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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充滿著難以達到你的要求的憤怒與失望的話,那么,你希望到哪里尋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同好者對你的幫腔?
我想,最佳選擇是到文革的大批判文稿里,找到當年的那些烙印著時代印跡的戰斗檄文。
我最早讀到《被開墾的處女地》,是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新墾地》,由草嬰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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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很奇怪,為什么這樣的名聞遐邇的名著,要由一個地方出版社出版呢?
草嬰的譯筆,確實簡潔、明快、流暢,整部小說帶著一股中國文本的清新脫俗味,但是與之前讀過的《靜靜的頓河》的帶著歐化語句風格的金人譯本相比,又覺得失卻了許多忠實于原文直譯的新鮮意象的震撼感。
《被開墾的處女地》一直覺得與《靜靜的頓河》的落差太大,無論是社會場景的廣度與深度,還有人物刻畫的豐滿度,兩者都存在著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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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開墾的處女地》相對于肖氏的成功之作,只能說是一堆沒有文學加工的廢稿,讀起來,寡淡無味,要不是草嬰的優美的文筆,拯救了小說,那簡直是一部難以卒讀的垃圾。
這時候,你就想找一篇文章,憤怒地抨擊《被開墾的處女地》一下,能在哪里找到?可笑的是,你發現,只有在文革的大批評稿里才能找到你現在需要的憤怒味。
你不難實現你的心愿。當年文革期間的《人民日報》上,就刊載了多篇炮轟肖氏《被開墾的處女地》的大批判稿類文章。
你不得不發現,文革期間對《被開墾的處女地》的批判,從某種程度上,恰恰可能點中了小說的要害,這要比今天模棱兩可的模糊論述還能切中文學的本真與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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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人聯想到學者李零在他的解析《論語》的著述中,就認為文革期間的《論語》評點本,恰恰是可能最能夠解透這本儒家經典著作深意的。
個人感覺,批判稿,必須保持自己的鋒芒,就更要確定一個前提,就是對批判對象要有入木三分的認識,而不能含糊其辭,王顧左右而言它。這意味著,批判稿必須需要更高的站位,更清晰的目力,更深刻的把握。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當年對《被開墾的處女地》的批判文章。
《人民日報》1967年11月11日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篇抨擊檄文,名為“富農代理人布哈林的辯護士——評《被開墾的處女地》”,作者署名為:解放軍某部五好戰士李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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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沒有給《被開墾的處女地》以好臉色,可以說是火力全開地對小說進行了一番狂轟濫炸。
但問題是,文章炸的是否有道理。
我們先看看文章中,第一段批判了《被開墾的處女地》里丑化了貧農。
——肖洛霍夫忠實地宣揚了布哈林否認貧農的理論。在《被開墾的處女地》中,他把貧農歪曲為一群沒有階級覺悟,沒有社會主義積極性,自私落后,愚昧無知的群氓。這里只要看看他對老貧農舒卡爾的丑化就可知其一斑。
舒卡爾一出場,肖洛霍夫就叫他出丑——穿了一件“女式的白羊皮大衣”。然后就把迷信落后,自私愚昧,好吃懶做,專吹牛皮,盼望發財等等壞品質統統堆在舒卡爾頭上。他迷信“命運”,一件“不吉利”的小事,就可以叫他心驚肉跳;他一天到晚吹牛,“天生成這樣的性格,不吹牛不撒謊就過不了日子”;他不管養馬放羊趕車都要打瞌睡,追求一頓吃“三斤半羊肉”;他想當演員“賺大錢”,想入黨“夾上皮包走來走去”;他的處世哲學就是“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吃”……肖洛霍夫筆下的老貧農舒卡爾就是這樣一個丑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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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農所以擁護集體化,有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根本原因就是他們受剝削,受壓迫,苦大仇深。可是肖洛霍夫卻荒謬絕倫地編寫了一大段舒卡爾對舊社會的回憶,說明舒卡爾受的不是階級苦,而是“動物苦”。看!舒卡爾在舊社會受的苦就是被狗咬過,被鵝啄過,給老鷹嚇過,給野豬撞過,被馬駒踢昏,甚至連黃鼠狼都追他。樣樣“苦”都吃過,就是沒有受過階級苦!肖洛霍夫根本否認了貧農受剝削受壓迫的階級地位,否認了貧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階級根源,否認了必須依靠貧農來辦集體農莊的階級政策!——
我們再來看一看藍英年刊發于1996年8月30日《文匯讀書周報》上的“重讀《被開墾的處女地》”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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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曾經翻譯過半部《日瓦戈醫生》,但現在的版本里,卻將他的譯文剔除,由另一位譯者譯完了全部小說,不知何因。難道藍英年翻譯的那一部分稍遜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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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譯者是張秉衡
藍英年在當年蘇聯解體之后最醒目的作為,是在《讀書》雜志上連載了對蘇聯小說的所謂背景解密的文章,在蘇聯解體后大家都對蘇聯文學踩上一只腳的大趨勢之下,他也算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他的解密的來源,主要是采購了一堆蘇聯解體前后那些動搖了帝國支柱的真假難辨、聳人聽聞的街頭小報,然后從上面東拼西湊,作為對蘇聯文學污名化的主要信源,迎合了當時的一股踩踏蘇聯情結的流行潮汛。
但問題是,那些街頭小報有多少真實性?而藍英年在重新打開蘇聯文學的秘訊的時候,又用他的想當然的心理,去妖魔化當年那些炙手可熱的文壇人物的內驅動力,而在這種想象中,采用的共同的手法,就是把蘇聯文學名人往功利性、欲望化一極推搡,有效地把蘇聯文學釘上了恥辱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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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重讀《被開墾的處女地》”一文中,與文革的大批判文章如出一轍。文革批判稿,說小說里的貧農是一幫“愚昧無知的群氓”,而藍英年則稱這些小說里依靠的貧農是“游手好閑的二流子”。這樣,文革的大批判稿,與藍英年的解析文章不謀而合,勝利會師,從而將《被開墾的處女地》的核心要旨拿捏得死死的。
下面,我們看看藍英年是如何評述的:
——農業集體化的骨干都是什么人呢?中農梅譚尼可夫、貧農劉比施金、烏沙可夫和狗魚老爹等人。他們不少人是游手好閑的二流子。對分富農浮財上勁,種地就沒多大勁頭了。中農阿赫特金嫌他們不好好干活,所以不加入集體農莊: “我們天不亮就起來耕地,一直耕到天黑,不知出了幾身大汗,腳上磨出雞蛋大的血泡,夜里還得放牛,睡不了覺。我進農莊會賣力干活,可別人呢,就說我們的柯里巴吧,他就會躺在犁溝里睡大覺。盡管蘇維埃政權說貧農中間沒有懶漢,說那是富農造謠,但這種說法不對。柯里巴一冬天都躺在熱炕上,腳伸到門外。清早腳上落滿霜,腰都被熱磚燙壞了,這家伙懶到大小便都不愿下炕,我怎能跟這幫人一塊干活呢?”劉比施金是褲子破得沒法從姑娘們跟前走過的貧農,可他領導的第二生產隊是怎么干活的呢?他對達維多夫抱怨道: “一點辦法也沒有!我手下只剩二十八個勞力,可這幾個也不肯干活,老偷懶。”中農梅譚尼可夫向村蘇維埃主席拉茲苗特諾夫發牢騷: “種地也罷,看牲口也罷!你看三十個干活的當中倒有十個蹲在籬笆邊抽煙。”中學課本和文學史經常引用狗魚老爹的一句話: “弟兄們,這樣的日子我太喜歡了!”以此證明莊員生活得多快活。但他們只引用了后半句,還有前半句: “哎,咱們去一趟賺一根杠子來。”一根杠子代表一個勞動日。狗魚老爹套車出去轉一趟便賺一個勞動日,他“太喜歡”的是不干活掙勞動日。這些積極分子私有觀念也很強。分富農浮財時人人眉開眼笑,把自家牲口牽入農莊便個個愁眉苦臉了。農民開始加入集體農莊時村里突然刮起一股屠宰家畜風。先宰牛羊,接著殺雞鴨。一時間人人吃得拉肚子。狗魚老爹宰了一頭小牛,牛排吃得太多,不論白天黑夜老是提著褲子往屋后的向日葵叢里鉆。劉比施金和梅譚尼科夫都是跟老婆打架后才把牛牽到管委會去的。牽去后夜里睡不著,老惦記著自己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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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文革大批判體文章“富農代理人布哈林的辯護士——評《被開墾的處女地》”中,又說《被開墾的處女地》為富農鳴冤叫屈,大唱贊歌:
——肖洛霍夫把富農寫得比天使還美。他不僅不揭露富農殘酷剝削的本質,反而大肆宣揚富農原本也是“一無所有”,他們所以富是因為勤勞能干。肖洛霍夫還捧出富農雅可夫·洛濟支和基多克為證,說因為他們“白天黑夜地干活,頭發胡子都顧不得理,冬冬夏夏就穿一條粗布褲子”,還“累出小腸疝氣”,才變成富農的。肖洛霍夫對富農的贊歌唱得多響!他對布哈林的“勞動發財”的富農理論真是心領神會,學到家了。
肖洛霍夫筆下的富農非但不剝削,愛勞動,而且能為社會主義效勞。富農雅可夫·洛濟支拚命開荒,為蘇維埃“提供良種”,“得過獎狀、獎金”和“先進農民”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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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的文章里,同樣看到了小說里對富農的耐人尋味的同情筆調:
——列寧格勒工人達維多夫、村黨支書納古爾諾夫和村蘇維埃主席拉茲苗特諾夫是如何領導隆隆谷村農民建立集體農莊的呢?從消滅富農著手。把他們趕出村去,把他們的財產分給農民。頭一個消滅的是富農基多克·波羅丁。他不是沙俄富農,祖先沒給他留下土地,而是勞動致富的蘇聯富農。他原是貧農,1918年同黨支書納古爾諾夫一起參加過赤衛軍。把白軍趕出北高加索后回到隆隆谷村,一心想發家致富。 “他白天黑夜地干活,頭發胡子都顧不上理,冬夏都穿一條粗布褲子。掙了三對公牛,累出小腸氣來,可他總不知足!他雇工人,每次雇兩三個。他掙了一架風磨,后來又買了一架五馬力的蒸汽發動機,辦起榨油廠,還買賣牲口。”這是支書納古爾諾夫對他的揭發。基多克是怎樣回答的呢? “我執行蘇維埃政權的命令,擴大耕地面積。我雇工也是合法的:我老婆有婦女病。我過去什么也沒有現在什么都有,我打仗就是為生活得好。老實說,蘇維埃政權不靠你們,我用自己的雙手養活它。可你們就知道夾著皮包跑來跑去……”基多克在蘇聯富農當中具有典型性。首先,他們是種地能手。暗藏的富農雅可夫就向達維多夫介紹過種田經驗“我們照老辦法種地不劃算!就拿黑麥來說吧,為什么它會凍壞,好多人種子都收不回來?可我地里麥穗總是密得擠都擠不進去……這都是我預先擋住雪,讓土地吸飽水分。有些人貪心,齊根割掉向日葵稈當柴燒,他們不知道如果只割下花頭,把稈子留在地里擋雪風就吹不進去,雪就不會刮到洼地里。”其次,由于他們地種得好,政府便鼓勵他們多種,但土地種得一多,一家人手便不夠了,不得不雇工。到了農業集體化便成了富農。第三,他們按定額繳納糧食,從不拖欠。農業集體化便要全盤消滅他們。——
也就是說,文革的批判稿里,拎出了肖氏隱藏在文字中對富農的深切同情,而藍英年又在新的形勢下,對小說里的同樣的描寫,列舉出了更為詳細的文學描寫,以印證文革批判稿里的炮轟的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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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批判稿對《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的末尾部分的凄慘描寫,也作了揭露:
——到了小說的最后部分,肖洛霍夫對集體化的攻擊達到了最高峰。小說是從春種開始寫到秋收結束。格內米雅其村春天種下了集體化的種子,秋天收到了什么果實呢?
肖洛霍夫在人們眼前展現的秋天的集體農莊是一個凄凄慘慘哀鴻嗚咽的黑暗世界:農莊里倒霉的事情越來越多,光在一天里,又是死人,又是少見的婦女難產,又是山羊落井淹死。接著,拉古爾洛夫、達維多夫又死在白匪手下。達維多夫的未婚妻哭哭啼啼回到村里,甚至連好吹牛的舒卡爾也“明顯地變得衰弱”“孤僻寡言”,整夜在墓地里“嘆氣、劃十字、流眼淚”。“夜越來越長,越來越黑”,“從漆黑的高空中傳來鶴的哀唳,雁凄涼地互相呼應著,鵝克制地咯咯叫,鴨子拍拍地鼓動著翅膀”。肖洛霍夫筆下的格內米雅其村成了陰森可怕,暗無天日的地獄。在這里,看不到集體化的勝利,看不到人民的歡樂,看不到豐收的喜悅,看不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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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稿看清肖氏的目的,是攻擊集體化,而藍英年,也同樣在1996年作了這樣的判斷,看看他在“重讀《被開墾的處女地》”一文中最后下的結論:
——肖洛霍夫對農業集體化的態度鮮明地表現在小說里。試想幾個腦子里裝滿教條和各種荒謬念頭的人,率領一群游手好閑、自私自利的二流子,趕走種田能手,自己卻不肯辛勤勞動,會建立起什么樣的農莊? ……怎么能說肖洛霍夫對農業集體化唱贊歌呢?然而斯大林需要有人為他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唱贊歌,光潘菲洛夫那樣的作家還不夠,還需要受到全國人民喜愛的肖洛霍夫。于是御用評論家便把《處女地》定為歌頌農業集體化的小說。他們把這種觀點灌輸給人民,從小學生開始。小學生們從上面提到的文學課本接受的便是這種觀點。世代相傳,半個多世紀后這種觀點便在已喪失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的腦子里扎了根。當蘇聯批判、否定農業集體化之后《處女地》也跟著被批判、否定了。這是一個歷史誤會。如果我們不抱成見細心地讀讀這本書,便會看到肖洛霍夫寫的并不是贊歌,而是大膽地、真實地記錄了這段歷史。肖洛霍夫在《處女地》里依然是位偉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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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文革的那位大批判稿作者,比藍英年提前近二十年,看到了肖洛霍夫的寫作動機。我們能說這位大批判稿作者的敏銳識力,值得我們懷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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