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芳 你怎么看

根據文獻考定的唐長安城坊圖 狄仁杰《袁公瑜墓志》拓片

前不久，一則“博物館再現狄仁杰真跡”的消息在網上傳開。眾人驚異之余，紛紛跑到新聞評論區扎堆留言，玩起經典影視梗，齊刷刷留下那句經典臺詞：“元芳，你怎么看？”

受那部風靡一時的影視劇影響，狄仁杰在今日大眾心中，早已成為一位“名偵探”。而在大多數偵探懸疑劇里，往往有著這樣一個固定套路：世上絕沒有純粹的巧合，所有的巧合背后，都隱藏著不為人知的必然聯系。

戲劇照進現實，狄仁杰現存的唯二書法真跡中，恰恰就存在著某種奇妙的“巧合”。這兩幅真跡，實際上是兩方墓碑的墓志，更巧的是，這兩方墓志的主人并非旁人，而是一對父子——父親袁公瑜與兒子袁承嘉。

既然網友們紛紛喊話問元芳，那么答案必然是“此事背后定有一個天大的秘密”。我們不妨化身元芳，循著這兩方墓志的文字去探尋歷史深處的玄機，看看剝離了史書的宏大敘事后，唐代古人身上最真實鮮活的那一面。

45年遲葬之謎

狄仁杰親筆書寫的兩方墓志中所提及的人物，撇開袁家的各位遠祖不談，實際關聯著三位關系緊密之人：父親袁公瑜、袁公瑜的原配夫人孟氏，以及他們的兒子袁承嘉。

三人之中，夫人孟氏最早離世。正如狄仁杰在墓志中所寫：“享年卅五，永徽六年十月五日，終于京第。”意思是說，孟氏太夫人享年三十五歲，于655年農歷十月初五在長安府邸溘然長逝。

相比之下，丈夫袁公瑜則長壽得多。他足足比夫人多活了30年，是以七十三歲的高齡，于“垂拱元年七月廿五日（685年農歷七月二十五日）寢疾”而終。

單看二人離世的時間線，尚且合乎常理，但接下來，真正蹊蹺的地方浮出了水面。狄仁杰在墓志中記載：直到700年的農歷十月二十八日，這對夫妻才被正式合葬于洛陽北邙山。此時，距離袁公瑜去世已經過了15年，而距離孟氏夫人去世更是足足過去了45年。

在唐代，如果夫妻雙方中有一方先走，出于種種原因，可先將其簡單入殮、臨時安葬，等另一方也過世后，再將二人遷至一處合葬，這種制度被稱為“權葬”。需要指出的是，受古代男尊女卑觀念與“既嫁從夫”禮法的影響，臨時權葬的大多是妻子。柳宗元的姑姑柳氏夫人便是典型一例，柳宗元曾撰文記錄，姑姑臨終前特意囑托丈夫，希望自己先行簡單臨時安葬，不必鋪張辦喪。“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意思就是，等將來丈夫百年之后，再將夫妻倆一同遷回家族祖塋正式合葬。

古人篤信風水命理，夫妻合葬時往往要特意挑選吉日良辰，這也導致了合葬的跨度有時會變得曠日持久。據《唐代墓志匯編》記載，元和十二年（817年）南陽某張氏夫人不幸過世，她同樣被臨時權葬，直到23年后的開成五年（840年），才終于等到了所謂的“吉時”，張夫人的大女兒這才將母親的靈柩與父親合葬。張氏的墓志對此評價道：“禮也。”言下之意，認為這種漫長的等待完全符合禮法。

等待23年姑且能讓人理解，可把視線拉回袁公瑜夫妻身上，他們一家的情況，就顯得格外反常：讓夫人臨時安葬45年已是少見，更離譜的是，讓袁公瑜本人也“權葬”了15年，家族才后知后覺地將他們合葬。

答案或許就藏在他們的次子袁承嘉身上。根據狄仁杰所寫的袁承嘉的墓志，袁承嘉享年四十七歲，卒于今廣東化州。他去世后不久，“即以久視元年十月廿八日（700年農歷十月二十八日）遷葬于洛陽縣北邙山”。

正所謂“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齊齊整整”，那么，在這幾十年的漫長歲月里，袁氏家族究竟在等待什么？是一心認準公元700年這一年份有什么特殊寓意，還是長久以來都在等待一個機會，讓全家老小得以齊聚北邙、歸葬洛陽？

答案似乎是后者。而這種對洛陽的執著，背后未嘗沒有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無奈。要知道，作為唐代都城的長安，當年便有“居大不易”的說法，普通士人想要在長安扎根立足本就萬分艱難，若想身故之后長久安葬于此，更是難上加難。

《新唐書》中記載過宰相杜正倫的往事，足以印證長安墓地資源的稀缺。唐太宗貞觀年間，杜正倫曾想將自己這一支脈并入當時關中的頂級望族——城南杜氏的族譜之中，怎奈卻被對方一口回絕。為了報復這一羞辱，杜正倫在執掌大權后，力主開鑿城南一個叫杜固的地方。史書記載：“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意思是說開鑿通水之時，河水竟然呈現出如鮮血般的異色，整整過了十天才恢復正常。

城南杜固，大概率就是杜氏家族墓葬的核心區域，也是他們視若生命線的“風水寶地”。史書用如此夸張玄幻的字眼來描寫墓地風水被破壞后的慘狀，除了體現古人對陰宅的極端重視外，也無形中透露出了一個殘酷的細節：早在唐朝初年，長安周邊最好的風水寶地，早就被關中舊族壟斷殆盡了。

墓葬勝地北邙之謎

史料另載，隋代開科取士之時，全天下秀才不足十人，杜正倫家中一門三秀才，且成績全部位列上等。換言之，青年時期的杜正倫即使尚未登臨高位，也已是驚才絕艷的時代翹楚。然而，即便是這樣的天縱之才，依舊入不了關中舊族的法眼。連杜正倫這般人物都四處碰壁，那些遠赴長安任職、無宗族根基的普通官員，處境可想而知。

與今日的商品房市場頗為相似，唐代的宅院同樣具備商品屬性，可以進行正常的市場交易；反觀作為陰宅的墓地，由于其深植于傳統祖先信仰，且關乎子孫后代的家族氣運，是幾乎絕不可能被輕易買賣的。這就意味著，官員們即便有能力在長安置辦宅院，也絕無可能在這片土地上為自己尋得一方上佳的安葬之所。

于是，退而求其次，很多官員紛紛將目光投向了洛陽，將其作為自己死后的安身之所。

白居易曾作詩盛贊洛陽風光：“地稱高情多水竹，山宜閑望少風塵。”除去宜人的山水景致，在當時的堪輿家眼中，洛陽更是一處難得的風水吉壤。后世詩人有詩云：“神魂赴東岳，體魄歸北邙。”洛陽，尤其是洛陽北邙山一帶，歷來便是風水絕佳、名人趨之若鶩的“黃金墓區”。中唐詩人王建曾賦詩感慨道：“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透過這幾句詩，我們大可體會到，北邙山的墓地在當時是何等的緊俏與炙手可熱。

說回袁氏的遷墳之舉。一種觀點認為，袁公瑜之所以在過世15年后才得以遷墳，是因為他生前曾卷入朝堂風波遭受牽連，死后很多年獲得朝廷平反，家族才有機會與條件進行合葬。可對照史料細細推敲便能發現矛盾：袁公瑜早在692年就被武則天追贈刺史，距離700年全家遷葬相隔整整8年。

袁氏一家之所以又苦苦等待了8年，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恰逢其子袁承嘉不幸離世、需要合葬，而另一個深層的原因，恐怕是為了排隊等候極其稀缺的“洛陽縣北邙山”墓地指標吧。

然而，一座名山的墓地資源終究是有限的。在此我們不妨將思維發散開來：當北邙山的墓穴徹底飽和時，古人又會如何解決安葬難題？翻閱各地地方志，又能發現各種有意思的巧合。《陜西通志》記載，安塞縣城西南二里處有一座山，形若飛鳳，名為鳳凰山，當地百姓也將其稱作北邙山；無獨有偶，中唐詩人李紳在創作《晏安寺》時，曾于詩歌注解中寫道，晏安寺位于越州城（今浙江紹興）東北一隅，當地百姓亦親切地稱呼那里為“小北邙”；再往南尋，據《雩都縣志》記載，當年岳飛在平定江西贛州一帶的流寇時，其駐軍的銀坑鎮旁，亦有一座赫然在目的北邙山……既然天底下只有一個北邙山不夠用，那么在各地多“創造”出幾個便是了。古人面對各類難題時，自有一套變通處事的獨到智慧。

久視元年（700年）農歷十月二十八日，袁氏全家舉行了集體遷葬。“700年農歷十月”貌似不是遷墳的原因，但這一看似確鑿的遷葬時間節點上，其實依舊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歷史矛盾：根據正史記載，在這一天，撰寫墓志的狄仁杰恐怕早已不在人世。

狄仁杰究竟逝于何時？兩唐書的《狄仁杰傳》中均無明文記載。但在《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中卻有這樣的描述：“（圣歷三年）五月癸丑，上以所疾康復，大赦天下，改元為久視……九月，內史狄仁杰卒。”而《資治通鑒》則將狄公的離世精確到了具體日期，司馬光在700年農歷九月的條目中寫道：“辛丑（即二十六日）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既然狄公已于700年農歷九月二十六日溘然長逝，那么，一個已經作古之人，又如何能在十月為他人撰寫墓志銘呢？莫非，給袁氏父子撰寫墓志的“狄仁杰”，與我們熟知的那個大唐神探，只是同名同姓的兩個人？

狄仁杰落款之謎

這種可能性幾乎可以完全排除。狄仁杰在給袁公瑜撰寫墓志、介紹自己的官職身份時，落款清晰地寫著：“河北道安撫大使狄仁杰。”據正史記載，698年突厥大舉入侵河北，狄仁杰臨危受命，被武則天欽點為這一要職，用以抵御外侮，安撫當地百姓。“河北道安撫大使”是地位顯赫的重要官職，同一時期朝堂之中，絕不可能出現兩位同名同姓且擔任同一重要官職的官員。

對此，另一位世界著名的異國神探福爾摩斯曾有一句經典名言：“排除一切不可能，剩下的再不可能也是真相。”既然如今文物界與考古界已經蓋棺定論，認定這兩方墓志確為狄仁杰的書法真跡，那么大可以反向推論：史書中關于狄仁杰去世時間的精確記載極大概率是有誤的。

這屬于專業史學的考證范疇，暫且略去不表，我們倒是可以依托這兩份一手墓志，用“摳字眼”的方式，試圖還原作為臣子的狄仁杰，在其人生暮年時的仕途履歷，窺見他身居高位時暗藏的處事心態。

看過電視劇《神探狄仁杰》的觀眾，應該都對劇中“狄胖胖”一段超燃的自報家門環節記憶猶新：“在下姓狄，名仁杰，并州人氏，官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黜陟使……”

臺詞中的“鳳閣鸞臺”，是武則天稱帝后獨有的官署名稱，對應傳統三省六部制里的門下省，換言之，狄仁杰所擔任的其實是“同門下平章事”，也便是世人常說的宰相。唐代宰相分為兩類，一類是法定宰相，也就是三省最高長官仆射、侍中、中書令；另一類屬于加銜宰相，那更像是一種政治資格、榮譽頭銜，而非某個具體的實權崗位。“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便是典型的“加銜宰相”。

史料記載，狄仁杰于天授元年（690年）首次被授予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到了698年農歷八月，據《資治通鑒》記載：“以狄仁杰兼納言。”九月份，狄仁杰因突厥戰事被派往河北出任外職。在河北期間，他被授予了“河北道安撫大使”之職，也正是在此階段之后，他才有可能替袁氏家族撰寫墓志銘。

時間線與仕途履歷看似完全吻合，但這里又衍生出一個極易被忽略的新矛盾：武則天時期的“納言”，亦即門下省的最高長官“侍中”，那是妥妥的“法定宰相”，論政治地位比地方上的安撫大使要高得多。那么，狄仁杰在撰寫墓志介紹自己時，為何放著堂堂“納言”的宰相大銜不寫，非要“屈尊”在落款中寫上一個“河北道安撫大使”呢？

700年，武則天再度提拔狄仁杰，授予其內史（相當于中書令）一職，還專門頒布《授狄仁杰內史制》，制書提及此前狄仁杰的官職為“守納言”。隋唐官制中，“守官”代表官員暫代、試署正職，尚未正式轉正，這也對應了698年狄仁杰的任職狀態。

于是，我們大可做出這樣一種合乎情理的推測：在為袁氏撰寫墓志的那一刻，狄仁杰或許還處于“實習納言”的微妙階段。出于對波譎云詭的武周政局的謹慎考慮，處事圓融的他不太愿意在私家文章中過分強調自己尚不穩固的宰相身份。僅僅一方墓志的署名，狄仁杰都能反復斟酌、謹慎取舍，足以看出他身居朝堂，始終謹小慎微、思慮周全。

狄仁杰晚年跌宕曲折、步步審慎的仕途經歷，也道出了一個有趣的道理：一個不愿意動腦子的書法家，當不了好的政治家。封建王朝時代，伴君如伴虎，步步皆是權衡。時至今日，狄仁杰凡事深思熟慮、行事克制穩重的處事風骨，依舊值得我們細細品讀、躬身學習。

文并供圖/老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