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的杜聿明帶著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從徐州逃跑,“國防部第三廳”中將廳長郭汝瑰代表“國防部”給他劃定的路線是向東南方向,走淮安、取道蘇中,輾轉撤往南京、上海。
當時我軍前線指揮部已經分析出杜聿明逃跑的三條可能路線:第一條是沿隴海路向東,經連云港海運南撤,但在短時間內集中承載三個兵團的運輸船基本是不可能的;第二條就是郭汝瑰說的那條,這條路要走水網地帶,河川縱橫,不利于擁有坦克大炮等重裝備的機械化部隊行動;第三條就是沿津浦路西側南下,這條路地勢開闊道路平坦,我軍判定杜聿明一定會走第三條路。
杜聿明逃離徐州有三條路可以走,郭汝瑰已經把他為杜聿明制定的逃跑計劃通過聯絡人任廉儒傳遞到我方,如果我軍在第二條路設伏,而杜聿明則自作主張走第三條路,那么他就有可能帶著三個兵團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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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一向是對郭汝瑰有所懷疑的,還曾舉報郭汝瑰是地下黨,但時任“參謀總長”的顧祝同卻一笑了之:“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非常忠實,業務辦得很好。(本文黑字,均出自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匯編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戰場記憶(之三大戰役)》)”
杜聿明認為郭汝瑰給他劃定的逃跑路線是挖坑,就背著郭汝瑰跟老蔣鉆進密室嘀咕了半天,自以為能瞞天過海,卻被留在外面,一向與郭汝瑰“不睦”的“參謀次長”一語道破——不管杜聿明如何算盡機關,總還是瞞不過明眼人,他的“另辟蹊徑秘密撤退”,也成了一個大笑話:按郭汝瑰的路走,損失一些重裝備是難免的,但按他自己定的路線跑,卻一頭扎進了包圍圈,不但重裝備一件沒保住,三個兵團和他自己,也全都搭進去了。
我們在電影《大決戰之淮海戰役》中看到杜聿明事后跟同僚抱怨的那段話是符合史實的:“國防部指定我們從兩淮撤退,他們歷來就是這么莫名其妙,當著他們的面,我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心里有數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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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在《淮海戰役始末》中回憶了他跟郭汝瑰的爭論:“他還滔滔不絕地講了這一案的理由。我有點忍不住,就大聲問郭汝瑰:‘在這樣河流錯綜的湖沼地帶,大兵團如何運動,你考慮沒有?’一時會場亂糟糟地大吵大笑。有人問我:‘左翼打不得,右翼出來包圍攻擊如何?’我說:‘也要看情況。’劉斐在旁邊給我打氣,連說:‘打得!打得!’又有人問我:‘你的意見如何打?’我笑而未答。”
一向針尖對麥芒,還互相舉報對方為地下黨的“國防部次長”劉斐居然和第三廳廳長郭汝瑰罕見地達成了一致意見,還有人打探杜聿明的真實想法,夫人曹秀清的特殊身份,讓杜聿明對蔣系高層的信任度極低,所以他故作深沉地笑而不答,然后請求跟老蔣單獨談話,并特意強調自己的方案千萬不能讓郭汝瑰知道。
杜聿明向老蔣匯報的以及回徐州的方案,讀者諸君應該能看出也是有問題的,該方案有十二條之多,咱們只挑跟撤退路線有關的幾條來說:二,三十日晚全部開始撤出徐州,第一要到達永城附近,第二要到達蒙城、渦陽、阜陽間地區,以淮河為依托,再向解放軍進攻;三,主力務于十二月一日晚到達瓦子口、青龍集附近,掩護軍右翼安全,而后經王寨、李石林到達永城以東及東關南關地區;五,主力撤退經蕭縣、紅廟、洪河集,向永城西關地區前進。
杜聿明給各部隊制定的目的地如下:十二月一日指揮部到達大吳集,第二兵團司令部到達王寨,第十六兵團司令部到達紅廟,第十三兵團司令部到達曲里鋪;十二月二日,指揮部到達孟集,第二兵團到達李石林,第十三兵團到達袁圩,第十六兵團到達洪河集;十二月三日,指揮部駐扎永城,邱清泉第二兵團司令部駐扎永城東關,李彌第十三兵團司令部駐扎永城北關,孫元良第十六兵團司令部駐扎永城西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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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給各部隊都規劃好了路線,并且連十二月三日全部到達永城后住在哪里都安排好了,但粟裕研判綜合情報和杜聿明的性格后,已經判定了杜聿明肯定會走第三條路,也就是自作主張走津浦路西側,他的小算盤,劉斐早就看清楚了,而且當著所有被隔離在密室之外的參會者都說明白了:“蔣介石問杜聿明究竟怎么辦,杜偽說最好以主力由雙溝經泗陽直趨五河,然后與李延年兵團會師北進,以解黃維兵團之圍。問他在港汊縱橫的地區運動,在遭受解放軍側擊時怎么辦?他笑而不答,然后他請蔣介石進入會議室旁的房間,二人密議。這時劉斐很不高興地說:‘還有什么辦法,無非是由徐州西面逃跑嘛!’”
杜聿明總是懷疑別人是地下工作者,但他自己一點地下工作經驗都沒有,明眼人都知道他說自己按郭汝瑰的計劃行事是偽裝,真正的目標是走津浦路西側逃往永城,所以劉斐冷冷的一句話,就拆穿了他的真實意圖——劉斐是什么人,郭汝瑰也是后來才知道的。
《郭汝瑰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我與劉斐有矛盾,我在大別山‘清剿’會議見他抬白崇禧出來,在睢杞戰役見他鉛筆輕輕一揮就把區壽年兵團送掉時,就想向蔣介石報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與共產黨有聯系的人,問任廉儒,他說‘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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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我方地下工作者有多厲害,讀過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自然知道,劉斐故意在大庭廣眾之下點破杜聿明的真實意圖,所以杜聿明在第三條路上被包圍,誰也不能怪到郭汝瑰頭上。
事實上杜聿明所謂的“保密計劃”,也根本無密可保,他從南京還沒回到徐州,他要帶著三個兵團逃跑的消息已經傳回去了,而且有些有錢有權的人已經爭先恐后跑路了。
時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的文強回憶:“杜聿明自吹是以神速的行動來去南京,而決定了撤退的大計,連書面的撤逃命令也來不及下,什么‘神不知鬼不覺”的保密,就是自欺欺人。’”
杜聿明回憶起來也是欲哭無淚:“我執行這一計劃時,怕泄露企圖,無法撤出,在南京會議上對作戰廳長郭汝瑰都未說明。可是我離開南京的當日,即有人通知國民黨在徐州的政治、經濟、黨務各部門要盡先撤退,于是徐州機場一時擁擠不堪,連劉峙本人也未能先走,一直等到二十九日早晨才起飛。這就是蔣介石集團的所謂軍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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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把眼睛盯在郭汝瑰身上,認為郭汝瑰給他制定的逃跑計劃就是把他往河里推,還自作聰明地選了一條便于機械化大兵團行動的“安全路線”,卻不知道他的改弦更張,恰恰救了郭汝瑰:如果杜聿明按郭汝瑰的路線行進,解放軍調兵遣將追擊是可能的,前路設伏似乎有些困難,但杜聿明在被追擊中丟掉一些重裝備是必然的,那么杜聿明就可以把自己“損失慘重”的責任推到郭汝瑰頭上。
走兩淮,丟裝備,走津浦路西,既丟裝備又丟人,這只能讓老蔣和顧祝同越發認為郭汝瑰的計劃可行,對郭汝瑰的人品和能力的評價也會更高。
解放天津的戰役只用了二十九小時就結束,攻城總指揮劉亞樓手里有多少份天津城防圖,不同史料記載不同,劉亞樓在1959年1月天津解放十周年慶祝大會上提出表揚:“天津是解放軍和地下黨共同打下來的,在天津戰役開始前,我們拿到一張詳細的敵人城防圖,對各條街道在什么位置,敵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圍的情況等,了如指掌,這樣仗就好打了,地下黨對天津戰役的貢獻是很大的。”
出于保密需要,劉亞樓只說自己拿到了一張城防圖,實際上據現在解密的資料顯示,當時地下黨送出的天津城防圖不是一份而是八份,據《中共軍事史上的秘密工作紀實》、《博物館里的黨史故事》、《全國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報告》等資料顯示,參與獲取圖紙的地下工作人員至少有十八人,但是能公開的名字,只有六個,他們就是王文源、劉鐵錞、麥璇琨、康俊山、趙巖、張克誠,其中一份城防圖還保存在平津戰役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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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蔣軍的任何作戰計劃,幾乎都是單向透明的,杜聿明的瞞天過海之計,能瞞得住參戰的徐州各兵團司令、軍長、師長,卻瞞不過明眼人,各種情報通過不同渠道源源不斷送出去,杜聿明的小聰明瞞不過大智者——劉斐能看穿杜聿明,我們的粟裕將軍更能看得清,所以前堵后追,在陳官莊把杜聿明包了餃子。
杜聿明無密可保,老蔣又朝令夕改扯后腿,永城成了杜聿明不可能到達的集結點,他的另辟蹊徑也成了自尋死路,讀者諸君看了相關將領回憶錄,對此事肯定也有更深刻了解:在您看來,如果杜聿明按照郭汝瑰的計劃逃跑,是不是真能跑回南京上海?老蔣對郭、杜二人又會作何評價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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