于整個歐洲的人口總量。
如此巨大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時間涌入城市,城市必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供住房。高層住宅的優勢就在此刻凸顯。它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迅速容納大量人口。一棟30層的高層住宅樓,占地面積不過幾百平方米,卻能容納上百戶家庭。如果全部建成低層或多層住宅,所需要的土地面積將呈幾何級數增長,城市邊界也將無限外擴,基礎設施配套的成本也將不堪重負。
西方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其實也經歷過快速城市化階段,但當時的建筑技術尚不支持大規模建造高層住宅,而且城市擴張的空間相對充裕。當高層建筑技術成熟時,它們的城市化進程已經基本完成,城市格局已經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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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規劃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國城市規劃深受老大哥影響,強調功能分區和標準化生產。居住區被規劃為獨立的“小區”,內部配置學校、商店、綠地等設施,形成封閉或半封閉的社區。在這種模式下,高層住宅是實現高密度居住的標準答案。
而西方城市規劃在二戰之后經歷了一場深刻反思。以簡·雅各布斯為代表的城市學者嚴厲批判了現代主義規劃思想,認為高層住宅破壞了社區感、街道生活和人際交往。
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指出,高層住宅樓導致公共空間無人監管、犯罪率上升、鄰里關系淡漠。這些批評也深刻影響了西方的城市規劃實踐。
法國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規模建設高層住宅區,結果這些區域后來大多淪為貧困移民聚集的“郊區貧民窟”。法國2005年騷亂的策源地正是巴黎北郊的這些高層住宅區。
這一教訓也讓很多國家對高層住宅望而卻步。
日本雖然人口密度極高,但城市住宅也以低層獨棟為主,高層住宅主要集中在東京、大阪等城市的部分區域。日本對地震的恐懼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更深層的原因還是土地私有制下,土地所有者寧愿持有土地等待升值,也不愿意將其開發為高層住宅。此外,日本嚴格的日照權法規也限制了高層住宅的建設。
高層住宅的建設成本遠高于低層住宅,它需要更堅固的地基、更復雜的結構、更多的電梯和消防設施、更高的抗震標準。在國內,這些成本可以被高速增長的房價覆蓋,開發商和購房者都能接受。
但在房價增長平穩甚至停滯的國家,高層住宅的經濟賬也難以算通。
更關鍵的還是長期維護成本。高層住宅的電梯、水泵、消防系統、外墻等都需要定期維修更換,而這筆費用往往由全體業主分攤。隨著建筑老化,維修基金耗盡,業主們常常因是否出資維修而產生糾紛。
我國第一批建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高層住宅,如今已經進入“老年期”,外墻脫落、電梯故障、管道老化等問題頻發,但維修基金的籌集和使用機制并不完善,成為城市治理的一大難題。
西方國家對此其實早有經驗。美國芝加哥的普萊里大樓等早期高層住宅,在運營三四十年后因維修成本過高而被拆除。更多的高層住宅則面臨著“普通人住高層、有錢人住低層”的社會分層困境。這些前車之鑒讓許多國家在規劃新住宅時更加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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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規模建設高層住宅,本質上是特定發展階段下的產物。它是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解決住房短缺問題的實用主義方案,也是土地收入驅動下的結果。
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隨著我國城市化進入中后期,人口開始負增長,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之后,高層住宅的建設熱潮也在降溫,越來越多城市開始限制高層住宅的審批,轉而鼓勵建設低密度、高品質的住宅。
而那些已經建成的高層住宅,也將在未來二三十年后面臨維修、改造乃至拆除的挑戰。
高層住宅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特定的歷史節點上,選擇了這條效率優先的道路,這條路解決了燃眉之急,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遺產。
只有當潮水退去,我們才會面臨那個終極問題:這些高聳入云的水泥森林,三十年后應該怎么辦?
答案或許要等到下一個時代才能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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