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案》之外，一位“編外警察”的在場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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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京報記者 新京報）

新京報記者 金晶 編輯 胡杰 校對 李立軍

“你怎么可能是這樣？你這個人碰上廳長都不怵的。”電視劇《懸案》播出后，有浙江省公安廳的朋友看了后打電話給柏建斌。

劇中，《錢江晚報》記者“柏建斌”成了《錢州晚報》記者“白朗”，由相聲演員岳云鵬飾演。乍一看，兩人樣貌的確有些相似。唯一與柏建斌有些出入的，是劇中白朗在面對公安刑警時氣場有些軟弱。現實中，做記者32年的柏建斌，與警方一同出現在犯罪現場，因為關系太鐵，有時甚至針鋒相對。

1995年，浙江省寧波綠洲珠寶行發生持槍搶劫案，兩名保安遇害，價值160多萬元的金銀飾品被劫。隨后，1998年在紹興、2004年和2007年在諸暨，接連發生同類案件。四起案件作案手法幾乎一致，現場均留下了高度相似的物證，警方判斷極有可能是同一人所為。但受限于刑偵技術，直至2017年，犯罪嫌疑人徐某才被抓獲。

這起追蹤22年、跨越柏建斌記者職業生涯三分之二時間的系列珠寶搶劫案，在今年7月被搬上了熒屏。如今，63歲的柏建斌已經退休，身形微胖，愛穿一件橙色T恤，被人調侃說像一個“大橙子”。

▲柏建斌與岳云鵬。 受訪者供圖

這是柏建斌最喜歡的顏色。他有好幾件款式相同的橙色上衣，每天輪換著穿。這是從事記者這份職業，在柏建斌生活中留下的痕跡之一：懶得挑來挑去，套上就能出發。無論是30年前，柏建斌作為初出茅廬的新人記者出現在案發新聞現場，還是30年后站在臺前，向觀眾分享《懸案》背后的故事，柏建斌都穿著同樣的衣服。

系列珠寶搶劫案偵破后，出乎意料地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也成了柏建斌職業生涯里最特殊的經歷。

以下為柏建斌的講述：

一篇報道帶出另一樁積案，才有了白朗這個角色

在綠洲珠寶案告破之后，也有不少單位聯系我說想要改編成影視劇，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直到2018年12月，《懸案》的制片人周侃崢輾轉聯系到我。當時，他已經搜集了數起過去十幾年浙江當地重大案件的公開報道，發現其中都有一位名叫柏建斌的記者。

拍一部刑偵劇，我知道很復雜。公開報道里的內容，只是允許被大眾所知曉的部分。那時周侃崢才27歲，很年輕，學法律出身，我們都同為浙江人，有很多共同話題。后來我們一拍即合，決定把這件事做下去。

我建議他，如果要拍，就拍兩個案子，其中一個就是綠洲珠寶案。這是浙江跨度最大的第一懸案，也見證了浙江刑偵技術的發展。

對于這個案子，4次案發，除了第一次，其余三次我都在現場。每一條線索的來龍去脈、每個階段刑偵技術卡點，每一任辦案民警叫什么名字，后來去了哪里，我都清楚。

最開始，沒打算以我為原型設計角色，我只擔任策劃和顧問，幫劇組梳理劇情，對接我熟悉的公安人脈和資源。直到有次劇組開會，導演問我，為什么對這個案子這么有感情？我講了一件破案后發生的離奇事，后來才有了白朗這個角色。

徐某被緝拿歸案后，我刊發了一篇報道《22年，終于抓到他！》并分享到朋友圈里。

我是浙江長興人，有老家的朋友看到后留言，“我們長興也有過這樣一起類似的案子！會不會是徐某做的？”1994年，浙江長興龍達商廈里的金店，也曾發生過一起殺人搶劫案。我有朋友在龍達商廈工作，案發時正好在現場。

綜合我得到的線索，嫌犯在現場留有一個39碼的鞋印，來自一款名叫“老人頭”的皮鞋。這是20世紀90年代昂貴的進口品牌，穿的人少。當時長興正好有人穿同款皮鞋，還被警方訊問，一度被冤枉。

這與徐某之前在案發現場留下的痕跡較為相似。有一個想法從我腦子里蹦了出來，會不會是同一人所為？

我給長興公安局打了電話，對方說目前還沒有并案偵查。后來和諸暨公安局副局長通話時，他無意中透露了一個信息：徐某之前在嘉興衛校讀書，20世紀80年代那一片屬于長興。這意味著徐某曾在長興生活過，對當地很熟悉，有作案的背景條件。這一下，我的信心大增。

綠洲珠寶案破獲三天后，我又發了一篇報道，標題是《1994年的長興龍達金店劫案，兇手莫非也是他嗎？》。對于這篇稿件的刊發，公安方面其實有些猶豫，擔心之前被冤枉的人會有意見。后來我輾轉聯系到被冤枉者和他的家人，征得同意后，稿件才順利見了報。

這篇因一條朋友圈留言引發的報道，旁人看來或許風險不小，但我心里卻莫名有底。若不是像我這樣長久地跟蹤一個案子20多年，大概不會把這條線索當回事。何況，即便不是徐某所為，也能借著綠洲案的熱度，重新推動長興案的偵查。

沒想到，報道發出的第二天，徐某就承認了長興案的罪行。一篇報道帶出另一樁積案，這種冥冥之中的閉環，成了我職業生涯里獨一無二的經歷。也正因此，記者白朗成了劇中串聯起所有線索的那個人。

蒙面大盜九年三案

關于綠洲珠寶案，我是在1995年案發第二天得知消息的。

案發當晚，徐某借助外墻電纜線和空調外掛機，爬到綠洲珠寶行六樓總機房，再沿電梯井道下滑至一樓營業大廳。他用工具撬開大廳內的4只保險箱，劫走價值160余萬元的黃金、白金飾品，臨走時又用手槍將兩名保安打死。現場遺留下一副自制消聲器、一根自制四節撬棍、一把骨柄匕首、一捆軍用背包繩和一副橡膠絕緣手套。

只可惜，當時未偵破的案子不能發表，于是這篇報道便擱置了。

1998年4月7日晚，紹興市供銷大廈又發生一起珠寶被盜案，盜竊未遂，作案者被保安發現后逃走。這次我當天就趕到了現場。隔了一段時間，警方告訴我，對比槍彈和其他痕跡，作案者很可能和綠洲案是同一人。

2004年1月22日，大年夜的凌晨，諸暨第一百貨商店再次發生珠寶被盜案，同樣盜竊未遂，但這次嫌疑人擊傷了一名保安。趕往現場的路上，我隱約有種預感，這個案子很可能跟前兩起案子有關。后來和浙江省公安廳的物證專家一起勘查現場，比對結果印證了我的判斷：還是同一人所為。

反反復復三起系列案件，公安內部壓力也很大，打算發起協查懸賞。我提出要求，想公開細節發一整版報道。

未偵破先公開線索報道，在警媒合作中是史無前例的。我只能找到辦案刑警、省公安廳刑偵總隊總隊長、省公安廳廳長等等，一層一層做工作爭取，說服報社和警方。一方面，我們都已經跟蹤這么久了，但確實沒有很核心的線索，另一方面，如果刊登，就要詳細一點，把這三起案子得到的證據都公開，這樣才可能得到更扎實的線索。

后來，稿件標題定下《蒙面大盜九年三案，浙江警察遭遇強敵》。報道里詳細公布了三次作案經過，以及警方對嫌疑人的畫像分析。

▲2004年《錢江晚報》刊發的公開征集線索版面。受訪者供圖

《錢江晚報》當年發行量大概有八九十萬份，熱線火爆，可惜沒有收到一條真正有用的信息。那個年代和現在不一樣，沒有監控，信息來源很少。雖然這個結果也在預料之中，但難免有點失落。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杭州轉塘龍王沙分尸案陷入偵查瓶頸后，也采用了類似的公開線索征集模式，很快就收到了有價值的線索，案件調查因此迎來重大突破。

作為記者，我也不可能一直只盯著這一個案子。在案件再度停滯的13年里，我看著當年參與偵辦的一位位公安民警升職、退休，甚至去世。“珠寶大盜案子有沒有進展？”“最近有個新技術，要不要再試一下？”每次和公安的朋友們聯系，大家總會聊起這個案子，它成了所有人心里放不下的一個結。

1998年，徐某在現場留下一枚關鍵的滑動殘缺指紋。其實1990年，徐某在臺州就曾因盜竊被抓留下一枚指紋。那個時候，條件簡陋，沒有相關數據庫，查指紋全靠一線刑警拿著指紋卡到各地肉眼一枚枚對比。再加上徐某的戶籍地在臺州，沒有進入排查范圍，兩枚指紋最后沒能對比上。

2004年以后，指紋開始逐步入庫，但因為提取的指紋質量太差，所以在這一系列案子之外，他幾乎從未進入過警方視線。

直到2007年，徐某在諸暨某珠寶店再次作案后失手逃離，警方在現場遺留的水瓶中終于提取到了嫌疑人的DNA，大家都覺得快破案了，可仍然沒有在數據庫中對比出結果。

▲徐某落網的棋牌室。 圖源/錢江晚報

浙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負責破案，隊里上上下下，我和主力刑警聶展云交流最多，他相當于是這個案子的第一責任人。1995年案發時，他還是一線偵查員，之后在寧波、臺州、金華等地任職履新。2015年，他調任金華當公安局局長。

我說：“雖然你現在是主政一方的局長，但這個案子還沒破，你一定要記著。”隔段時間他也會給我打電話，語氣興奮：“可能有進展！”但過了一陣子，又在電話中有點遺憾地說，“又不是！”

直到2016年，全新的基因溯源技術成熟。恰逢公安部啟動了“疑難命案積案攻堅行動”，重點針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些因技術落后、基礎信息不全、偵查手段單一而長期懸而未決的重大積案。

和罪犯面對面，他只是個沉迷麻將、沒脾氣也沒出息的賭鬼

案件終于迎來轉機。

2016年11月23日，省公安廳抽調相關警種組成新的偵查團隊，開始對1200多千兆的視頻資料、1393萬多份指紋，以及新采集的3萬多份生物檢材進行逐一比對。最終，在2017年3月29日中午，鎖定了居住在諸暨市的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正式確認DNA比對成功的那天晚上，我特別激動，喝了幾杯酒，還打電話給已經退休的刑警崔國華分享喜悅。他從1998年紹興案發時就已介入，在浙江省公安廳刑偵技術的發展上功不可沒。電話那頭他也喝高了，聲音里難掩興奮：“破了，我是真高興啊！”

激動勁兒過去，我才猛地反應過來，自己還得立刻趕往諸暨的總指揮部了解情況，不該喝酒的，趕緊招呼上徒弟，由他開車上路。到了諸暨，指揮部里滿是煙味，幾位刑警雙眼通紅，和我講述了抓捕與偵查過程中的各種細節。

按原計劃，我打算好好做幾篇崔國華的專訪，把這系列持槍搶劫案背后的偵查故事寫出來，但一直沒協調好時間。沒想到，2022年，崔國華因病去世。這件事，成了我在這個案子上唯一的、也是終身的遺憾。

▲柏建斌在看守所面對面采訪徐某。受訪者供圖

案子破了以后，我和幾個公安的領導吃飯慶祝。飯桌上，我提了唯一一個要求，跟了這個案子這么多年，我很想知道這個人究竟是什么樣的，一定要和他見一面。

最早，我們猜測他會不會當過兵，甚至是特種兵，因為他會自制槍支消聲器，會用軍用背包。但后來物證顯示，他的槍彈出現過輕微卡殼，我們又覺得他應該只是個業余人員。身材上，他大概精干細瘦，具備攀爬能力，作案時專挑后窗進入。

徐某收到死刑判決后第15天，我終于見到了他。在看守所待了半年多，他明顯胖了，走路遲緩，面色憔悴。

我有些詫異。面前的徐某不是什么神秘大盜，只是一個沉迷麻將、沒脾氣也沒出息的賭鬼。在生活中，徐某努力扮演一個老實普通人，日常接送女兒放學，和妻子離婚后又復婚。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告訴我，結婚那天，他一度從酒席上離開，躲起來一個人大哭了一場。那個時候，他真正感到恐懼，逐漸走上窮途末路，即使婚后仍然再次犯案，他也常常心慌，得不了手就逃。

對他來說，擁有財富的辦法只有靠搶。一個想投機取巧的人，背負四條人命，造成一位保安終身殘疾。我久久不能平靜。

公安民警們需要我，我也需要他們

電視劇里，徐某被抓獲后，白朗也退了休。事實上，直到2023年我才正式退休。32年間，我一直做記者，活躍在一線。退休后，浙江省公安廳、杭州市公安局先后為我頒授了致敬紀念牌，這在一位記者的職業生涯中非常少見。

其實我在《錢江晚報》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并非調查新聞，而是一幅山水畫。那時我在浙江報業經理部工作。我從小喜歡畫畫，十多歲時父親便帶我拜師，跟隨正統山水畫家學習。工作之余，我也常為各報供稿。

1990年，我調入《錢江晚報》，擔任美術編輯。之后美編組解散，我轉入社會新聞部，1991年正式成為一名記者，從此與公安部門打交道，報道民生、治安等領域的重大案件。

對我來說，沒能繼續從事美術工作，并沒有什么遺憾。這種調動在當年是常有的事。一個人在一個階段做該做的事，做好了再去做別的。所以2015年，工作之余我又考上了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研究山水畫。

那個年代，很多新聞都靠暗訪，發現問題、深入體驗，再與公安部門聯動，靠一個個案子與他們熟悉起來。公安系統里人員流動不大，十幾年間我看著他們從一線民警逐步升到副所長、所長、局長、廳長。沒有長期的相處，不可能有這種信任，更不可能拿到一手材料。

當然，隨警作戰，做揭黑報道，也會有很多危險。2000年，三名來自湖南的持槍殺人嫌犯竄至上虞，我趕到了抓捕現場，子彈就在頭頂呼嘯而過。2005年，我與杭州警方發起“夜巡航城”，連續六年，每周五、六深夜帶隊蹲點基層派出所，和民警一起出警。

有一次我們曝光了一家娛樂場所，黑惡勢力知道是我干的，密謀要把我裝進麻袋扔到江里。電視劇也拍了這個情節。與劇里不同的是，我有個朋友正好管理出租車行業，和那伙人一起吃飯時，對方沒對他設防，朋友把消息透露給我。我提前聯系了公安，把事情解決了。

為什么能堅持這么多年，很難講。我就是喜歡和公安民警們待在一起，他們需要我，我也需要他們。

成為“半個警察”后，案子就是家常便飯。綠洲珠寶案，也不過是我報道過的眾多懸案里的一個。

因為采訪，我經常走街串巷，在全省各處跑，大部分時間都在基層村鎮，喜歡光顧民間小館，品嘗當地風味。2018年，我在報社開了一個美食專欄，逐漸小有名氣。2023年退休后，除了繼續處理《懸案》電視劇的修改事宜，我還把美食專欄從線上搬到了線下，與朋友合伙開了餐館。

但我并沒有覺得自己遠離新聞一線。我仍在堅持寫美食專欄，從食物的原材料到加工烹飪，都按當年做新聞的標準要求自己。報社同事遇到公安采訪方面的需求，我也常常幫忙對接。有空時大家聚在一起吃飯，好像還和從前一樣。順利的話，我和制片人周侃崢計劃著未來再挖掘一些浙江本地的案子，策劃新的劇本。

電視劇播出后，不少公安的朋友和同行打電話給我。“這里演得像，那里好像不太像。”雖然劇情有藝術加工的成分，但大家都認可的是，岳云鵬演得很真實，有我當年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