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作家、藏書家、學者、社會活動家，鄭振鐸的名字，很多人都曾在課本上讀到過，但鮮少有機會真正走進他的精神世界。
7月18日，鄭振鐸嫡孫，民進鄭振鐸研究會顧問、福州鄭振鐸紀念館名譽館長鄭源做客行知讀書會，與大家分享新書《鄭振鐸日記（1939年）》背后的故事。
鄭源分享新書《鄭振鐸日記（1939年）》背后的故事.
2023年深秋，上海朵云軒拍賣公司征集到一份從未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隨即聯系鄭源核驗筆跡、甄別真偽。1939年正值抗戰期間，上海成了一座“孤島”。日記中詳細記錄鄭振鐸了買書、編書目、工作、交游等內容以及其心路歷程，日記后附多篇鄭振鐸研究分析文章，進一步增加了本稿的文獻及學術價值。鄭振鐸 “孤島”環境里，冒險搶救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宋元明清善本精槧就達到一萬五千余種。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8月14日，我的祖父鄭振鐸就站在自家的天臺上，目睹了遠處的開明書店遭日軍炸毀，他寄存在開明書店的一萬多冊古籍被日軍炮火燒得片紙不存。”鄭源提起90年前鄭振鐸所經歷的這個場景。
彼時，日軍不僅用炮火轟炸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等文化機構，還派出“兵要地志調查班”，掠奪中國的文獻古籍。
當時，日軍占領上海之后，周邊江浙一帶也逐漸被日軍占領，江南的藏書樓有些被日軍炸毀，藏書家賣書逃難，亂世之中，江南蘊藏的大量古籍文獻，紛紛流落到了上海。大批日本、美國機構在上海購書，珍貴的文獻逐漸向海外流失。
為了搶救這些淪陷在上海的古籍，鄭振鐸沒有跟著朋友去大后方，而是一直留在上海，直到抗戰勝利。“從‘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間，我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區去呢？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著。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鄭振鐸寫道。
“他所說的責任，就是‘書生報國’，為書而戰。”鄭源感慨祖父的選擇，“為國家保存文化，如在戰場上作戰，只有向前，決無逃避。”
行知讀書會現場。
一開始，鄭振鐸是靠著自己的力量。他散盡家財，默默搶救古籍。但1939年秋天，江南大批古籍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他深感個人力量有限，于是聯合張壽鏞、何炳松、張元濟等人，秘密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依托中英庚款，搶救流散的古籍文獻。
鄭源介紹，1939年日記顯示，鄭振鐸幾乎每天下午都會去往三馬路、四馬路的書店，與書商們接洽，搶救當時流散在江南的古籍。
在日偽環伺的高壓之下，鄭振鐸筑起一道攔截文獻外流的“大壩”。抗戰勝利后，中國政府成功從日本追索回十五萬多冊書籍，其中最珍貴的三萬四千多冊，都與鄭振鐸有關。
這本新出現的日記，還將文獻保存同志會的成立時間提前到了1939年的11月。鄭源談到，1939年的日記中，鄭振鐸敘述最多的便是各類聚餐，他在星期二去青年會33次，星期六去航運俱樂部36次。當時不能公開開會討論抗日，他們只能以聚餐會的名義，秘密組織抗日救亡。
《鄭振鐸日記（1939年）》
“史在他邦，文歸海外，奇恥大辱，百世莫滌”，抗戰期間鄭振鐸冒險搶救大量文化典籍的壯舉，令現場觀眾動容。鄭源的講述，將那些歷史細節娓娓道來，既有親歷者后人的深情，又有研究者的嚴謹。一本塵封多年的日記，還原了那段驚心動魄的歲月，也讓觀眾對那場無聲的文化保衛戰，生出由衷的敬意。
行知讀書會由寶山區大場鎮文化中心、閻華工作室、上海人民出版社市場部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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