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性融入：來華國際移民的經濟融入

李蔓莉

上海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選擇性融入：來華國際移民的經濟融入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6年第3期

作者 | 李蔓莉

責任編輯 |趙夢瑤

隨著中國全球化進程加速，傳統移民國家的融入理論亟待在中國本土進行檢驗與調適。本文基于國際移民調查數據發現，中國處于兼具新興移民輸入國與傳統移民輸出國雙重特征的“移民過渡期”，移民經濟融入表現出特定規律。一是移民因雙邊嵌入差異分化為不同類型，分流進入不同市場，文化融入的經濟回報呈現群體差異。二是跨國通用資本對部分移民的文化融入和結構融入具有經濟替代效應。三是文化融入是移民基于預期回報的主動選擇，結構融入則受制于目的國的接納機制，本地資源匱乏者從中獲益更多。本文對“選擇性融入”理論的拓展，為移民治理實踐提供了學理支撐。

一、引言

移民融入是移民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Waters & Jiménez,2005）。近年來，中國對國際移民的吸引力持續增強（宋全成、熊方洲,2024;Haugen & Wang,2025），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華外籍人員已達84.5萬人。自2018年國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以來，“移民”“移民服務”“融入”等術語已逐漸進入官方政策話語中（Speelman,2020）。這一轉向在近年的政策部署中得到集中體現：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切實打通外籍人員來華經商、學習、旅游的堵點；“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建立高技術人才移民制度”；幫助國際移民融入亦成為地方政府制定相關政策的重要導向。

盡管國內外移民研究均以“融入”為核心議題，但傳統移民國家與中國在“融入”的研究視角上存在差異。在傳統移民國家，融入構成移民與目的國之間的“默認協議”，例如，許多美國人認為：“（移民）既然選擇了移民，他們必然與故土告別，接受美國……如果要做出任何調整或適應，那應該是移民，而不是美國”（Massey & Sánchez R. ,2010:1-2）。而在中國情境下，融入更多被理解為政府主動提供的制度性“服務”（李樹茁等,2022）。由此，中西方移民融入研究視角與實踐的差異指向以下問題：融入的能動性主體是移民還是目的國？這一問題不僅反映出目的國社會文化的包容性差異，而且與移民的經濟融入規律密切相關。

在傳統移民國家，移民的經濟融入過程通常呈現“降級—恢復”（“U形”）模式（Fellini & Guetto,2019）：移民從低工資國家遷往高工資國家時，其在原籍國獲得的技能往往難以完全轉移，因而會經歷短期的職業地位下降；隨著本地技能的積累，移民的收入會逐步上升（Chiswick & Miller,2012）。該過程的關鍵在于移民與本地人之間“相似性”的增加，無論是先天較短的文化距離，還是后天的融入努力，都被視為移民獲得經濟回報的基礎。這也意味著，“U形”經濟融入模式主要適用于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移民國家（如美國和澳大利亞），而并不適用于“新目的地”（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前者的特點是勞動力市場動態靈活，移民與本地人一樣可以找到就業機會并向上流動；而后者的勞動力市場被嚴格管制，移民求職機會更為有限（Fellini & Guetto, 2019）。

中國的移民研究所處的經驗情境與“盎格魯—撒克遜”移民國家和“新目的地”的情境存在根本差異，呈現本土化特征。其一，傳統移民研究通常默認移民已嵌入目的地勞動力市場，這一前提在中國并非完全成立。其二，在中國情境下，移民與本地人“相似性”的增加是否必然有助于其向上流動，尚缺乏充分證據；高技術移民的市場優勢往往源自其國籍身份、母語能力與國際資歷（王炳鈺等,2024;楊旸,2024）。其三，中國對國際移民的期待亦不完全遵循單向同化范式，中國政策與公共話語更加強調文明互鑒、和而不同與文化包容（王文彬、曹洋,2025）。

因此，“融入”是移民研究領域亟需進行本土化審視的概念。早期移民研究受帝國主義及目的國中心主義邏輯影響，其核心研究問題多建立在“南—北流動”范式與目的國優越性的前提下（Go,2020）。而來華國際移民同時涵蓋“北—南流動”與“南—南流動”兩種類型，異質性的移民現象使中國成為檢驗并拓展既有理論的重要經驗場域。鑒于此，本研究擬在理論層面拆解“移民過渡期”概念，并據此構建解釋新興移民國家移民經濟融入規律的理論框架。在測量層面，本研究對“負向融入”和“選擇性文化適應”等理論進行了實證推進。通過提煉國際移民基于個體預期而主動選擇的文化融入機制（“正向選擇”）和基于目的國接納移民環境而被動篩選的結構融入邏輯（“負向選擇”），本研究將二者合稱為“選擇性融入”，來回應將“本土知識進行國際概念化”的學術倡議（邊燕杰，2017）。

二、文獻評述與研究假設

（一）傳統移民國家經濟融入研究

1.經濟融入的內涵與測量

經濟融入是衡量移民融入成效的核心維度之一（Waters & Jiménez,2005），主要指移民在目的國勞動力市場與資源分配體系中獲得體面生計、經濟安全和向上流動的機會。經濟融入的測量涵蓋收入、職業類別、資產、住房、健康和教育等多個維度（Naseh et al.，2024）。

在經濟融入的實證研究中，收入是應用最為廣泛的操作化指標，具體有兩種測量方式。一是測量單一收入水平，以個體勞動收入或工資的自然對數作為因變量，考察移民在目的國的居住年限、移民隊列等變量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Borjas,1985）。二是測量移民與本地人的收入差距。考察移民縮小與同等特征本地人的收入差距的程度與速率，并關注不同族裔移民經濟融入的分化路徑（Villarreal & Tamborini,2018）。

2.融入范式演進對經濟融入影響模式的形塑

不同融入范式對“何種資源促進經濟融入”的理解存在差異。經典同化范式將融入理解為向目的國主流文化持續趨近的過程，該范式通常被批判帶有“盎格魯順從”（Anglo-conformity）色彩。因其將目的國主流語言能力、制度知識和文化規范視為經濟成功的核心資源，而移民原有的族裔資本（如母語）的作用則往往被低估或僅被視為“補充性”因素（Gordon,1964:85、243-245）。

分段同化與跨國主義相關研究則修正了單向同化范式的觀點，重新評估了族裔資源的作用。分段同化理論提出，移民在保留族裔文化與社區團結的同時，有選擇地掌握主流規范，更有助于其子代的教育成就與社會流動（Portes & Zhou,1993）。跨國主義相關研究則表明，來源國與目的國身份并非互斥，跨國聯系可轉化為就業機會與資源優勢。

“南—北流動”范式之外的移民研究表明，經濟融入呈現不同于經典同化路徑的特征。這類研究發現，融入并不必然帶來收入的持續增長：對于原有技能可轉移性較高的移民，高初始收入可能伴隨后續的回報遞減，呈現“負向融入”現象（Chiswick & Miller,2012）。例如，在日本等制度封閉且同質性較高的社會中，來自高收入國家的移民在目的國獲得的人力資本回報有限，其收入更多依賴于在原籍國積累的教育與職業經驗（Takenaka et al.，2016）。

3.文獻評述與研究進路

一方面，既有融入理論的知識生產存在單向視角，對移民經濟融入規律的考察不足。西方移民研究隱含了以本地勞動力市場為基準的預設，然而，部分在華國際移民在進入中國之初便已處于初級市場，其絕對收入高于本地平均水平。這意味著，以目的國本地群體優越性為前提的經濟融入的相對測量范式存在經驗識別偏差。因此，中國本土的移民理論有必要關注移民經濟地位獲得（如收入）的絕對測量邏輯。

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層面，個案研究加劇了移民理論的碎片化。既有范式多針對基于不同“原籍國—目的國”組合的特定移民群體進行解釋，移民研究因此被不斷細分為不同的子領域，這種“學術部落主義”導致移民研究合法性的自我削弱（Natter & Welfens,2024）。相較于2010年之前以留學生、外派人員和歸國華僑為主的傳統移民群體（Pieke,2012），當前“新一波”來華移民已呈現多樣性特征（Lehmann & Leonard,2019:3、92），但既有研究仍多聚焦于特定職業、城市或原籍國的國際移民群體。本研究利用來自七個城市的國際移民調查數據，剖析來華移民的整體融入規律，旨在提煉具有綜合性的理論發現。

（二）國際移民的本土研究情境與經濟融入規律

中國與西方移民國家在移民的產生背景與演進路徑方面存在差異。西方移民模式經歷了從殖民化遷移向勞動力遷移的歷史轉型，這一過程既維持了核心國家的低成本工業生產，也成為邊緣國家應對人口結構性失衡的一種適應性策略。典型的“南—北流動”模式反映了全球移民體系中的結構性不平等，而來華國際移民群體的產生則與中國經濟增長密切相關。自1978年以來，中國逐步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其核心舉措包括擴大對外貿易和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這帶動了相關人員的流動，使中國逐漸成為新興的國際移民目的地（Pieke,2012）。

這意味著中國當前正處于霍利菲爾德（James F. Hollifield）和夏普（Michael O. Sharpe）提出的“移民過渡”階段（Hollifield & Sharpe,2017），即剛剛踏上從“移民輸出國”向“移民輸入國”的轉型之路。一方面，中國作為新興移民接受國正在積極應對移民事務；另一方面，中國也保留了作為傳統移民輸出大國的特征。據此，本研究結合既有理論與前期田野調查，提出相應研究假設。

1.移民類型多樣

由于移民輸入歷史較短，中國并不屬于“移民國家”。移民（immigrant）通常指跨越國界進入目的國并長期居留的外國出生人口（Penninx,2019）。中國在永久居留政策的制度設計上高度審慎，實際獲批永久居留的國際移民極為有限，部分移民也明確表示未將中國作為長期定居目的地（Mathews et al.，2017:32、211）。因此，學界常以“過客”（牛冬,2015）和“中間狀態”（in-between）（Ma,2024:12-15）來概括在華國際移民的特征。不過這些概念主要針對部分移民類型，難以覆蓋現實中更為復雜的群體結構：既有嵌入中國并謀求長期居留者，也有依附原籍國的暫居者。由于來華國際移民的雙邊嵌入特征呈現多種形態，其經濟融入規律難以被單一模式概括。

2.兩種融入類型：文化融入與結構融入

文化融入與結構融入是理解中國政府提供移民融入服務的核心框架，兩者在國內外融入研究中也存在對應關系（Alba & Nee,2003:26-29；梁波、王海英,2010）。受傳統移民國家“定居”思維慣性的影響，此類研究往往將融入指標簡化為移民在目的國的居留時間。對類型多樣的來華移民而言，居留時間既不是合理的融入測量指標，也難以揭示文化融入與結構融入對收入的異質性影響。

文化融入被視為融入的首要維度（Alba & Nee,2003:23），但并非所有來華移民都有提升文化融入水平的意愿。戈登（Milton Myron Gordon）認為可以從內在文化特征（宗教、核心價值、歷史和藝術民俗等）與外在文化特征（言行舉止、語言和服飾等）兩方面來看待文化融入，其中語言是最重要的外在工具（Gordon,1964:69-71）。這一經典定義與我國面向國際移民開展的文化融入服務一致，但部分移民文化融入的能動性較弱，原因有二。一方面，作為非傳統移民國家，文化中心主義立場在中國并不突出，中國政府并不會強制要求移民接受單向的文化融入模式。一位來自M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指出：“移民是五顏六色的，你要把他們全部涂成紅的，那是不可能的”（訪談資料,20230505J）。另一方面，經典同化理論將文化融入界定為移民放棄原籍文化、接受主流社會文化的過程（Gordon,1964:104），認為只有通過這種趨同，移民才能在“工具性制度領域”取得成功（Gordon,1964:110、243）。但在中國，文化融入尤其是語言學習成本較高。這意味著，文化融入的作用場景與在華移民的嵌入程度密切相關，文化融入更可能對脫嵌原籍國、嵌入中國的移民產生正向收入效應。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1。

假設1.1（文化融入的異質性經濟回報假設）：文化融入對移民收入的影響具有情境性，相較于其他移民群體，文化融入的正向經濟回報更可能出現在脫嵌原籍國、嵌入中國的移民群體中。

相較于文化融入影響經濟回報的情境性，結構融入對所有移民的經濟流動性產生切實影響。結構融入是指移民在“初級群體層面”進入目的國的“社交小圈子、俱樂部和機構”中（Gordon,1964:69-71）。在中國，結構融入更有利于移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一些來自M市出入境管理總隊的工作人員指出，移民群體所謂的“超國民待遇”，實際上源于其“無國民待遇”的現實處境。移民往往游離于這兩種狀態之間：當他們無法與普通公民享有相同的辦事權限時，只能依靠“特事特辦”的方式，來解決實際生活困難，例如尋求熟識的警務人員或本地朋友幫助，但通過這種方式“一解決（事情）又變成了‘超國民待遇’”（訪談材料,20230420G）。因此，M市移民工作人員認為“（移民需要）一個同等的公共服務體系，享有相同的衣食住行服務”（訪談材料,20230505J）。

總之，西方語境中的結構融入概念與中國移民服務目標高度契合。盡管國內對結構融入的學術討論仍較為有限，但提供“精細化”的出入境服務（吳瑞君等,2022）和推進“居民化”融入（陳建勝,2022）等實踐，實質上均體現了中國政府促進移民結構融入的努力。由此，西方語境中強調的“嵌入本地社群”與來華移民所期望的“辦事便利”，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即移民通過進入初級群體，獲得社會經濟層面的平等參與機會。對所有在華國際移民而言，結構融入都具有顯著的經濟價值。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2。

假設1.2（結構融入的經濟效應假設）：結構融入作為本地社會資本，對于所有國際移民的收入均有正向作用。

3.增加“全球性”：跨國通用資本的市場效應

中國作為傳統移民輸出大國，仍延續著人口外流并積累海外資本的趨勢。與之對應的是，國內市場對外語教育和全球化生活方式的需求不斷增長。從移民個體層面看，其自原籍國攜帶的技能與資歷在中國表現出一定的可移植性（portability），而非“難以（從原籍國）帶走”（Friedberg,2000）。因此，移民自原籍國攜帶的技能和經驗，已被諸多研究視為重要的“資本”，如族裔資本（ethnic capital）（Farrer,2014）和外國資本（foreign capital）（Takenaka et al.，2016）。本文沿用這類“資本”分析框架，將國際移民攜帶的跨國技能與資歷概括為“跨國通用資本”。在中國，這類資本契合國內社會增加“全球性”的需求，并可能會帶來顯著的經濟收益。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跨國通用資本的效應假設）：移民所攜帶的跨國通用資本對于國際移民收入有正向作用。

4.國際移民的選擇性融入策略

當移民攜帶的跨國通用資本普遍具有經濟價值時，可能會對融入行為產生替代效應。“正向/負向融入”模型從單一文化維度考察移民從原籍國攜帶的資本與其在目的國的融入水平，并以“文化距離”作為調節變量衡量二者之間的轉化率（Chiswick & Miller,2012）。這種處理雖然模糊了移民攜帶的原籍國資本與移民融入之間的區別，但也說明前者可能替代后者發揮作用。此外，跨國創業是移民在目的國勞動力市場就業的替代性選擇（Portes et al.，2002）。在本文的經濟融入框架下，移民擁有的跨國通用資本水平越高，文化與結構融入對其收入的邊際回報率可能越低。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1。

假設3.1（跨國通用資本的替代性假設）：移民所攜帶的跨國通用資本對文化融入和結構融入的經濟效應具有替代作用。

從微觀行動機制來看，移民的融入行為是受制度環境制約并以效用最大化為導向的理性選擇。“新融入理論”指出，理想的融入理論必須在個體層面，在概念中納入源于目的性行動與自我利益的能動性，并對同化的激勵與動機作出解釋（Alba & Nee,2003:39）。這也契合“選擇性文化適應”的邏輯，即移民會有意識地保留原籍國文化，以提高其在主流社會中的適應能力（Portes & Zhou,1993）。這意味著，文化融入作為移民在目的國特定的人力資本，給不同移民帶來的經濟回報并不相同，只有當文化融入的收益較高時，移民才會表現出更強的文化融入傾向與需求。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2。

假設3.2（文化融入的正向選擇假設）：國際移民的文化融入傾向性與文化融入的經濟回報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

上述兩種機制均假定移民是擁有一定選擇權的“理性人”，但結構融入與文化融入的形成機制存在差異。文化融入是移民基于成本—收益權衡的主動投資，但移民能否進入本地初級社群與支持網絡，并不完全由個體意愿決定，而是受到差異化接納環境及其機會結構的制約（Fussell,2014；Penninx,2019）。因此，移民的結構融入更多是目的國選擇的結果。在社會分層研究中，“負向選擇”指原本較不容易獲得某類處理效應的群體，一旦獲得此效應，其邊際收益往往更高（Brand & Xie,2010）。原因在于，這類處理效應是一種社會篩選機制。基于這一邏輯，本文認為，結構融入也可能具有“負向選擇”效應：由于結構融入受目的國接納程度制約（Penninx,2019），那些預期結構融入程度較低的移民，一旦實現融入，反而可能獲得更高的邊際回報率。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3。

假設3.3（結構融入的負向選擇假設）：結構融入可能性越低的國際移民，其通過結構融入獲得的收入邊際回報越高。

三、數據、變量與研究策略

（一）數據來源

本文主要使用的數據為2018—2019年在華外國人調查數據（Survey on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簡稱SFRC），該調查由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主持，在廣州、義烏、杭州、長春、蘭州、西安和徐州等七個城市的出入境大廳收集數據。其中，2018年共收集有效樣本6678份，2019年為4529份。調查對象主要為在出入境大廳現場辦理簽證等業務、具有合法身份的外國人。問卷有13種外語版本，便于母語不同的國際移民理解和填答。本文僅保留處于在職狀態且提供收入信息的國際移民樣本，最終納入模型的樣本為2835人。

（二）研究概念定義與變量操作化

本文關注的因變量是國際移民收入。作為國際移民社會經濟地位的標志，該變量在問卷中對應的題目為“您平均每月掙多少錢？”本文將收入單位統一為“元/月”，并對其進行對數化處理，以避免右偏分布導致的估計偏誤。

本文的自變量及其操作化方案如下。第一，本文將文化融入操作化為國際移民的中文水平。移民研究通常將語言視為測量文化融入最核心的客觀經驗指標（Gordon,1964:243;Alba & Nee,2003:219）。掌握目的國語言，意味著移民具備理解本土文化、內部規范與社會互動邏輯的基礎能力，也是其獲取地方性知識的前提。第二，本文將結構融入操作化為國際移民結識的中國居民數量，及其使用中國居民提供的服務的程度，在后文的分析中，對兩者進行標準化處理并加總。本文將“使用中國居民提供的服務的程度”作為測量指標，用以評估移民動員和獲取本地社會資源的能力。問卷詢問移民在餐飲消費、物流、會計金融服務和日用品購買等日常生活服務場景中，主要依賴哪類服務提供者，本文將回答重新編碼為“其他=0，中國人=1”，并將移民主要依賴的四項服務提供者類型加總，形成取值為0~4的連續變量。

本文以英語水平和跨國經歷兩個觀測指標測量跨國通用資本。由于傳統人力資本在跨越地理與制度邊界時會發生價值衰減，本文將移民在全球化勞動力市場中具備的可移植性技能界定為跨國通用資本。相關理論指出，跨國資本的形成同時依賴作為認知工具的外語能力，以及作為具身實踐的海外經歷（Díez Medrano,2016）。因此，本文將移民掌握的英語水平與跨國經歷共同作為跨國通用資本的核心指標。跨國經歷對應的問題為：“您這次來中國之前，除了您的母國，您還移民去過幾個國家（只計算居留時間超過3個月的國家）”。本文將英語水平與跨國經歷標準化后加總，生成“跨國通用資本”變量。

本文的模型中還包括以下變量。一是聚類分析變量。根據國際移民在原籍國或中國是否參與活動（商會/同鄉聚會、興趣群體和志愿者聚會等）及其與中國居民的社會距離（聊天、工作和做鄰居等），本文將行動與心理兩類指標相結合，從而構成對國際移民“雙邊嵌入性”的主客觀測量。據此，本文對國際移民在中國與原籍國的嵌入情況進行分類。二是控制變量。國際移民的人口學特征、家庭背景和原籍國特點均可能影響其收入，尤其是移民創業往往依賴家庭資本。本文納入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情況、在華教育情況、婚姻類型、家人跨國工作經歷、來華接待情況、首次來華前工作情況、自評健康狀況、家鄉類型、在華住房情況、國際社區聚居情況、經濟活動類型、原籍國類型、所在城市類型（黃柯劼,2019）、首次來華年份、在華居留時間比例等。其中，家人跨國工作經歷通過詢問受訪者“您的家人（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中，是否有人有跨國工作、居住經歷？”獲得；來華接待情況通過詢問受訪者“您第一次(此次)來中國，抵達時是否有人幫助您安排接待？”獲得。由于移民來華過程具有累積因果特征（梁玉成，2013），這兩項指標反映了移民家庭及原籍國社會網絡在遷移前后提供的支持。本文根據移民居住地的外國人和原籍國人員聚集情況，將分值加總后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此考察移民是否聚居在族裔社區中。在華居留時間比例主要用于穩健性檢驗，本文已剔除在華居留時間占比過低的樣本。三是原籍國變量，主要為文化全球化指數（Gygli et al., 2019），該指數通過對國際移民的國籍與調查時間進行匹配獲得。上述變量的描述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三）研究模型

1.聚類分析：國際移民類型劃分

移民類型研究正面臨著“類別失焦”（categorical astigmatism）的困境（Türkmen,2024），即對種族、宗教、國籍和階級等分類的僵化使用，掩蓋了移民來源群體內部的異質性。因此，一些學者主張應以經驗數據為基礎，通過歸納方法識別移民類型，而非依賴先驗理論進行劃分（Molina & Garip,2019）。為此，本研究借助聚類算法，通過數據驅動的方式識別移民群體，為后續考察經濟回報的群體異質性提供分析單位。

2.多層次模型與內生轉換模型：檢驗國際移民經濟回報規律

多層次隨機截距模型適用于分析移民嵌套于國家層面的復雜數據結構。移民個體不僅受到自身特征（如語言能力、教育背景等）的影響，還受特定國家的宏觀環境制約。這意味著，來自同一原籍國的移民可能呈現收入結構上的相似性，原因在于他們面對相同的選擇性遷移機制和經濟激勵（Borjas，1985）。多層次隨機截距模型能夠有效捕捉不同國家間的基線差異（梁玉成，2013）。因此，本研究采用該模型分析移民融入與跨國通用資本對收入的影響。

為糾正國際移民在進入不同市場過程中存在的自我選擇偏誤，本文采用內生轉換模型，將市場進入的選擇方程與收入決定方程進行聯立估計。由于移民的經濟活動類型并非隨機分配，而是受個體資源稟賦和社會資本等因素影響（梁玉成,2010），該模型能夠有效處理由可觀測及不可觀測的個體變量所導致的自我選擇偏誤，并通過反事實分析識別不同市場中的回報差異，從而揭示國際移民的市場分化機制。

3.廣義傾向得分方法：測算國際移民融入回報率

本研究關注國際移民融入的邊際回報率與其融入傾向之間的關系。借鑒連續處理效應的識別思路，本文采用廣義傾向得分法（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簡稱GPS），通過估計連續處理變量在協變量條件下的條件分布來校正選擇性偏差，進而測算文化融入與結構融入的不同強度對收入的異質性邊際回報率。該方法能夠識別并處理融入強度變化對結果變量產生的異質性影響，適用于處理變量為連續型的因果推斷情境（Hirano & Imbens,2004:74-79）。

四、實證結果

（一）來華國際移民的類型分析

本研究依據國際移民在“中國—原籍國”兩個維度的嵌入差異，對來華國際移民進行類型劃分。首先，本文采用K-means方法進行聚類，并結合不同K值下的質量指標確定最優分類數。結果顯示，當K=3時，輪廓系數達到局部峰值，同時卡林斯基—哈拉巴斯指數與肘部圖也表明，此時類內緊湊性與類間分離度較為平衡，因此本文最終采用三類方案。隨后，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簡稱PCA）將相關變量概括為“嵌入中國”和“嵌入原籍國”兩個維度，并據此將三類群體命名為“傳統遷徙者”“雙邊低嵌者”和“跨國主義者”。該分類為后續分析不同類型移民的經濟融入路徑奠定了基礎。

第一類“傳統遷徙者”更接近人們對傳統移民的典型想象，即堅定選擇并扎根目的國，同時逐漸脫離與原籍國的聯系。該類群體嵌入中國的程度較高（PCA=1.078），與原籍國脫嵌程度也較高（PCA=-0.024）；相較其他兩類，他們更年輕（34.3歲），首次來華時間更晚，跨國經歷最少（1.11次）。

第二類是“雙邊低嵌者”。該類群體對中國和原籍國的參與度與認同感均較低（PCA值分別為-1.292和-0.047），他們多來自發展中國家（87.9%），多從事商貿活動（64.5%），與在華原籍國社群關系較為密切，族群內部“抱團”現象明顯，但與中國主流社區的隔離程度較高。

第三類可描述為“跨國主義者”（transnationalist）。跨國主義強調移民在原籍國與移居國之間維持多線性的社會關系。該類群體積極參與中國和原籍國活動，雙邊嵌入程度均較高（PCA值分別為1.870和0.109），多為來自發達國家（29.7%）的公司雇員（51.8%），男性居多（85.6%），平均年齡較大（35.4歲）。他們跨國經歷最為豐富，且融入中國主流社群的程度更高。

為考察中國在全球移民國家體系中的位置，本研究還呈現了國際移民在原籍國的嵌入類型分布模式，通過計算國家層面的聚類重心，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將三維數據投影至二維（中國—原籍國）平面，本文直觀呈現了各國的嵌入模式。如圖1所示，大部分國家的雙邊嵌入程度相當。多數來自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移民主要嵌入原籍國，嵌入中國的程度相對較低；而多數來自發展中國家（如也門和印度）的移民則嵌入中國的程度更高，在原籍國的嵌入程度相對較低。

該規律反映出中國當前正處于“移民過渡期”，兼具“新興移民輸入國”與“傳統移民輸出國”的雙重特征。“脫嵌原籍國—嵌入中國”表明移民具有在華永久居留的傾向，反之則意味著移民屬于“過客”。前者使中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移民輸入國，主要接納發展中國家的移民；后者則與中國作為傳統移民輸出國的特征相關，主要面向發達國家的移民。來華國際移民的原籍國分布特征，與霍利菲爾德和夏普所繪制的全球移民國家分布特征圖在邏輯上具有一致性，他們認為多數國家分布在移民輸出國與輸入國兩端位置，形成“L”形曲線：一類是匯款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比高、移民存量在本國人口中占比低的輸出國，另一類是匯款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比低、移民存量在本國人口中占比高的接收國（Hollifield & Sharpe，2017），而少數新興移民目的國則居于兩者之間。本研究認為，中國與日本、墨西哥等新興移民目的國類似，正處于移民國家轉型階段。在面對來自全球南方和北方的移民時，呈現“雙向調適”而非“單向凝視”的姿態。

（二）國際移民的經濟回報規律

1.國際移民的經濟融入模型

鑒于來華國際移民的異質性，其經濟融入模式不可一概而論。因此，本文在總體模型基礎上，進一步區分傳統遷徙者、雙邊低嵌者和跨國主義者三類群體來進行分析，相關分析對應表2中的模型1至模型4。結果表明，文化融入的經濟效應存在明顯的群體分化：在總樣本中不顯著（β=0.007），但對傳統遷徙者具有正向回報效應（β=0.108，P<0.10）。這說明，文化融入的正向收益并非普遍存在，而主要發生于那些脫嵌原籍國并嵌入中國社會的移民群體，假設1.1得到支持。相比之下，結構融入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正向經濟效應（β=0.041，P<0.05），且對雙邊低嵌者的作用尤為穩定，假設1.2得到驗證。跨國通用資本則表現出總體上的顯著正向效應（β=0.058，P<0.001），假設2得到支持。

2.國際移民經濟回報的市場選擇機制

既有研究多默認國際移民處于一個同質化的勞動力市場中，忽略了移民進入不同市場的自我選擇偏誤。例如，針對“負向融入”的后續研究指出，這類發現可能忽略了目的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壁壘、崗位篩選機制與結構性排斥的作用（Holbrow & Nagayoshi,2018）。本文采用內生轉換模型，以考察不同市場中的資本回報差異。

具體而言，本文將國際移民所處市場區分為勞動力市場與商貿市場。選擇方程的結果顯示（見表3），國際移民在雙重市場中面臨結構性的篩選機制：跨國通用資本越豐富的個體，越傾向于進入勞動力市場；相反，傳統遷徙者以及結構融入程度越高的移民，越有可能進入商貿市場。這說明，勞動力市場更看重移民的跨國技能稟賦，而商貿市場則為持有本地社會資本的移民提供了進入空間，從而形成了具有明顯分流特征的市場結構。

在糾正樣本自選擇偏誤后，兩類市場呈現不同的資本溢價機制。在商貿市場中，文化融入和結構融入對經濟回報產生正向效應；而跨國通用資本的作用則不顯著。由于移民創業受到目的國與原籍國機構、社會網絡和人力資本等因素的影響（游天龍、周敏，2022），融入目的國對商貿市場中的移民經濟回報更為有利。

相比之下，勞動力市場中的收入分化更多取決于跨國通用資本。模型結果顯示，跨國通用資本在勞動力市場中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β=0.071，P<0.001）；而文化融入和結構融入的系數為負，均未達到統計顯著水平。換言之，對于跨國主義者表現出的“低文化融入—高經濟收益”特征而言，其背后的影響因素并非文化融入對收入具有負向作用，而在于勞動力市場的篩選機制。外籍勞動力市場更看重跨國通用資本的稀缺性，而非移民的本地融入程度。

誤差項相關系數進一步說明，移民進入何種市場并不是隨機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決定進入商貿市場的未觀測因素與該市場收入呈顯著負相關（rho_2=-0.674，P＜0.001），且內部收入異質性更強（sigma_2=1.364，P＜0.001）。反事實分析表明，該市場的移民的真實收入顯著高于隨機分配下的期望值。這意味著，移民往往會進入與自身條件更匹配的市場，以實現相對更高的收入回報。由此，本文不僅比較了兩類市場中的資本回報差異，也從反事實角度揭示了國際移民基于比較優勢的理性分流機制。

3.穩健性檢驗

本研究通過替換自變量的方式，對跨國通用資本的效應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無論僅以英語水平還是僅以跨國經歷作為關鍵自變量，其對收入的影響均顯著為正，表明跨國通用資本的正向效應具有較強的穩健性。既有研究多將“飛地”視為移民與原籍國群體高度聚集的空間形態（趙曄琴、范慧華，2024），“受保護市場假說”認為移民可借此規避主流市場中的劣勢。然而，在一個需要移民攜帶跨國通用資本的環境中，居住隔離會削弱跨國通用資本對收入的正向效應。此外，本文還進行了樣本層面的穩健性檢驗，在剔除來華時間占比低于10%的樣本后，核心結論依然保持穩定。

（三）選擇性融入機制的檢驗

1.跨國通用資本對文化與結構融入的替代效應

如表4所示，跨國通用資本對本地融入的替代效應主要存在于“傳統遷徙者”和“雙邊低嵌者”兩類群體中。對傳統遷徙者而言，跨國通用資本會削弱文化融入的收入效應，交互項系數為-0.066（P<0.10）；對雙邊低嵌者而言，這種替代關系更為明顯，跨國通用資本與文化融入、結構融入的交互項系數分別為-0.048（P<0.10）和-0.030（P<0.05）。這表明，隨著跨國通用資本經濟價值的提升，語言習得和本地網絡擴展所帶來的收入增長會相應減弱，說明兩類資本在功能上存在一定重疊，移民更傾向于選擇比較優勢更強的資本變現路徑，假設3.1得到支持。

2.融入邊際回報率與預期融入強度的關系

為進一步揭示國際移民在華融入行為的微觀機制，本研究考察個體融入的傾向性與其融入經濟回報率之間的關聯。在分段同化理論中，“選擇性文化適應”機制（Portes & Zhou,1993）對移民能動性的理解符合“正向選擇”的假定。然而，現有實證研究未能揭示驅動個體行動的收益計算過程，同時也忽略了目的國社會對移民融入的結構性約束。基于此，本文分別測算個體層面的“預期融入強度”與“融入邊際回報率”，并通過兩者的回歸關系呈現文化融入與結構融入在選擇機制上的不同模式。

本研究借鑒異質性處理效應的分析范式（Brand & Xie,2010；胡安寧等，2021）來檢驗“選擇性融入”。該范式的核心在于考察處理效應傾向值與處理效應結果之間的關系，并在高等教育回報率的研究中得出有悖于理性人假設的“負向選擇”結論（Brand & Xie,2010），但研究也發現，第一階段的傾向值估計模型對協變量的設定較為敏感，若存在遺漏變量，結論則會轉變為“正向選擇”。

本研究認為，這種“翻轉”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傾向值模型不僅是平衡協變量的降維步驟，還體現了對“選擇機制”的理論設定。“正向選擇”與“負向選擇”對應兩種不同機制：前者強調個體在權衡利弊后基于實際需求做出選擇，即個體從處理效應中獲得的收益越高，主動選擇的可能性越大；后者關注先天稟賦差異如何影響個體“被選擇”的概率，即被選擇的可能性越低，邊際收益反而越高。

具體而言，選擇行為（處理效應）與決策者的選擇權利密切相關。“正向選擇”適用于決策者選擇權占主導的情境；而“負向選擇”來源于社會各類篩選體系，而非僅由決策者個人決定。在教育或融入回報率的分析框架下，“正向選擇”類似于勞動者考取技能證書，即個體基于更高收入預期而主動投資。這與“選擇性文化適應”的邏輯一致，即文化融入主要體現為移民根據收益需求有選擇地接受目的國文化。“負向選擇”則類似于學生參加高考，錄取權由高校掌握，先天稟賦較低者雖然更難被錄取，但一旦進入大學，其階層提升效應往往更為明顯。這與結構融入的形成機制相似，即目的國支持環境對移民融入具有關鍵作用（Penninx,2019）。

這意味著，第一階段的傾向值模型的設定應區分“需求模型”與“先天稟賦模型”。其中，“正向選擇”對應“需求模型”，因此在預測文化融入傾向值時，本文主要納入經濟活動類型、在華投資等職業需求型變量，而不納入文化距離、文化全球化指數等先天稟賦型變量，以使傾向值更接近個體基于需求所做出的主動投資行為傾向。而“負向選擇”對應“先天稟賦模型”，因此結構融入的傾向值估計主要納入國家、家鄉類型等變量。這些因素與移民在華處境密切相關，從而使傾向值更能反映其被目的國社會接納并進入目的國初級群體的可能性。

在區分兩種“選擇機制”的基礎上，本文利用廣義傾向得分法擬合移民收入的響應函數，并通過求偏導計算個體層面的“融入邊際回報率”，再將該邊際回報率與相應的“預測融入強度”進行回歸，通過預測融入強度系數的方向來檢驗選擇效應（表5）。研究結果表明，文化融入呈現典型的“正向選擇”特征（β=0.389，P<0.001），從收益預期層面驗證了“選擇性文化適應”的核心假定；結構融入的回報率與預測融入強度呈負相關（β=0.025，P<0.01），與“負向選擇”的理論預期一致，表明結構融入的價值并非對優勢群體的“錦上添花”，而更接近于對弱勢群體的“雪中送炭”。在穩健性檢驗中，為校正多步估計帶來的方差膨脹，本文對文化融入采用500次自助法（bootstrap）重抽樣，結果表明，正向選擇的結論保持穩健（P=0.024）；結構融入負向相關的方向亦保持一致。

五、結論與討論

隨著來華國際移民日益多樣化，對移民理論進行本土化發展的需求日趨迫切。若移民因主觀排斥或客觀障礙難以融入中國社會，可能導致國際人才引進政策短期化。本研究基于國際移民調查數據，考察在華國際移民的經濟融入模式，以期揭示其與西方移民國家的情境性差異。

本研究基于田野調查與數據驅動，提出中國正處于新興移民輸入國與傳統移民輸出國身份重疊的時期，表現出兩大特征：一是來華移民類型多樣，依據其在“中國—原籍國”社會中的嵌入程度，可區分為“傳統遷移者”“雙邊低嵌者”與“跨國主義者”三類；二是“融入”在中國的語境下，主要表現為個體依據經濟回報所做出的策略性選擇，以及移民與目的國制度環境之間的雙向適應。中國所處的“移民過渡期”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應的移民選擇性融入特征如圖2所示。

本研究結合中國移民治理實踐，分析了融入對國際移民的經濟意義。在倡導人類文明交流互鑒與共同發展（習近平，2019）的背景下，中國并不強調移民在文化維度上的“單向融入”，表現為文化融入符合經濟理性人的“正向選擇”，而結構融入對所有移民均具有現實經濟效應，尤其給在華本地資源較少者帶來的收益更高。因此，完善國際移民基礎設施（Wang & Zhang,2024），減少移民在出行、就業和居住等方面面臨的制度性障礙，更能回應其普遍需求，而文化融入服務則更適宜面向特定群體。

在理論本土化探索方面，本文試圖超越“普遍世界—特殊中國”的二元對立（Pieke，2012）。本文所構建的移民嵌入性情境類型劃分與選擇性融入的操作化分析，雖立足于中國經驗，但具備一定的跨國解釋潛力。未來研究可將這一框架應用于制度背景不同的移民接收國的相關分析中。在數據方面，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限于調查期內辦理相關業務的外籍人員，未能充分覆蓋永久居留的外籍人口，可能導致納入分析的高收入群體比例偏低。“移民過渡期”是中國從移民輸出國向輸入國轉型所處的相對長期階段，因此本文的研究結論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仍具適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