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孤島”：1939年《文匯報》未能舉辦的上海游覽活動

1937年11月12日，淞滬會戰以失敗結束，上海淪陷，屬于英、美、法的勢力范圍的租界地區處于日占區的包圍之中，形似“孤島”。日本占領軍強迫租界當局取締抗日宣傳活動，并對租界的中文報紙進行新聞檢查，大批抗日報刊或遷至外地出版或停刊，“孤島”內充斥大量不利于抗戰的信息言論，廣大民眾因戰敗而情緒低落，信息的封鎖進一步加劇內心的茫然與恐懼，此時“孤島”上海無異于新聞“真空”地帶。如《文匯報》這樣頂著新聞檢查壓力進行抗日宣傳的少數報紙深受民眾信賴，社會影響力巨大。1939年5月14日這天，《文匯報》二版整版刊登了一則廣告，其內容并非往日的商品推介，而是由該報策劃的、面向報紙讀者的上海游覽活動：

英商文匯報舉行第一屆讀者集團游覽

車資膳食 完全免費 男女老幼 一概歡迎

五月二十日起舉行

除了活動的基本信息，版面上還刊出了報名辦法、參加章程、游覽地點、服務公司等信息。遺憾的是，就在這則活動廣告刊出的四天之后，《文匯報》接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通知，被迫停刊兩周，該活動未能如期舉行。（文匯報報史研究室編寫《文匯報大事記》第47頁）

讀者集團游覽活動廣告，1939年5月14日《文匯報》第二版

在近代報刊史的書寫上，《文匯報》以抗日宣傳作為其報道宗旨與鮮明標識，筆者希望以這次未能如愿舉辦的讀者活動作為切口，挖掘《文匯報》抗戰實踐的其他面向，并結合“孤島”時期上海城市的狀況，進一步探討特殊時期城市與報刊之間的關系。

一條“孤島”時期上海的游覽路線

既然是一次城市游覽活動，首先吸引筆者的自然是游覽的景點。根據版面介紹，這條線路包括（徐家匯）天主堂、土山灣、張家墩、徐文定公墓、淡井廟、覺園、上海難民救濟會第一收容所、虹橋路戰跡和新華攝影場共9處地點：

一、天主堂建于光緒三十二年，宣統二年落成。鐘樓高七十丈……為上海第一大堂，瞻仰之下，可以興宗教偉大之感。

二、土山灣以前浚肇嘉浜時，堆泥成阜，積在灣處，因以得名，今故址已不可尋。天主教士薛孔昭，因太平軍起，內地有鋒鏑之驚，由青浦遷育嬰堂于是……容孤兒約二千數百名……辦理成績，久著美譽，足為辦理慈善事業之參考。

三、張家墩在裕德路西，其地為一鄉村……野外風光，入眼生趣，久居都市中人，來此徘徊，塵懷盡滌。附近有一石室種植園，花木而外，略有園景，教士張永明墓，在其西，修柏成林。西人倍而愛其地之幽深，筑別墅于一隅，拓地數弓，鋪草若茵，小憩其間，看雜花生樹，翠鳥亂飛，攸然又意外之想。

四、徐文定公墓徐文定公光啟，為明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中國天主教徒之先進，與主教利瑪竇友善……當光緒二十九年，天主教徒為徐公舉行受洗三百年紀念典禮周，樹大十字碑于其墓前。墓外有石人石馬華表碑坊等物，為滬西唯一古跡。

五、淡井廟建于宋代，為華亭城隍行殿。元奉城隍神于此。明洪武二年，詔封顯佑伯護國公……嘉靖三十二年，建筑上海縣城，迎像奉立后殿，以迄于今……原有井以水淡得名，今遣址改建洋房。

六、覺園覺園，原名南園，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經理簡照南先生所營筑。園內池沼花木，極槃洄扶疏之致，且有石船一艘，仿頤和園之制，其先拓地甚廣，四周碧草如茵，惜今改建洋房……

七、第一收容所難民救濟會第一收容所，為收容所中之規模最大者。地址在惇信路中，所內共分十九區……文匯報讀者，平日皆熱心救濟，來此參觀，可知輸捐之不虛擲也。

八、虹橋路戰跡虹橋路原為滬西風景最幽美之地。滬戰以后，交通梗阻，今與租界自由通行者，僅東端一段，其地戰跡最矚目者，厥為舊同文書院遺址，巍巍大廈，瀉為平地……

九、新華攝影場新華影業公司為張善琨君所創辦。其總廠攝影場，系租賃前丁香花園原址……園內景物幽麗，花木秀美，攝影場規模宏偉，布置精巧，□方攝制新片趙五娘，有銀幕之癖者，必樂于一觀攝影場之真相也。（1939年5月14日《文匯報》）

這9處地點，如今要么遺址得以留存或修復，要么相關情況得到志書的明確記載，惟有“張家墩”原址既已不存，且相關記載較為模糊。起初，筆者以張永明為切口進行查找，未果，于是改從地名入手。“裕德路，自土山灣天主堂路（筆者注：今蒲西路）迤西，接至張氏山莊，民國八年張氏購地筑”。（黃葦、夏林根編《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輯（1840-1949）》第193頁）又據《徐匯區地名志》，裕德路是1919年張、金、李三姓富戶集資修筑的一條煤渣路。上述兩處記載均提及“張氏”，但又提到的“富戶”“山莊”，似乎與《文匯報》所描述的張家墩并不一致。《徐匯區地名志》同時有“張家墳山”條目，根據記載，張家墳山原址在今蒲匯塘路和宜山路交匯處的東南側。“占地約0.83公頃。這里原有墳丘、花圃、菜地、河浜。本世紀30年代，有張某在此購地雇工種田，建有平房3間。張去世后這里作為墓地，遍植松柏，習稱張家墳山”。這段描述與《文匯報》已經高度相似，但此處的“張某”是否為教士張永明，以及張氏為何獨居田園，又獨自安葬在此等問題則不得而知了。當然，這也并非本文主要討論的問題。

將“張家墩”作為景點列入游覽路線，或許是因為它與前后景點位置相近，也與宗教相關，同時又有異于人文景觀的自然風情。這份路線不長，卻仍然兼顧了人文（天主堂）與自然（張家墩）兩種景觀特色，涵蓋了上海的古代歷史遺跡（淡井廟、徐文定公墓）和現代都市產業設施（新華攝影場），以及與當時上海戰事密切相關的虹橋戰跡、上海難民救濟會收容所等地點——筆者以為，安排讀者實地走訪后兩地的計劃，使得這份城市游覽路線有別于同時期的其他商業型游覽項目，能夠體現《文匯報》抗日愛國的辦報立場。

游覽服務、餐食安排與《文匯報》的經營狀況

盡管游覽涉及的9處景點相距不遠，路線安排也比較緊湊，但是對于想要接待的千人游客規模來說，走完全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與游覽活動相關的配套服務上，《文匯報》是如何計劃的呢？

根據活動信息，《文匯報》“租用上海搬場汽車公司最新式團體客車”供讀者搭乘。搬場公司是英商茂泰洋行（G.E. Marden & Co）旗下的獨立機構，1928年設立于上海漢口路，之后不斷開設分店，拓展業務，租車費用在“孤島”時期持續上漲，關于這一點，筆者稍后會作專門介紹。

再來是邀請“上海自由車服務社”的社員提供游覽招待。自由車即自行車、腳踏車，近代上海的自由車服務社是隨自行車引進而出現的配套服務業，主要對自行車進行維修、保養等基礎服務，（1942年10月6日《申報》第8版）隨著滬戰持續，自行車行業受到了巨大沖擊，（徐濤著《自行車與近代中國》第243頁）服務社不得不想辦法拓寬業務范圍，比如有償配送藥物、禮物、刊物等小型物品（見1939年10月20日《申報》第9版）——這與當下外賣平臺的“跑腿”服務倒是有些相近，或是提供游覽招待。頗為遺憾的是，就在《文匯報》這則游覽通知刊登的兩個月后，上海自由車服務社就因“營業不振虧蝕過巨”，宣告中止營業。（見1939年8月11日《申報》第13版）

游覽當天，讀者的餐食由錦江茶室提供川肴。該茶室是由錦江川菜館的創辦人董竹君于1936年開設的第二家“錦江”門店，地址在上海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附近的華龍路（今雁蕩路）。因為有錦江川菜館的名氣在先，裝潢考究有特色，茶室不愁沒有生意做，每逢假期，還會大量接待來自隔壁公園的游客。當然了，茶室生意興隆與董竹君擅長經營社會關系是分不開的，不僅上海商界、文化界名人和媒體記者出入頻繁，還一度是中共黨員、左派人士進行集會商討和聯絡的地點。（參見董竹君著《我的一個世紀》）《文匯報》選擇與錦江合作，也從側面反映了報刊的政治立場。

圍繞這次活動的出行、導覽和就餐等安排分工明確，呈現出專門化的特點。事實上，上海地區的短途游覽業務在當時已有成熟先例，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旅行社的前身——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就仿照歐美旅行團的形式，開發出了上海周邊短途旅游線路：每團制定日程安排，沿路配備專業導游，車內餐飲由當時上海有名的餐館提供，（張俐俐著《近代中國旅游發展的經濟透視》第235頁）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一些游覽活動甚至能夠在戰事的間歇開展，例如，1932年上海搬場公司就已提供游覽江灣戰區的服務，旗下客車往返于上海租界和江灣鎮之間，游客只需花費1元，即可目睹“戰地真相”。（見1932年6月4日《申報》第2版）

上海搬場公司廣告，20世紀30年代，上海圖書館藏

專業的服務往往與較高的收費標準掛鉤，至于《文匯報》舉辦這次活動的成本是多少，不妨以上海搬場公司的團體客車租金為例作大致地推算。根據搬場公司在20世紀30年代的一則廣告，團體客車每輛設有二十多個座位，假如1000個名額報滿，那么至少也得租車四五十輛。雖然不知道1939年5月團體客車的租金標準，但搬場汽車的租金在1939年至1940年間完成了二連跳——從每小時4元漲至5元又漲至9元，而團體車在1940年已經漲至每小時12元。一條涵蓋9個景點的線路，全部走完，又提供餐食，怎么也要花費半天及以上的時間，如此一來，承載全部游客的租車費用將會是四位數的數字。

那么，成本又由誰來承擔？其實，報紙版面已經給出了答案，《文匯報》先是聲明這次活動“完全免費”參加，但又注明“參加者請先定閱文匯報全年一份”，每份報紙的全年訂閱費為7元。另外，版面還提醒讀者，這次活動有大廠商贊助，參與讀者還可領取贈品。

全年訂閱費7元，已經不能算高了，“當時上海的米價，每石不過七元余”，（徐鑄成著《舊聞雜憶》第227頁）1938年3月份《文匯報》提價以后，半年訂閱費也需要8元。（見1938年3月21日《文匯報》）前文已經提過，《文匯報》的發行量巨大，難道這不足以負擔一次本埠游覽活動的開支嗎？據《文匯報》主筆徐鑄成回憶，1938年2月自己主持《文匯報》筆政一個多月后，發行量即突破一萬大關，四個月后增至近六萬份，超越《新聞報》成為當時上海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但是，一份報紙能否長期運營，并不是僅憑報紙賣的多與少來決定的，報紙經營實質上是先把信息賣給讀者，再把讀者的注意力賣給廣告商，也即二次銷售。《文匯報》可觀的發行量帶來了大量廣告資源，廣告客戶排隊見報，甚至通過廣告部的工作人員“加塞”已是常態，這導致以徐鑄成為首的編輯部經常為了權衡版面的新聞與廣告內容比重而與廣告部發生爭執。這種爭執之所以頻繁發生卻沒有結果，在于《文匯報》對于廣告商的強烈依賴以及內部經營的混亂，營業極盛時期，報社每月廣告費高達5萬至6萬元，但是經過合作廣告社的各種抽成，實際入賬的只有四成，而對此負有管理職責的高級職員往往不作理會，常常在工作時間擅自離崗，混跡于賭馬場所。甚至，正是巨大的發行量帶來某種“麻煩”——當時國內工業落后，白報紙大量依賴進口，《文匯報》用紙多但結不到官匯，買紙的外匯必須向黑市購買，無法壓縮用紙成本；另一方面，社會文盲率高，潛在讀者群體小，而進步報紙又不能單獨漲價，造成了報社現金流的枯竭。（文匯報報史研究室編寫《從風雨中走來文匯報回憶錄①》，第20頁和28頁）然而就在《文匯報》銷量攀升之際，報社請來擔任董事長和總主筆的“洋招牌”——英國人克明也在趁機攫取利益，先是強迫報社將自己的月薪從三百元漲至一千元，再安排自己的兒子小克明的月薪從一百元漲至三百元，此外還要求各種服務待遇（如房租），為《文匯報》的巨大開支再添一筆。

當時《文匯報》以零售為主，讀者主要是“孤島”人士，發行量極易受近期報道的影響，（文匯報報史研究室編寫《文匯報史略》第32頁）這部分收入存在波動性，比如，1938年6月21日的《文匯報》就因刊載了一篇抗日立場模糊的社論遭到讀者譴責，發行量迅速下滑，低谷時期只有六千多個訂戶，（受客觀環境限制，當時讀者基本只覆蓋上海租界三百多萬居民，參見徐鑄成著《舊聞雜憶》）因此失去部分廣告客戶。為了挽救銷量，此后《文匯報》作出諸多嘗試，如規定凡訂閱一年份報紙即送定價五元的《文匯年鑒》一冊，同時又推出晚刊吸引新的讀者。（徐鑄成著《孤島時期的文匯報——在文匯報工作的回憶之二》，《新聞與傳播研究》1980年第2期第157頁）在這次讀者游覽活動的報名章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了類似的規定：凡多一人報名活動，就需多訂閱一年份報紙。以此類推，采用“滾雪球”的模式發動讀者推薦身邊家屬親友成為新讀者。可以說，《文匯報》舉辦這次活動的目的之一，正是在于拓展新讀者，進一步打開報紙的銷路。

“孤島”困境與一份報紙的使命

報紙的生存問題，當然是首要考慮的。事實上，就連這份報紙的創辦，起初也是為解決報紙創始團隊——“新新俱樂部”成員自己的生存問題。俱樂部成員是原滬寧、滬杭甬兩路局財務稽核嚴寶禮、《新聞報》特約采訪員馬直山、《新聞報》的嚴獨鶴和徐恥痕，以及《社會日報》的胡佛飛等人，受戰事影響，不少人的本職工作已經無法繼續。起初，辦報是俱樂部成員的營生設想之一，另一個設想是從嚴寶禮的故鄉吳江販運大米賣到租界，但因日軍嚴格控制，只好作罷。原來從事新聞媒體工作的幾位成員認為，當時的報刊已經無法滿足“孤島”上海幾百萬人民對于抗戰消息的需要，這時辦一家大型日報，并提供真實的抗戰消息、評論和副刊，不僅對國家、人民有好處，還能通過廣告來掙錢。（文匯報報史研究室編寫《文匯報史略》第5頁）

可以說，《文匯報》的初創成員確是出于各自需要來辦報的，但是大家又不約而同地認識到有效且暢通的信息傳播對于“孤島”上海的重要性。在1938年1月25日創刊的《文匯報》上，發刊詞《為本報創刊告讀者》將團隊成員的共識進行正式宣告：

本報刊行，絕非為投機取利，而實為應環境需要而產生，故必竭本報同人之力，為社會服務，凡若有利于社會公眾之事業，無不欲先后興辦，以謀大眾之幸福，而副讀者之期望也！

“有利于社會公眾之事業”和“謀大眾的幸福”，除了文人辦報所追求的“啟迪民智，養成民主政治的氛圍”，促進“民主國家的培養與形成”和“灌輸現代知識”，還應該包括什么？在設想階段，《文匯報》就萌生了改善“孤島”人士精神狀態的想法——要讓“上海的幾百萬人民沖破沉悶窒息的空氣”，（文匯報報史研究室編寫《文匯報史略》第5頁）集聚愛國人士一同抗日，幫助同胞們渡過這段不知何時才能夠結束的特殊時期。2月1日，社論《上海并非孤島》強調“地球上沒有一個真正的孤島，上海尤其不能和內地脫離關系。”要居住在上海的人，不要茍安逸墮，“應該時時刻刻緊緊把握住你們的靈魂，應該時時刻刻記住你們處的地位”。如果說這篇社論訴說的對象還是廣泛模糊的，那么在2月8日社論《告若干上海人》中，訴說對象明確指向了想要投敵的上海工商界：“你們要繼續循著正路向前走，切勿戀著曇花一現的幻境，被漫天的風沙，葬送了自己！”在2月23日刊發社論《敬告上海青年》，《文匯報》又勸說被困于“孤島”的青年讀者群體珍惜光陰：“在這個荒島上，你們暫時還可安居，同時還有許多你們愿意讀的書，你們要寶貴這些精神的食糧。要好好利用你們的時間，去吸收新知識，為將來致用。”

難民涌入法租界，1937年

在發刊詞中以“人民的精神食糧”為目標的《文匯報》，所追求的不僅是帶領讀者走出信息的“孤島”，而且是精神世界的“荒島”。這里所說的精神“荒島”，并不是指普通民眾缺乏一般娛樂消閑項目，“孤島”時期，上海租界內各種文化娛樂設施照舊營業，甚至因為大量及時行樂者買賬，出現了短暫繁榮。在《文匯報》看來，真正造成精神世界“荒島”的，是普通人對于周遭現實的漠視、逃避和放棄：明明租界內發生的各種恐怖事件已經危及正常生活的秩序，人們卻選擇在跑馬場、舞廳、酒吧中沉淪。這時，由《文匯報》策劃的上海游覽觀光活動，希望借此“開拓胸襟打破孤島人士之沉悶”“增長見識轉移頹廢生活之先導”，（見1939年5月14日《文匯報》）屬于另一種走出精神“孤島”的方式。

路線所涉及的9個地點，很有可能是讀者已經拜訪過或熟悉的地方，但是《文匯報》對其重新串聯，將原先孤立的地點納入“沖出孤島”這一敘事框架。每一處地點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如“土山灣育嬰堂”與“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第一收容所”兼有社會救濟性質，前者與“徐家匯天主堂”“徐文定公墓”等景點連綴，還原上海與西方文明互動交流的痕跡，“徐文定公墓”與其后景點的“淡井廟”均為上海地區古跡，可以幫助讀者了解都市上海之前的歷史。上海地區淪陷后，上海國際紅十字會逐漸停止供應難民給養，由虞洽卿1938年10月發起成立的上海難民救濟協會接下這一任務，它以“上海人救上海難民”的口號在全社會動員募捐，成為“孤島”上海最重要的難民救濟機構，《文匯報》希望通過實地走訪機構收容所，使得讀者明確捐助的意義，堅定救濟的信念。離開收容所，緊接其后的“虹橋路戰跡”景觀對讀者帶來的沖擊力想必只會更多，在親眼見證了昔日“滬西風景最幽美之地”如今“瀉為平地”、“鐵鋼如織，崗警森嚴”之后，讀者很難不認識到戰爭對于日常生活秩序的巨大破壞。

當然了，戰爭對生活的破壞最直觀之表現，莫過于這次游覽出于安全的考慮，將地點都安排在“租界安全區域”：一份努力想要帶領讀者走出“孤島”的報刊，卻要通過不出“孤島”才能打消讀者報名的顧慮，實屬特殊時空背景下，私營報紙無法自給自足，只能高度依賴讀者（發行收入）與廣告商（廣告收入）生存的無奈。

1939年5月20日，《申報》上刊載了關于《文匯報》讀者游覽活動取消的通知。通知寫道：“對于報名參加者，業已分頭接洽，各游覽地點，亦已去函通知，各大廠商贊助之贈品，一一退還，惟悉一俟上海情勢安定后，該報此舉，仍將賡續舉行……”1939年6月1日是《文匯報》被停刊兩周期滿的日子，但是當天報紙并未復刊，徐鑄成、李秋生、儲玉坤等編輯部成員在《申報》上發表《文匯報編輯部全體同人緊急啟事》，表示報館內部發生變動，嚴寶禮已辭去總經理一職，在未能獲得不變本報編輯方針、一貫立場的承諾之前，編輯部成員暫不參與工作。之后幾天，《申報》多次刊載《文匯報》延期復刊的消息，但是在1945年抗戰勝利前，讀者再也沒能盼到《文匯報》的回歸。據徐鑄成回憶，停刊之后仍擔任《文匯報》總主筆的克明已被汪精衛一派收買，后者計劃盜用《文匯報》繼續出版。根據當時的英國公司法，企業有三分之一股權反對則不得繼續經營，于是嚴寶禮等人乘《文匯報》停刊股票下跌之機，低價收進一批股票，湊足三分之一以上股權后，申請停止經營《文匯報》。該申請書最終轉交給時任英國駐華大使寇爾，后者批示給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吊銷了文匯出版公司暨《文匯報》的執照，“《文匯報》這三個字，得以保持了她的潔白無瑕”。（徐鑄成著《報海舊聞》第314頁）

從表面上看，《文匯報》成也“孤島”，“敗”也“孤島”，但是《文匯報》自創刊至停刊的這一年半，也是因為依托租界地帶各方權力的制衡，在克明這面“洋旗幟”下短暫活了下來。這何嘗不是棲身于一種權力的“真空”？待公共租界向日軍妥協，抗日報道幾無空間，就是“孤島”邊界開始消融之時，當然，也是《文匯報》被迫停刊之日。在這個層面上看，即便是讀者游覽活動順利舉辦，《文匯報》及其讀者也是無法真正走出“孤島”的——因為他們的生存空間就在“孤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