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南站重啟吸煙室，難阻二手煙外泄，旅客抱怨變相鼓勵吸煙

就在多地討論如何減少站臺的二手煙時，太原南站卻重啟了站內的豪華吸煙室。吸煙室設在二層的商業平臺，在站內的任何角落抬頭，你都能看見印有“吸煙室”和“煙草零售終端”的巨大藍色招牌。

“（吸煙室的）招牌很大很顯眼，跟其他高鐵站不同。”一位不久前路過太原南站的旅客小卜向南都記者抱怨，“就像是在變相鼓勵吸煙一樣。”

太原南站站內吸煙室。

他拍攝了一張充滿諷刺感的照片，站內二層平臺的柵欄上貼著“禁止吸煙”的標語，后面就是巨大的吸煙室招牌。他將照片發在社交媒體，配文：是左右腦互搏嗎？

吸煙室的門敞開著，室內有乘客吸煙。

另一位經常路過太原南站的旅客小潘也發現，“吸煙室又開放了，云煙霧繞的”。她路過時看到，有幾名旅客正在里面吸煙，雖然貼有請隨手關門的提示語，但吸煙室的玻璃門一直開著。

南都記者了解到，太原南站的吸煙室曾在5月末關停，玻璃門被藍色膠帶裹死，當時流傳的說法是，“市里收到投訴所以關了”。這次，邊上卷煙店的銷售員告訴小潘，吸煙室在6月底重新開放了。

太原南站的吸煙室曾在今年5月末關停。

小卜的帖子下面有人認為，設置吸煙室可以避免有人在站內隨便吸煙，熏到路人的可能性小一點。不過，小卜去乘車的時候，站臺上還是一堆人在抽煙。評論里也有人提出更多觀點，除了可以減少在其他地方吸煙，還有人認為這是“人性化管理”，避免煙霧影響其他人......

過去數月里，輿論對站臺吸煙行為爆發了激烈爭論，難忍二手煙的旅客強烈要求高鐵站臺應該禁止吸煙。而受限于缺乏法律規定、執法權限不明和鐵路系統封閉管理的傳統，站臺禁煙的問題仍未破題。但這些網絡爭論幾乎從未涉及火車站內——絕大多數情況下，大家都默認封閉的火車站內不能吸煙。（詳見：《沒人管還是管不了？人流密集的高鐵站臺，陷入控煙困局》）

小卜說，他去過的高鐵站里，即使有吸煙室，也從沒見過這種很醒目的招牌。太原南站喚起了另一個被忽視但同等重要的法律和科學問題：高鐵站內能否設置吸煙室？有了吸煙室就能避免二手煙外溢了嗎？為什么公共衛生專家反對建設吸煙室？

太原南站站內吸煙室，招牌很顯眼。

吸煙室無法阻擋二手煙外泄

關于吸煙室的辯論，從嘗試推進室內全面禁煙的那一天就開始了。支持者認為，吸煙室既可以為煙民提供舒適的吸煙環境，解除其煙癮之困，還能避免二手煙影響，減少勸煙沖突。有研究發現，一些地區的煙草業甚至主動出資修建了大批豪華吸煙室，以塑造其正面形象。

然而，過去30年間的研究反復證明一件事：即使采用了負壓技術和換氣設備的吸煙室，也無法阻止二手煙外溢，甚至還會導致吸煙者聚集吸入大量有害物質，實則兩害。

有“美國無煙區”之稱的加州，自1988年開始通過一系列法案確立了嚴格的控煙措施。但立法過程也不斷遇到煙草業的阻撓，建造吸煙室就曾是主張之一。1994年，加州立法禁止雇主讓不吸煙的員工接觸到二手煙，當時為了盡快通過法律，法律文本妥協后允許一些設立吸煙室的例外情況，對其通風和封閉性能也提出了要求。

到2015年修法時，這些允許設置吸煙室的例外都被刪除了。一個原因是，法案出臺后的一系列研究追蹤發現，絕大多數吸煙室都不滿足法律要求，即使是少數合規的吸煙室，也無法完全杜絕二手煙外泄。

香港在2005年修訂控煙法規后，實現了絕大部分的室內工作場所和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立法期間議員也曾就吸煙室（港稱吸煙房）有過討論，但當時已有諸多研究表明，“未有任何國際認同的抽風系統標準，可以支持設置有效防止二手煙滲入鄰近環境的吸煙房”，故條例也禁止了設置。作為回應，香港國際機場關閉了其全部12個吸煙室。

隨后，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委托香港科技大學繼續研究吸煙室，2009年提交給香港立法會的一份報告指出，目前尚未有任何決定性的證據，可證明吸煙房能有效分隔吸煙者與非吸煙者。即使采用嚴格的設計和通風標準，只要有人進出吸煙房，便不可能保障房外的非吸煙者不受二手煙影響。

“全球眾多國際大都會如倫敦、紐約、多倫多、三藩市、悉尼等全都禁止設立吸煙房。在加拿大和美國多個省分及州分，于室內實施禁煙但容許吸煙房多年后，更因政策成效不彰而改為取締吸煙房。”時任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在2009年給立法會議員的一份答復中稱。

2016年復旦大學健康傳播研究所控煙研究中心也在內地復現了這一實驗結果。彼時，上海控煙條例正在起草的關鍵階段，也就能否設置吸煙室引發不同立場專家的博弈。據上海觀察報道，該中心在上海虹橋火車站兩處吸煙室、上海火車站與上海長途客運南站共4個點進行了室內PM2.5濃度測定和問卷調查，測試結果發現，吸煙室內PM2.5濃度可達我國PM2.5的24小時濃度限值的30倍，達到室外PM2.5濃度的180倍。吸煙室外，不僅門口是重災區，5米外濃度達到室外PM2.5濃度的8倍。

“調研時，打掃衛生的阿姨告訴我，每天要在吸煙室里工作三小時，不吸煙的同事有時候會咳嗽、惡心。”該中心研究者告訴媒體，“這些弱勢群體正在受到原本不必要的健康傷害。”

作為行業代表，美國供熱制冷空調工程師學會在其立場文件中指出，禁止在室內及建筑物附近進行所有吸煙活動是避免健康影響和消除室內環境煙草煙霧暴露的唯一方法。無論是稀釋通風、氣流組織（例如“風幕”），還是空氣凈化，都不能用于有效制環境煙草煙霧暴露。

“有部分人認為設立指定吸煙區是減少非吸煙人士尤其在行人路上暴露于二手煙害的解決方法。從表面來看，設立指定吸煙區似乎只是一種理想的妥協，”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指出，“然而，除了令人不適的氣味，卷煙（無論一手煙或二手煙）更會釋放出7000多種化學物質，包括約70種致癌物質。這些肉眼不可見、能深入肺部的致命化學物質才是對大眾健康的真正威脅。”

該機構指出，煙草業明白提倡指定吸煙區能確保吸煙者能夠在更多地方、更方便、更無顧忌地使用其吸煙產品，同時可以提高社會對吸煙的接受程度、鼓勵吸煙并削弱吸煙者戒煙的意愿、令吸煙行為變得正常及正當。看似保護非吸煙者的指定吸煙區，實際上卻是煙草業延續對社會煙草上癮的手段。

多地地方控煙法規未禁止禁煙場所設置吸煙室

即便學術研究已經反復證明吸煙室無法隔絕二手煙外泄，但建立共識并不容易。

2015年北京控煙條例實施，參照“金標準”明確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煙。隨后首都機場關閉了全部14個吸煙室，轉為設置17個室外吸煙區。由于北京的幾座火車站均未設有吸煙室，不受新規影響。2016年，上海新版控煙條例實施，隨后上海三大火車站和兩座機場也共同宣布關閉吸煙室，改為設置室外吸煙點。

2020年，深圳寶安機場被曝開設了豪華吸煙室，有違反當地控煙條例之嫌。引發媒體和當地主管部門關注后，機場方面拆除了吸煙室。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深圳機場吸煙室由長沙中渡生態科技有限公司建設，該公司創始人王渡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還稱，吸煙室的空氣會進行凈化，設置了負壓避免煙霧飄散出去。隨后多名公共衛生專家批評了這種錯誤的觀點。

總體來看，在地方立法中明確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煙的地區，均實現了高鐵站和機場不設吸煙室。但各地標準不一，正成為杜絕吸煙室的一大難題。

2021年重慶出臺當地控煙法規，但并未做到全面無煙的要求。之后，大連、沈陽、成都、珠海等城市出臺的專門控煙法均未達標。多個地區的共同特點是，僅列舉了部分室內公共場所作為禁煙區，餐館等二手煙嚴重的場所并未納入禁煙范圍。一些地區還允許禁煙場所設置吸煙室，更是進一步削弱了控煙效果。

雖然屢遭批評，但近幾年來出臺或正在起草的地方控煙法規也多采取這種模式。

值得關注的是，太原南站所在的山西，于今年4月16日至5月15日就《山西省愛國衛生與健康促進條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但該條例也沒有實現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其規定，禁止在中小學校、幼兒園、托幼機構、未成年人教育培訓機構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動的場所吸煙；禁止在醫療衛生機構、影劇院、圖書館、科技館、博物館、電梯轎廂、候車(機、船)室、公共交通工具內以及法律、法規規定禁止吸煙的其他場所內吸煙。劃定的吸煙區或者設置的吸煙室除外。

也就是說，該條例不僅未將餐館等二手煙重災區納入禁煙范圍，還允許在禁煙場所設置吸煙室。根據其他城市的經驗，倘若照此執行，實際控煙效果將存疑。

在地方法規認同吸煙室的情況下，鐵路系統的垂直性規定能否改變這一現狀？從現在情況看，可能依然缺乏強有力的規定。1997年出臺的《關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侯室禁止吸煙的規定》，雖然禁止在各類車站、港口、機場的旅客等候室、售票廳及會議室、閱覽室等公共場所吸煙，但還是允許相關機構“指定吸煙的區域或設置有通風裝置的吸煙室”。

事實上，目前仍有一個可以用于兜底的全國性條款。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岳屾山此前撰文指出，《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已經全面禁止公共場所吸煙。不過，該實施細則一直處于尷尬的境地，其控煙條款長期處于“空轉”狀態，鮮有發揮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實施細則”屬于部門規章，其法律位階不高，且缺少罰則，無法處罰室內吸煙行為，對地方立法的影響力可能也有限。（詳見：《重慶控煙條例被質疑涉嫌違法，學者將提請全國人大審查》）

回到立法最初的目的——保護公眾健康，公共衛生專家姜垣給出了一個簡單直接的回答：“室內吸煙室不該有。”但她也坦言，“現在社會上沒有共識。”

旅客經過高鐵站的吸煙室。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宋承翰 發自北京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