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家喻戶曉，生平卻鮮為人知，白居易的一生是怎樣的？

會昌六年，公元846年，洛陽香山。七十五歲的白居易走完一生，留下近三千首詩。長安市井有人傳唱《長恨歌》，江湖旅客熟悉《琵琶行》，孩子也能背出“離離原上草”。

可那個作品家喻戶曉的詩人，曾經窮困奔波、當面頂撞皇帝，又在一場刺殺案后被逐出長安。

他后來為何不再鋒芒畢露，反而成了世人眼中的“樂天居士”？

那一年，白居易四十五歲，已經離開長安兩年。此時的他，不再是翰林學士，也不是敢于在朝堂直言進諫的左拾遺，而是一個遠離政治中心的江州司馬。司

馬在唐代多屬閑散官職，沒有多少實權，這次貶謫，對白居易而言，更像是一種政治上的放逐。

宴席將散時，一陣琵琶聲從江上傳來。白居易循聲邀請彈奏者相見，對方原是長安教坊舊人，年輕時名動京城，后來年華老去，嫁給商人，隨丈夫漂泊江湖。她講述自己的遭遇，白居易也想起了自己的經歷，于是寫下了后來流傳千古的《琵琶行》。

后人熟悉的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卻容易忽略，這句話其實也是白居易對自己人生的總結。

琵琶女失去的是青春和舞臺，白居易失去的是抱負和理想。兩個人雖然身份不同，卻都經歷了命運驟然轉折，因此才能在那個秋夜彼此理解。

白居易并不是因為一次偶遇才寫出《琵琶行》，真正讓他發生變化的，是兩年前那場震動朝廷的政治風波。

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在長安遇刺。這是唐憲宗削藩過程中最嚴重的一次政治事件，全國震動。

白居易得知消息后，立即上書，請求朝廷迅速緝拿兇手，以雪國恥。按照他的性格，國家大事發生，諫官直言，本就是職責所在。

可是，這一次，他沒有得到贊賞。

朝中一些官員抓住他當時擔任太子左贊善大夫這一身份，指責他越職言事，不應搶在有關部門之前議論朝政。

對白居易來說，這次打擊遠遠超過一次普通的降職。

因為他一直相信，讀書是為了濟世，做官是為了治國，寫詩也是為了補察時政。

江州的兩年時間，讓白居易慢慢冷靜下來。他依然關心百姓，依然堅持寫詩，卻開始重新思考人與時代之間的關系。

他不再像年輕時那樣相信，只要不斷進諫，朝廷便會改變；也不再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仕途得失。

因此，《琵琶行》真正寫下的，并不僅僅是一個歌女的故事，而是白居易經歷政治失意之后，對人生的一次重新認識。

從這一夜開始，那個鋒芒畢露、滿懷改革理想的青年官員，逐漸學會了收起鋒芒。而白居易后半生的人生道路，也將因此徹底改變。

如果說江州讓白居易學會了面對現實，那么長安十年的經歷，則塑造了他一生最鮮明的理想。

貞元十六年（800年），二十九歲的白居易考中進士，在慈恩寺雁塔題名，寫下“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兩年后，他又與元稹同登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隨后歷任盩厔縣尉、翰林學士、左拾遺等職。

進入長安后，白居易結識了元稹，兩人志同道合，都認為詩歌不應只是吟詠山水、抒發個人情懷，更應該關注現實、反映民生。

這種主張，很快貫穿到白居易的全部創作之中。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任盩厔縣尉，與友人游仙游寺時，談及唐玄宗、楊貴妃的往事，寫下了《長恨歌》。

這首長篇敘事詩一經問世，便轟動長安，迅速傳遍天下。后世多把它視作愛情名篇，其實白居易借李楊悲劇追憶盛唐，也寄寓了對國家由盛而衰的歷史思考，并非單純歌詠愛情。

《長恨歌》雖然讓白居易名滿天下，卻不是他最希望留下的作品。

真正傾注他心血的，是《秦中吟》《新樂府》等一系列諷諭詩。

《觀刈麥》寫農民終年勞作卻食不果腹，《賣炭翁》揭露宮市制度壓榨百姓，《新豐折臂翁》反思戰爭給普通家庭帶來的痛苦，《輕肥》《歌舞》則直指權貴奢侈享樂。

他希望通過這些作品，讓皇帝知道民間疾苦，也讓朝廷重新關注百姓生活。

擔任左拾遺期間，白居易不斷上書議政，討論減輕賦稅、限制進奉、約束宦官等事務。

他相信，詩歌和奏章一樣，都能夠影響國家政治。

正因為如此，白居易逐漸成為長安最具影響力的青年官員之一。

普通百姓喜歡他的詩，因為寫的是自己的生活；年輕士人敬佩他的膽識，因為他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但那些被作品諷刺、被奏章批評的權貴，也越來越把他視為眼中釘。

白居易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危險。他曾感嘆自己性情剛直，不善迎合權勢，擔心終有一天因此招來禍患。

他依舊沒有停止寫詩，也沒有放棄進諫，因為他始終相信，一個讀書人既然身在朝廷，就應當為天下百姓說話。

可現實很快證明，中唐復雜的政治環境，并不會因為一位詩人的理想而改變。

后來，武元衡遇刺，白居易上書請求嚴緝兇手，卻被指責越職言事，又因長期直言和諷諭創作，引來政敵集中攻擊，最終被貶為江州司馬。

這不僅是對白居易仕途的概括，也是整個中唐士大夫理想與現實碰撞后留下的一聲嘆息。

元和十年（815年）被貶江州，確實是白居易人生的重要轉折，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從此消沉避世。

許多人對白居易有一種誤解，認為《琵琶行》之后，他便成了那個飲酒賦詩、寄情山水的香山居士。實際上，江州只是他人生的一個低谷，而不是終點。

幾年之后，朝廷重新起用白居易。

他先后出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蘇州刺史，又歷任秘書監、河南尹等職，重新回到地方治理的第一線。

在忠州任內，當地山路崎嶇，百姓往來艱難。白居易組織百姓修筑道路，改善交通，使城西道路更加便利。工程雖然不大，卻直接方便了當地百姓的生產和生活。

長慶二年（822年），白居易調任杭州刺史。

杭州雖然風景秀麗，卻長期受到飲水和灌溉問題困擾。白居易到任后，沒有沉迷湖光山色，而是首先調查民生。

他主持疏浚長期失修的六口古井，解決百姓飲水困難；又針對西湖淤塞、湖水無法充分灌溉農田的問題，組織疏浚湖道，完善蓄水灌溉體系，并把治理經驗寫成《錢塘湖石記》，刻石立碑，希望后來接任者繼續依照制度管理，而不是工程結束便無人過問。

相比長安時期動輒議論天下大事，此時的白居易開始關注一口井、一條河、一片農田。

他發現，真正能夠改變百姓生活的，未必都是轟轟烈烈的大改革。

后來調任蘇州刺史后，他同樣把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建設上。

當時蘇州水陸交通繁忙，卻存在不少阻礙。白居易主持開鑿山塘河，疏通虎丘至閶門之間的交通，使商旅往來更加便利。這條河后來逐漸發展成為著名的山塘街，成為蘇州重要的交通命脈之一。

這些政績，與他年輕時寫《賣炭翁》《秦中吟》相比，看似完全不同。

其實，兩者之間有著一條清晰的主線。

年輕時，他希望通過詩歌告訴朝廷，百姓為什么受苦；中年以后，他開始直接解決百姓正在面對的問題。表達方式改變了，關心民生的初心卻沒有改變。

也正是在江南任職期間，白居易留下了許多今天家喻戶曉的詩篇。

無論是“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還是“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都讓后人覺得白居易越來越閑適、越來越會享受生活。

但如果仔細觀察便會發現，這種閑適，并不是因為他忘記了現實，而是經歷了長安的挫折之后，終于懂得了什么事情值得堅持，什么事情已經無法強求。

他依舊關注百姓，也依舊認真做官，只是不再執著于改變整個朝廷，而是盡自己所能，把一州一郡治理得更好。

從“兼濟天下”到“獨善其身”，很多人把這理解為白居易的退縮。

實際上，這更像是一位經歷半生沉浮的士大夫，對現實作出的重新選擇。

他沒有放棄理想，只是把理想，從長安的朝堂，放到了百姓每天都會經過的道路、飲用的井水和耕種的田地之中。

會昌六年，公元846年，洛陽香山。

這里靠近龍門，山水清幽，也是他晚年經常游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