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一位杰哥拉了5名女乘客，剛開出去沒多遠，他就悄摸撥了110

重慶一位杰哥拉了5名女乘客，剛開出去沒多遠，他就悄摸撥了110

那天下午六點，天還亮堂堂的，解放碑這塊堵得像一鍋熬稠了的稀飯。我把車停在路邊啃包子，韭菜雞蛋餡的，皮厚，咬了三口才見著餡。手機支架上掛著老婆半小時前發的語音，我擱那兒一直沒敢點開聽。曉得又是那些話，房貸催款單來了，閨女舞蹈班該續費了，隔壁老趙給媳婦換了臺新車。我這個跑出租的，天天在馬路上轉悠，轉來轉去也轉不出這幾條街，轉不出這一腦門子的煩心事。

正嚼著，有人敲車窗。五個女的，打頭的穿紅裙子，燙著大波浪，香水味隔著玻璃都往鼻子里鉆。后頭跟著的年紀大些，穿碎花衫，手里拎著個帆布袋，看樣子里頭裝了不少東西，壓得她肩膀一邊高一邊低。再后頭三個年輕姑娘，嘰嘰喳喳的，一人手里攥著杯奶茶，冰塊晃得嘩啦響。

“師傅，走不走？南山一棵樹。”紅裙子拉開門就坐副駕上了，也不問價。她回頭招呼后面的人，“快快快，一會兒該堵死了。”

碎花衫最后一個上來，砰地關上車門，那聲音聽著心里一顫。她坐我正后方，帆布袋擱在腿上，窸窸窣窣翻了一陣，掏出個保溫杯擰開喝水。我透過后視鏡瞟了一眼，是個五十來歲的女人，頭發花白了大半，臉上溝溝壑壑的，眼睛倒是亮，就是這會兒紅通通的，像剛哭過。

我這車是輛老款鈴木，跑了四十多萬公里，座椅塌下去一塊，開起來底盤咯吱響。五個女人擠在后頭，嘰嘰喳喳說話，香水味、汗味、還有不知道誰的韭菜盒子味混在一起。車里熱，我把空調開大，冷風吹出來帶著股霉味兒。碎花衫咳嗽了兩聲。

“媽，你喝點水。”后頭一個扎馬尾的姑娘探過身來，聲音輕輕的。原來是娘兒倆。碎花衫擺擺手，眼睛望著窗外，霓虹燈的光在她臉上明一陣暗一陣的。

從解放碑出來往南坪走，堵在長江大橋上的時候，紅裙子開始打電話。手機開的外放，那邊一個男人的聲音，聽起來不耐煩得很。“說了加班，你催什么催？”“加班？你上禮拜也說加班，結果呢？我在你兄弟朋友圈看見你們在KTV，摟著哪個小姑娘呢？”紅裙子的聲音尖起來，指甲掐進車座的皮套里。后面三個姑娘交換了一下眼神，都不說話了。碎花衫把臉轉向車窗，玻璃上映出她模糊的影子。

過了橋上了南濱路，車速終于提起來。紅裙子掛了電話，從包里摸出煙，問我：“師傅，能抽不？”我說窗戶開條縫吧。她點了煙，青灰色的霧在車里散開，后頭馬尾姑娘皺了皺鼻子，沒吭聲。

碎花衫忽然開口了，聲音沙沙的：“南山上這會兒涼，你穿這么少。”她是對紅裙子說的。紅裙子愣了一下，掐了煙，“阿姨，我不怕冷。”碎花衫沒接話，低頭打開帆布袋，從里頭掏出一件疊得方方正正的薄外套，遞過去，“拿著吧，山上風大。”

紅裙子接了，道了聲謝，外套擱在腿上，手在上面來回摩挲。那件外套洗得發白了，袖口磨出了毛邊，可疊得整整齊齊，看著就是個仔細人收拾的。后頭馬尾姑娘的眼睛又紅了，這回我沒看錯，她是咬著嘴唇忍著的。

車子開始爬坡，發動機哼哧哼哧的，轉速表指針抖得厲害。我掛了二擋慢慢往上拱，路邊全是農家樂和觀景臺的招牌，花花綠綠的燈串掛得跟過年似的。開到一個急彎，對面下來一輛大貨車，遠光燈晃得我睜不開眼。我往右打了把方向，車頭擦著路邊的石墩子過去，后頭三個姑娘哎喲一聲，奶茶灑出來半杯。

“師傅你慢點開嘛！”扎馬尾的姑娘聲音帶了哭腔，手里的奶茶淌了一褲子。她媽，碎花衫，趕緊從帆布袋里掏出紙巾遞過去，嘴上說著“沒事沒事”，手卻在抖。我這才注意到她手腕上戴著一只玉鐲子，成色一般，但養得油潤，該是戴了好些年的。

就在這時，副駕上的紅裙子手機又響了。她看了一眼屏幕，沒接，直接按了掛斷。沒幾秒鐘，又響了，又掛。第三次響起來的時候，她接起來就罵：“你有完沒完？我說了不回去，今晚就不回去！你跟你那個女同事過吧！”掛了電話，她肩膀塌下來，整個人縮在座位里，指甲摳著那件舊外套的邊。

后頭碎花衫忽然說：“閨女，夫妻吵架，床頭吵床尾和，別往心里去。”她聲音不大，可車里安靜，每個字都清清楚楚。紅裙子扭頭看她，“阿姨，您不明白，他外面有人了，我親眼看見的。”碎花衫沉默了一會兒，帆布袋擱在腿上，兩只手交握著，指節發白。

“我年輕的時候，”她說，“也撞見過。”她停了一下，“我們家那口子，跟廠里一個女的。那時候我閨女才三歲。我鬧過，砸過東西，抱著孩子回娘家住了三個月。”馬尾姑娘低低叫了聲“媽”，碎花衫搖搖頭，繼續說：“后來呢？后來他跪在廠門口求我回去，那天下著大雨，全廠的人都看著。我想著孩子，想著那個家，還是回去了。”

“那您后悔嗎？”紅裙子問。

碎花衫沒回答，過了好久才說：“后悔不后悔的，都這把年紀了。就是有時候半夜醒了，看著旁邊那個人，覺著陌生。你說過了幾十年了，怎么還能覺著陌生呢？”她聲音越來越低，“今天是我生日，他都不記得了。我閨女帶我上山看夜景，說讓我高興高興。”

我心里猛地一抽。后視鏡里，馬尾姑娘——她閨女——正低著頭抹眼淚，肩膀一聳一聳的。另外兩個姑娘一左一右摟著她，小聲說著什么。車里彌漫著一股說不上來的情緒，像南山上這會兒的霧氣，涼絲絲的，往骨頭縫里鉆。

前面有個觀景臺，我打了把方向拐進去。車停穩了，五個女人都沒動。紅裙子把煙盒收進包里，拿起那件舊外套抖開，披在身上。碎花衫還在望著窗外，遠處渝中半島的燈火連成一片，星星點點的，像撒了一把碎金子在大地上。

“師傅，”紅裙子忽然說，“我能借您電話用用嗎？我手機沒電了。”我猶豫了一下，把手機遞過去。她按了幾個號碼，通了。“喂，是我。”她聲音變了，軟下來，“你……你吃飯了嗎？我今晚不回去了，你別等我。那個，你少喝點酒，你胃不好。”掛了電話，她把手機還我，眼圈紅紅的。

碎花衫看著她，忽然笑了，臉上的褶子擠在一起，“這就對了。”

我握著方向盤，心里翻來覆去的。老婆那條語音還在手機里沒聽，這會兒忽然特別想聽。我點開，放在耳邊。她的聲音傳出來：“老張，催款單又來了，這個月再不還銀行要上門了。閨女今天畫畫得了獎，說想你了，問你啥時候回來吃飯。我燉了排骨，給你留著呢。”聲音有點啞，像是感冒了，又像是別的什么。

我鼻子一酸。結婚十五年，我跑出租跑了十二年，早出晚歸的，家里的大事小事全是她一個人在扛。閨女今年上小學五年級了，我連她班主任姓什么都記不清。上回閨女發燒，我在機場等活兒，是她一個人背著孩子去的醫院。我趕過去的時候，她在走廊椅子上睡著了，閨女躺在她腿上打點滴。那會兒我心里就發過誓，要對她們娘兒倆好。可這才過了多久？我又讓那些瑣碎的東西糊住了眼睛。

車子重新發動，我掉頭往回開。碎花衫問：“師傅，這不還沒到一棵樹嗎？”我說：“阿姨，前面堵車了，我繞條近道。”其實前面暢通得很。我只是想快點回家。

下山的路比上山順當，江水在左邊泛著粼粼的光。車里沒人說話，可那氣氛不一樣了，像有人往一鍋涼水里添了把火，慢慢溫起來。紅裙子靠著窗戶，身上披著那件舊外套，手里握著手機，屏幕亮了一下，她低頭看了看，嘴角彎了彎。后頭三個姑娘分著最后一點奶茶，冰塊已經不響了。碎花衫歪著頭，靠在她閨女肩膀上，眼睛閉著，睫毛上有點濕。

到了一棵樹那個岔路口，我本該右拐。但我打了左轉燈，直直往山下開。紅裙子這回沒問我，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沒有。碎花衫睜開眼，坐直了身子，看著窗外后退的街燈，沒說話。

我把車開回解放碑的時候，夜市已經擺出來了，燒烤攤冒著白煙，麻辣燙的香味飄得半條街都是。紅裙子在我手機上掃了碼付錢，多給了二十，說“師傅辛苦了”。我沒推辭，推來推去的沒意思。五個女人下了車，紅裙子把外套疊好還給碎花衫，“阿姨，謝謝您，這外套還您。”碎花衫沒接，“送你了，拿著吧。山上冷。”紅裙子站著愣了一下，接過去抱在懷里，點了點頭，轉身走了，高跟鞋敲在柏油路上，嗒嗒的。

馬尾姑娘扶著她媽往路邊走，走了幾步，碎花衫回過頭來，沖我招了招手。我搖下車窗，她走過來，從帆布袋里掏出一個橘子，塞到我手上。“師傅，跑夜車辛苦，吃點水果。”那橘子還帶著她的體溫，暖烘烘的。

我把車停到路邊，掏出手機給老婆打電話。“喂，”我說，“我回來了。排骨還有嗎？”那頭沉默了兩秒，“有，給你留著呢。到哪兒了？”“樓下。”我說，“馬上上來。”

掛了電話，我坐在車里發了會兒呆。方向盤上那只橘子黃澄澄的，在儀表盤的光底下泛著柔和的亮。我把它揣進兜里，鎖了車，往樓道里走。老房子的聲控燈壞了有一陣了，我一直沒顧上修，這會兒摸黑往上爬，到三樓拐角的時候，聽見頭頂傳來開門的聲音，老婆穿著拖鞋站在那里，樓道燈被她拉亮了。

“慢騰騰的，排骨都涼了。”她說。

我沖她笑了笑，從兜里掏出那個橘子遞過去。“路上一個阿姨給的，”我說，“甜得很。”

她接過去，翻來覆去看了兩眼，“哪來的阿姨？”我說：“拉的一車乘客，五個女的，從解放碑上車，本來要去南山一棵樹的。”她等著我往下說。我撓撓頭，“后來沒去成，我把她們拉回來了。”

“為啥？”

“想你了。”我說。

她愣了一下，白了我一眼，“神經病。”轉身進了屋。但那橘子她沒放下，拿在手里攥得緊緊的。屋里飄出排骨的香味，閨女在客廳喊“爸爸回來了”，拖鞋啪嗒啪嗒跑過來。我彎腰把她抱起來，她摟著我脖子說：“爸，我今天畫畫得獎了，畫的是咱家。”

我抱緊她，走進屋里。客廳燈亮堂堂的，桌上擺著三副碗筷，排骨冒著熱氣，旁邊還多了一盤炒青菜。老婆從廚房端出最后一碗湯，圍裙還沒解，頭發隨便扎著，幾縷碎發貼在額頭上。

那晚我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出車，副駕上擱著那個橘子，我沒舍得吃。后來好幾天我都揣著它，看著它慢慢干癟下去，皮皺了，顏色也暗了。最后我把它擱在儀表臺上，跟老婆閨女那張照片放在一起。照片是去年過年拍的，在洪崖洞，背后全是燈籠，老婆穿著紅棉襖，閨女騎在我脖子上，三個人的臉被燈籠映得紅撲撲的。

再后來跑車的時候，我總愛跟乘客聊幾句。遇上吵架的小兩口，我就說，南山上的夜景好看，但家里頭的燈才暖人。遇上帶著老人出門的，我就開慢點，讓他們多看看窗外。老婆說我這陣子變了個人似的，問我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我笑了，我說有人了，有五個呢，一個穿紅裙子，一個穿碎花衫，還有三個喝奶茶的。

她罵我胡說八道，但沒真的生氣。閨女畫的畫貼在了冰箱上，畫的是三間房子，一間大的兩間小的，屋頂冒著煙，門口站著三個人。閨女說中間那個最矮的是她，左邊高的是媽，右邊最高的那個是爸，嘴角咧到耳朵根。

那天晚上那個碎花衫阿姨后來我再沒遇見過。但有時候跑夜車累了，停在南濱路抽煙，看著對岸的燈火，我就想起她說的那句話——“有時候半夜醒了，看著旁邊那個人，覺著陌生”。我不想覺著陌生。我想著家里的排骨，想著閨女畫的畫，想著老婆在樓道里給我拉亮的那盞燈，心里就踏實了。

那五個女乘客從哪兒來的，到哪兒去，后來怎么樣了，我都不曉得。但她們在我車上那四十幾分鐘，像是有人往我這潭死水里丟了塊石頭。那波紋一圈一圈蕩開去，蕩到我跟老婆之間那些悶著沒說的話上，蕩到我閨女一天天長大的背影上，蕩到我跑了四十多萬公里的車輪底下。水還是那潭水，可它動了，活泛了，能照見人影了。

前幾天我又接到一個活兒，也是五個女的，也是去南山一棵樹。這回我沒猶豫，安安穩穩地把人送到了。山頂上風大，她們下車的時候縮著脖子笑成一團，互相摟著往觀景臺跑。我停在那兒看了會兒夜景。渝中半島的燈還是那樣，密密麻麻的，像一鍋熬開了的稀飯，咕嘟咕嘟冒著泡。可這鍋稀飯里，有我一粒米。我得回去守著那鍋飯，別讓它糊了。

下山的時候我又經過那個急彎，對面沒來車，路況好得很。我哼著歌，打方向盤的右手上套著一只新買的護腕，閨女送的，說是用她攢的零花錢買的，讓我開車手不疼。護腕有點緊，勒得肉鼓出來一塊，可我舍不得摘。我掛上三擋，往家的方向開。后視鏡里，南山一棵樹的觀景臺越來越遠，那五個女乘客的身影小成了幾個點，融在燈光里，再也分不清誰是誰了。

晚上到家，排骨還剩兩塊，老婆給我熱了熱。閨女已經睡了，作業本攤在桌上，最后一道數學題只寫了一半。我坐下來，把那半道題做完了，在旁邊畫了個笑臉。老婆從廚房探出頭來，問我橘子要不要切。我說切吧，一人一半。

那個干癟了的橘子早讓我扔了，但每天都有新鮮的橘子擱在桌上。老婆說菜市場最近橘子便宜，買一大袋子才十塊錢。我剝了一個，酸得齜牙咧嘴，閨女在旁邊笑得直拍桌子。酸也吃，甜也吃，日子就是這么過的。

我跑我的出租，她上她的班，閨女念她的書。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那個晚上，那五個女乘客，那件舊外套，那只暖烘烘的橘子，就像往我這平凡日子里撒了把鹽，有滋有味了。

現在每次啟動車子，儀表盤上那張照片旁邊，我又貼了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回家吃飯。”閨女寫的，字歪歪扭扭的，可每次看見，我都記得掛二擋慢慢開，不搶道，不著急。因為家里有人在等。因為那盞燈，一直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