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女子有多開放？公主改嫁三次，皇帝專門宴請公主男寵

提到唐朝女性，多數人腦海里會浮現一幅特別鮮明的畫面：公主肆意改嫁，男寵出入宮廷，駙馬淪為擺設，整個社會對女性的兩性自由毫無約束。

這個畫面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它幾乎成了一種不需要論證的"常識"——唐朝開放，宋朝保守，明清窒息，歷史的走向是一條從自由到禁錮的下坡路。

但真正翻開史料會發現，這條"下坡路"遠沒有看起來那么筆直。唐朝公主改嫁的背后，藏著大量被忽視的政治邏輯；那些被津津樂道的男寵軼事，更多是權力游戲的副產品；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在宋朝的真實處境，也跟后人的想象相去甚遠。

這篇文章想做的，是把"唐朝女子很開放"這個流行敘事拆開看——它有幾分是事實，有幾分是誤讀，又有幾分是后人投射上去的想象。

公主改嫁、男寵成群：那些被反復講述的唐朝故事

說唐朝女性"開放"，證據看起來確實很硬。

根據《新唐書·諸帝公主傳》的記載，整個唐朝有據可查的已婚公主約130人，其中二嫁者27人，三嫁者3人，合計30人，占全部已婚公主的23%。差不多每四位公主里就有一位不止嫁過一次。這個比例放在任何朝代都足夠醒目。

最常被拿來說事的當屬太平公主。她的第一段婚姻嫁給了薛紹，兩人育有四子，本是恩愛夫妻。但688年，薛紹的哥哥薛顗卷入宗室李沖的謀反，薛紹雖未參與，仍被武則天下令杖責一百，最終餓死獄中。當時太平公主最小的孩子才剛滿月。此后武則天將她改嫁給武攸暨——一個在政治上幾乎沒有存在感的武氏宗親。

這段婚姻從頭到尾都是政治安排。武攸暨不管事，太平公主也就不再掩飾。《舊唐書》記載，她"多權略，則天以為類己"，母女二人經常密議國事。

而她養男寵的事更是人盡皆知，其中最出名的一段，是她將自己中意的男寵"蓮花六郎"張昌宗獻給了武則天。這不是單純的荒唐，而是一筆精明的政治投資——用武則天喜歡的方式討好武則天。

太平公主之外，還有高陽公主。她嫁給了房玄齡之子房遺愛，卻與玄奘弟子辯機私通，事發后太宗大怒，腰斬辯機，殺公主侍婢數十人。安樂公主更是囂張到賣官鬻爵、圖謀當"皇太女"，最終死于唐隆政變。

這些故事一個比一個戲劇化，傳播起來也一個比一個帶勁。于是，"唐朝公主=放飛自我"就成了一種深入人心的印象。

再加上唐代法律層面的佐證——《唐律》明確規定了"和離"制度，夫妻雙方如果感情不和，可以協商離婚，女方可以再嫁。這在中國古代法律史上確實相當罕見。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婦薛氏，嚴挺之的前妻離婚后改嫁刺史王琰，后來王琰犯罪，嚴挺之還出手相救。就連一代文宗韓愈，女兒也是先嫁門人李漢，離婚后又嫁樊仲懿。

如果把這些證據排列在一起，確實會得出一個干脆的結論：唐朝女性自由度很高，社會對女性改嫁、離婚乃至私生活都非常包容。

但問題恰恰出在這里。當我們只看到這一層的時候，往往就停下來了。

被忽視的另一半真相：改嫁背后的政治賬本

回頭細看那30位改嫁公主的具體情況，會發現一個很少被提及的數字：其中有18位——超過半數——的改嫁原因是駙馬因政治斗爭被殺、被流放或死于戰亂。

這不是個人選擇的自由，而是身不由己的政治代價。

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紹，自己并沒有參與謀反，是被哥哥牽連。武則天要清洗薛家，順便給女兒換一個更好控制的丈夫，這才有了改嫁武攸暨的安排。

李顯的女兒定安公主嫁了三次，第一任丈夫王同皎因涉及謀反被殺，第二任韋濯的結局同樣跟宮廷政變脫不了關系。

李世民的女兒城陽公主，丈夫杜荷被卷入太子承乾謀反案被誅，公主不得不另選良婿。

這些公主的"改嫁"，與其說是社會允許她們追求幸福，不如說是皇權和政治斗爭把她們的前一段婚姻撕碎了，她們不得不重新被安排。

還有一類改嫁是因為駙馬在安史之亂中死亡或變節。玄宗的女兒萬春公主、肅宗的女兒郜國公主都屬于這種情況。齊國公主的駙馬張垍更離譜，安史之亂時直接投靠了叛軍偽政權，公主在國家層面都沒辦法再以之為夫了。

換句話說，唐朝公主改嫁比例高達23%，這個數字本身沒有問題，但它反映的更多是皇室政治的高風險和高動蕩，而不是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權。

而且，唐朝公主這個群體本身就極其特殊。當時的士族大家根本不愿意娶公主。民間有句話流傳甚廣——"娶婦得公主，平地買官府"。誰家迎了公主進門，等于家里多了一個管不了也惹不起的"領導"。唐憲宗為女兒選駙馬時，士族子弟紛紛找借口推辭。唐文宗時期的平恩公主23歲還沒嫁出去，潯陽公主更是拖到29歲。

皇家千金嫁不出去，這在其他朝代幾乎不可想象。但在唐朝，這恰恰說明公主的"自由"并不是社會給予的包容，而是權力帶來的豁免——她們的特權太大了，大到沒人敢管，也沒人愿意沾。

再看法律層面，情況同樣比一般敘述更復雜。唐承隋制，《唐律》雖然有"和離"條款，但同時也明確規定，五品以上官員的妻妾不得改嫁。也就是說，對于中高層官僚家庭的女性，法律上改嫁是受到限制的。真正享有改嫁自由的，主要是普通百姓和中下層家庭。

至于公主，她們不受這條律令約束，因為她們是皇帝的女兒——法律管不到皇家。所以用公主的改嫁比例來代表整個唐朝女性的自由度，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這就好比用富豪的消費習慣來描述一個國家的人均生活水平。

那么，太平公主的男寵和高陽公主的私情，又該如何理解？

答案依然是權力。太平公主能公開養男寵，是因為她手握"鎮國太平公主"的封號，食邑五千戶，有開府置官屬的特權，朝中七位宰相有五位出自她的門下。這種級別的政治人物，她的私生活根本沒人敢過問，丈夫武攸暨二十年不敢發聲。這不是社會風氣開放，是權力壓過了一切規則。

高陽公主與辯機的故事同樣如此——事情敗露后太宗的反應是腰斬辯機、殺侍婢數十人。如果社會真的如此開放包容，何至于此？太宗的怒火恰恰說明，即便在唐朝，公主私通在主流道德判斷中仍然是不可接受的，只是在權力足夠大的時候可以暫時不被追究而已。

真正的分水嶺不在宋朝，而在明朝

既然唐朝的"開放"需要打折扣，那另一半敘事——"宋朝開始禁錮女性"——是否成立？

這恐怕是整個流行敘事中最大的誤讀。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出自北宋理學家程頤，后經朱熹發揚。但一個很少被提及的事實是：這句話在宋朝本身并沒有成為社會共識，甚至連程朱理學在宋朝也沒有占據壓倒性的意識形態地位。

朱熹本人的經歷就很能說明問題。他有一位好友鄭鑒英年早逝，遺孀陳氏——宰相陳俊卿的女兒——不久后傳出要改嫁的消息。朱熹急忙給陳氏的哥哥寫信，引用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來勸阻。但他在信中不得不承認，自己這么說在世人看來"確實很迂闊"。結果如何？陳氏還是改嫁了。連朱熹用自己最有名的那句話去勸一個宰相的女兒守寡，都勸不住，可見當時的社會根本不買這筆賬。

再看更有名的例子。范仲淹的母親謝氏，在范仲淹父親去世后改嫁朱姓人家，范仲淹從小跟著繼父姓朱。后來范仲淹做了大官，兒子早逝，他直接把兒媳婦嫁給了自己的學生王陶。不僅如此，范仲淹還在家族規矩中明文寫下："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改嫁不但不丟人，家族還要出錢資助。

王安石的兒媳寵氏改嫁了。岳飛的前妻劉氏改嫁了。陸游的前妻唐琬改嫁了。李清照晚年改嫁張汝舟，發現被騙后寧愿坐牢也要告夫離婚。宋真宗的劉皇后本人就是改嫁之身——她原先嫁給錫匠龔美，后來改嫁真宗趙恒，一路做到皇后。

這些都是有名有姓、有據可查的宋代改嫁案例，發生在從皇室到士大夫到普通家庭的各個階層。如果宋朝真的因為程朱理學而嚴厲禁止女性改嫁，這些事不可能如此密集地出現在正史記載中。

那么，"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到底是什么時候真正變成了吃人的禮教的？

答案是明朝。

程朱理學在宋代只是學術流派之一，真正被抬升為國家意識形態，是明朝朱元璋欽定朱熹為"圣人"之后。明朝科舉以程朱理學為唯一標準答案，官方旌表貞節烈女，從制度層面把"守節"變成了可以兌換的政治資本和社會榮譽。到了清代更是變本加厲，貞節牌坊遍布全國，"從一而終"徹底從道德勸導變成了制度強制。

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女性婚姻自由度的真正斷崖式下降，不是發生在唐宋之間，而是發生在元明之際。唐朝的"開放"被高估了，宋朝的"保守"被夸大了，而真正造成根本性改變的明清兩代，反倒在流行敘事中被輕輕帶過。

回過頭來，為什么唐朝皇室——注意是皇室，不是整個社會——在兩性關系上確實比后世更少束縛？

一個經常被引用但容易被誤解的原因是"胡化"。李唐皇室出自隴西軍事貴族集團，數代與鮮卑族通婚。李淵的母親獨孤氏、李世民的皇后長孫氏，都出身鮮卑。朱熹曾直言不諱："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北方游牧民族有收繼婚的傳統——父親去世后，兒子可以娶繼母為妻。唐高宗娶父親的才人武則天、唐玄宗娶兒媳楊玉環，這些在嚴格的儒家倫理中難以想象的事，在帶有胡族傳統的李唐皇室中卻并不構成根本性的道德障礙。

但這個"胡化"解釋也不能推得太遠。它主要適用于唐代前期的皇室和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并不能代表整個唐朝社會。到了安史之亂之后，華夷之辨重新抬頭，皇室婚姻也開始收緊。唐宣宗時期就明確規定：公主若已有子女且守寡，不得再嫁。

更深層的原因還是權力結構。唐代以前，中國處于貴族政治的時代，門閥士族與皇家的利益交換頻繁，聯姻是最常用的手段，公主的政治地位非常高，這也催生了她們的跋扈和特權。

到了宋代，科舉制度全面取代門閥制度，社會從貴族政治轉向士大夫政治，公主的政治功能大幅下降，她們不再是利益交換的棋子，自然也就不再擁有此前那種凌駕于禮法之上的特權。

這不是"自由被剝奪了"，而是"特權被收回了"。兩者之間的區別至關重要。

回頭看這個流行敘事的三層包裝：表面上是一個關于"唐朝女性很開放"的文化常識；

拆開一層發現，那些被反復傳播的故事更多是政治權力的副產品；

再拆一層發現，"唐朝開放、宋朝保守"這條對比線本身就站不太穩，真正的斷崖發生在更晚的地方。

這并不是說唐朝女性的處境跟明清一樣——唐代確實是中國古代女性空間相對較大的時期，法律上的和離權、社會上對改嫁的寬容度、文化上的多元包容，都是真實存在的。

但把少數皇室特權女性的故事等同于整個社會的風氣，把政治動蕩造成的被迫改嫁等同于婚姻自由，把一個學術流派的主張等同于一個時代的制度，這樣的敘事就已經偏離了歷史的真實面貌。

歷史最容易被誤讀的地方，往往不在于事實本身是假的，而在于被抽離了語境的事實會自動生成一個看似合理的敘事，人們接受了這個敘事之后就不再追問了。

太平公主的男寵是真的，高陽公主的私情是真的，范仲淹資助改嫁也是真的，朱熹勸寡婦守節失敗也是真的。但這些事實各自生長在不同的土壤里，把它們拔出來排成一條直線，就會得出一個好看但失真的故事。

【主要信源】 《新唐書·諸帝公主傳》，歐陽修、宋祁等，北宋 《舊唐書·太平公主傳》，劉昫等，五代后晉 《資治通鑒》卷206，司馬光，北宋 《唐朝女性與宋朝女性，哪個更容易改嫁？》，吳鉤，儒家網，2024年7月 《唐朝公主二婚三婚多，都是豪放惹的禍？》，新浪歷史，2019年2月 《唐代婚姻制度研究——從〈唐律〉看唐代婚姻》，《聚期刊》，2022年 《朱子語類·歷代三》，朱熹語錄，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