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瑞典王儲的一次訪華，改變了中國考古

一套塵封近百年的相冊，三本厚重的舊影，隱藏著一段幾乎被歷史遺忘的旅程。

2022年夏天，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讓“90后”收藏家、歷史研究者鄒德懷的人生多了一段未曾預料的插曲。

電話那頭提及的，是1926年瑞典王子訪華的完整影像記錄——有名人舊影，有宴席菜單，更有吊詭的考古發現。

為了追索這段往事，鄒德懷散盡積蓄、四處求解，積極翻閱瑞典語舊籍，輾轉聯系海內外學者。數年后，新書《東行漫記：大師、軍閥、瑞典王儲與1920年代的中國》問世。

一面是風雅、禮遇與學術熱忱，一面是炮火、震蕩與未知命運；百年前那位異國王儲的行程，究竟如何串起一個復雜、多元、充滿懸念的中國？觀察者網帶著諸多好奇，與鄒德懷展開了一場對話，從一套私人相冊出發，重新凝視那個新舊交織、各方勢力同臺共處的民國側面。

【對話/觀察者網 李泠】

·創作緣起

觀察者網：書中提到，您對那位瑞典王儲起初毫無了解，但很快就被吸引了。2022年接到拍賣行朋友電話的那一刻，是什么觸動了您，以至于當時耗光積蓄還要向朋友求助，也要拿下這套相冊？

鄒德懷：那是2022年7月，我接到好朋友牛婕的電話。她在一家拍賣行工作，電話里說有一套相冊很適合我——記錄了1926年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多夫，即后來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夫婦訪問中國的全過程，是一段被歷史遺忘的故事。

古斯塔夫六世（1882-1973）。1905年結婚時，他的祖父奧斯卡二世送給他一對18世紀的中國瓷瓶，點燃了他對中國和東亞藝術文化的研究熱情。

說實話，那一刻我對這位瑞典王子毫無了解。但稍微查了一下，我就坐不住了。相冊有厚厚三大本，記錄的是王子在北京、山西等地遍訪名勝、名人的經歷，里面有羅振玉、閻錫山這樣的人物簽贈照片，還有大量從未公開過的名片、票證、菜譜、導游手冊。

更讓我心跳加速的是網上搜到的一條線索：王子訪華期間，中國地質、考古兩界聯合為他舉辦過一場歡迎大會，梁啟超親自登臺朗讀了一篇萬余字的歡迎辭，而就在同一場大會上，安特生公布了周口店發現的兩顆古人類臼齒化石，把東亞人類生存的歷史一下子推進到五十萬年前。

1926年10月22日，北京飯店的晚宴。左側中間為梁啟超。照片中還能看到李四光、新常富、曹云祥、安特生、王子夫婦、翁文灝、拉格雷柳斯夫婦、戴陳霖、顏惠慶、張軼歐等諸多名人。

一場歡迎一位外國貴賓的活動，竟然同時成了改寫中國考古學史的現場。這種戲劇性，我作為做了十幾年老照片研究的人，是從沒遇到過的。我當下就想：這套相冊，我一定要拿下。

它確實不便宜，起拍價40萬，最后我以63萬落槌。當時我手里的積蓄全搭進去還不夠，是浙江諸暨的企業家陳永新大哥出手相助，才讓我把這套相冊收入囊中。后來我說，這本書出版賺了稿費，一定還給他。那種感覺到今天想起來還很清楚，心里清楚這步棋有點冒險，但更清楚一旦錯過，這輩子可能都遇不到第二次了。

觀察者網：書名叫《東行漫記》，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斯諾的《西行漫記》。斯諾是從西方看向紅色中國，而您是讓一位西方王儲來看1920年代的中國。這是致敬還是策略性挪用？

此外，書名的副標題同時出現了“大師”“軍閥”和“瑞典王儲”，這三者在1926年的中國實際占據著截然不同的權力位置。您將這三種角色提取出來并列，主要出于哪些考量？

鄒德懷：書名確實有向斯諾致意的意思，但我更想強調的是一種鏡像關系，而不是簡單的模仿。斯諾筆下，是一個西方記者深入紅色中國腹地，去理解一場正在發生的革命。我這本書里，是一位西方王儲，走進一個還沒有被革命徹底改寫、新舊交織、各方勢力同臺共處的中國。

《東行漫記：大師、軍閥、瑞典王儲與1920年代的中國》，鄒德懷 著，2026年4月出版

至于大師、軍閥、瑞典王儲這三個角色的并置，是我在梳理相冊時自然浮現出來的結構。梁啟超、羅振玉、梅蘭芳是大師，張學良和閻錫山是軍閥，古斯塔夫·阿多夫是遠道而來的王儲。這三種身份，放在今天看幾乎不會出現在同一個場景里，但在1926年的中國，他們卻因為這位外國貴賓的到訪被湊到了一起——梁啟超在協和醫學院的禮堂里用廣東味兒普通話朗讀考古學演講，閻錫山在太原督軍府擺下烤鴨加燕窩魚翅的全套中餐，羅振玉在天津租界的客廳里把珍藏的字畫一卷卷取出來。

把這三個截然不同的權力位置并列在書名里，是想提醒讀者，1926年的中國不是一塊鐵板，而是士紳文化、地方實力派、外部世界三股力量同時在場、彼此試探的一個橫截面。是一個復雜的中國。

觀察者網：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您如何看待您的敘述對“1920年代中國”的剪裁——它呈現的是一個上層士紳、軍閥與西方精英共享的文化中國，而那個正在醞釀大革命、罷工、農民運動的中國反而成了沉默的背景？

鄒德懷：您提到的剪裁問題，我完全認同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局限，也恰恰是這套相冊作為史料的性質決定的。這是一套私人相冊，記錄者是王子身邊的隨行人員，他們走的是官方安排好的路線，見的是被精心挑選過的人物，吃的是特意準備的宴席。北伐的炮火、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確實沒有進入這架鏡頭。

瑞典王子夫婦來華游歷日程表

但我想說的是，這種沉默的背景本身也是一種歷史證據，它告訴我們，當時的中國上層精英、地方軍閥和西方觀察者，是如何在一個動蕩即將全面爆發的前夜，依然維持著一套體面、從容的外交禮儀和學術交流。王子離開后不久，北伐的戰火就燒到了他剛剛走過的地方，趙戴文、南桂馨這些在車站迎接過他的官員，命運很快就被卷入了更大的洪流。

觀察者網：您自稱“這段歷史的保管員”，而非“作者”，這個角色定位很有意思。從收藏家到歷史保管員，再到圖書作者，您如何看待這三個身份之間的關系？從面對三本相冊的震驚到最終成書，這兩年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鄒德懷：這三個身份其實是遞進的，并且缺一不可。收藏家負責搶救，把那些散落在拍賣行、舊書店、海外古董商手里的影像和文獻找回來，避免它們徹底消失在塵煙里。保管員負責看護，研究、考證、辨認，把一堆零散的照片、名片、菜單還原成一個個真實的歷史現場。而作者，則是把這份看護的成果，轉化成普通讀者能夠進入、能夠共情的文字。

我始終覺得自己更接近中間那個身份——保管員，因為這段歷史從來不屬于我個人，我只是恰好成了它在這個時代的經手人，有責任把它交接得更完整一些，再傳遞下去。

最大的挑戰，我覺得是史料的極度分散，光是為了搞清楚拉格雷柳斯這個人，我就托人在瑞典到處找他發行量極少的一本回憶錄，最后是朋友田宏正竟然在舊書店里偶然淘到了。為了核實安特生的視角，我先后買到他回憶錄《龍與洋鬼子》的瑞典語版和德語版。為了查檔案，我聯系了寓居瑞典的學者，又通過幾位瑞典使館工作人員輾轉引薦，中間還經歷過聯系中斷、重新接續的曲折。

坐著轎子的王妃，左一為瑞典實業家拉格雷列斯。

這套相冊里的每一張名片、每一份菜單背后，可能都對應著一整條需要單獨打通的考證鏈路，把這些碎片重新拼接成一個連貫可信的故事，是這兩年里最耗心力的事。

顧維鈞的請柬

·歷史的側面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提到，近百年前拉格雷柳斯撰寫的回憶錄中很多地方都透著“西方人初到中國的驚訝、理解甚至誤解”。驚訝、理解、誤解，這三個詞有沒有對應的更多的分析？能否分別舉個例子？

鄒德懷：這三種心態在拉格雷柳斯筆下其實經常交織在一起，很難截然分開。

驚訝最典型的，是他面對中國飲食時的反應。在閻錫山為王子一行準備的晚宴上，他第一次見到燕窩、魚翅，回去之后專門去查了它們的做法，記錄得極為詳細，燕窩怎么去毛、怎么煮到變成軟玉色，魚翅怎么刮皮、怎么去腥。看到那道腌制四十天的皮蛋時，他更是調侃，如果讀者保證永遠不會向他提供這道菜，他才愿意說出做法，語氣里滿是文化沖擊帶來的本能反應。

理解的部分，體現在他對閻錫山的描述上。他把山西比喻成混亂沙漠中一片安寧的綠洲，詳細介紹閻錫山如何修路、興辦教育、整頓財政，特別提到當地人都說山西的財政收入用于公共事業，不會落入官員私囊。這種評價已經超出了走馬觀花式的獵奇，是建立在實地觀察基礎上的認真理解，甚至比一些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評價還要客觀。

而誤解最有意思的一個例子，是他在羅振玉的名片上用瑞典文寫下的批注，稱對方為古董商。羅振玉是甲骨文和敦煌寫卷研究的開創性學者，“甲骨四堂”之一，拉格雷柳斯卻把他當成了一個倒騰文物的商人來理解。這恰恰說明，西方觀察者即便對中國懷有善意和好奇，也很難真正了解中國士大夫到底在想什么，那種隔閡，是再細致的觀察也未必能消解的。

觀察者網：下一個問題是，大多數人印象中的1926年是北伐烽火與軍閥混戰，您的書中也不時提到戰爭或搶劫。是什么讓當年的瑞典王儲能在紛亂的時局下展開如此從容的學術考察？

鄒德懷：這恰恰是這趟旅程最讓我感慨的地方。王子能夠從容旅行，靠的不是運氣，而是當時各方勢力出于不同考量，共同編織起來的一張保護網。

最驚險的一段，是他從天津南下乘坐津浦鐵路回國，沿線兩軍對峙，時有炮擊列車和土匪攔路搶劫的情況，瑞典領事在寫給安特生的信中明確反對這個安排，說將瑞典未來的國王置于這樣一次冒險之旅，根本不應該被列入考慮范圍。但阿多夫還是去了，由30個全副武裝的士兵貼身護送。在山西，外交部特地派人一路護送，這本身也是對閻錫山的一種委婉警告。閻錫山則調動了警務處長、憲兵司令這樣的實權派人物親自到車站迎接，三年前山東土匪綁架26名外國人質的臨城劫車案還歷歷在目，沒有一個地方實力派敢在自己的地盤上出這種紕漏。

王子（前排中）走訪山西大學的合影，王子身后左邊是山西大學校長王錄勛。

更深層的原因，是這次訪問對中國各方都有著實實在在的吸引力。北洋政府需要借這次訪問穩定外交形象，閻錫山需要借機展示模范省的治理成果，中國的科學家群體則把這次訪問視為難得的國際交流機會。這幾方算計加在一起，才讓王子的旅程相對安全地走了下來。

觀察者網：書中涉及梁啟超、梅蘭芳、閻錫山、顧維鈞、張學良等眾多歷史人物。在考證他們與王儲一行交往細節的過程中，有沒有哪個人物或哪個瞬間讓您特別意外或感動？

鄒德懷：最讓我意外的，是梁啟超去世前留下的遺言。他是在協和醫學院去世的，正是三年前他登臺朗讀歡迎辭、迎接王子的同一個地方。臨終前，他囑咐家人，希望醫學界能解剖他的遺體，找出真正的病源，以供醫學界參考。一位畢生倡導新民的思想領袖，到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在用最樸素的方式踐行他對科學的信仰。

最讓我感動的，則是30年后的一次重逢，那時中國京劇團訪問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也就是當年的阿多夫王子，指名要見梅蘭芳的女兒梅葆玥，握著她的手，回憶起30年前在梅家觀賞梅蘭芳表演的經歷。梅葆玥那時還沒出生，但那張王子夫婦與梅家合影的老照片，她父親珍藏了30年。臨別時，國王還特意托她轉達問候，并說明當年梅蘭芳贈他的那枚田黃石印章，已經連同其他藏品一起捐給了瑞典的博物館。

30年過去，政權更迭、戰亂離散，這段緣分還是被一句問候接了起來，每每想到這件事，我都覺得多了一點把這本書寫下去的勁頭。

觀察者網：王儲此行涉及北平、山西、上海三地，您在書中對每一處都做了細致的還原。在三地之中，有沒有哪一站的考證工作最讓您印象深刻？

鄒德懷：山西這一站，考證難度最大，也最讓我有成就感。北平、天津的史料相對集中，能查到的中外文獻也多。但山西的地方性很強，很多細節都散落在《來復》這樣的地方周刊、或者已經罕見的民國山西游記里。比如阿多夫去山西陽曲灣考古挖掘的那個地點，最初有學者依據讀音猜測可能是陽泉，但我通過比對山西本地周刊的報道，才確認那其實是太原以北約十公里的陽曲灣，即今天的太原市陽曲縣。

更不用說像晉祠這樣的細節，“惠流三晉”匾額上那個故意寫錯的惠字，是因為圣母被加封為廣惠顯靈昭濟圣母，凡是帶惠字的匾額都要避諱少寫一兩筆，連皇帝都不能例外。如果不深入查證地方志和清代避諱制度，是絕對發現不了的。

晉祠西南隅金人臺上的鐵人，鑄于北宋紹圣四年（1097年）

觀察者網：王儲親自跳入陽曲灣的考古坑參與挖掘，這個畫面在今天看來很有戲劇性。您曾提到當時普通人對考古和盜墓并無清晰區分。在您看來，一位西方王室成員以身作則參與田野考古，對當時處于萌芽階段的中國現代考古學起到了怎樣的推動作用？

或者說，您在書中提到，安特生慫恿王子訪華的一個重要意圖，就是希望借王子親身參與考古挖掘這一事例，引起中國官方及民眾對考古的重視，以便為他自己今后的工作創造便利——您覺得他的目的達到了嗎？

鄒德懷：我覺得安特生的目的，至少部分達到了。當時考古這門學科在中國民眾眼里還很陌生，甚至和盜墓很難區分開。負責保護王子一行的那位姓郭的警察，在挖掘現場說的一番話很能說明問題，他希望以后更積極從事于古物之保存、地質之調查與開發，使上古文化策源之根本地方，不至湮沒不彰。一位外國王室成員蹲在土坑里、用手鏟一點點清理陶片的畫面，確實在地方官員和圍觀百姓心里留下了印象，原來刨土這件事，是一門值得尊重的學問，而不只是尋寶或盜墓。

王子留下的那兩張照片也很說明問題，一張是他拿著手鏟在遺址中挖掘，旁邊圍滿了完全不明所以的中國老百姓，另一張是王子夫婦結束工作后蹲在田間吃飯，毫無架子。這種以身作則的姿態，對于剛剛起步、還需要在中國社會爭取認同的現代考古學來說，是一種無法用文字替代的示范。安特生選擇讓王子參與挖掘，本質上是一種巧妙的公關，但客觀上，它確實幫助考古學這門學科，在中國早期的公眾認知中贏得了一點正當性。

王子等人下坑考古的路上，以及圍觀他們考古工作的人群

觀察者網：當時活躍于中國的西方考古者中，有人以科學為名行掠奪之實，也有人確實推動了學術進步。您認為瑞典王儲及其團隊的獨特之處在哪里？

鄒德懷：這本書里其實寫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西方人。一種是山中定次郎這樣的人，借著發現天龍山石窟的熱潮，用真金白銀收買了寺院住持，鑿走了大批佛首，制造了中國近代文物史上最慘烈的浩劫之一，把一座完整的石窟群變成了無頭石窟。另一種，則是安特生、卡爾貝克這樣的學者，他們確實也從中國帶走了大量文物，但他們對自己的藏品做了持續的學術研究，安特生更是按照約定，把仰韶文物分七次歸還了一半給中國。

阿多夫王子和他的團隊，屬于后一種。他們不是單純的獵奇者或掠奪者，而是帶著一種近乎虔誠的學術興趣來的。王子本人對考古和瓷器有真切的研究興趣，他建立的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后來成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中國文物收藏與研究中心之一。他和高本漢、李濟這些學者之間，建立的是平等的學術對話關系。這種區別，歸根結底在于動機，是把中國當作一個值得長期研究、值得建立對等關系的對象，還是僅僅當作一個可以一次性掠奪的資源。

瑞典王儲一邊觀賞故宮收藏的瓷器，一邊認真做筆記。

·歷史的回響

觀察者網：如今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您認為1926年的那次訪問，為今天的中瑞關系注入了哪些深層的文化底色與民間友誼？

站在當下——特別是2025年剛剛慶祝了兩國建交75周年，2026年又迎來了中瑞創新戰略伙伴關系十周年之際，我們回望這段跨越百年的文化交往與學術合作，您如何理解它在整個中瑞友好歷史上的坐標與分量？

鄒德懷：這次訪問最珍貴的地方，是它發生在一個外交關系尚未正式建立的年代，中瑞兩國直到1950年才建交，瑞典還是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但早在1926年，民間和學術層面的交流已經走在了官方外交的前面。安特生、卡爾貝克、高本漢、喜龍仁這些瑞典學者，用十幾年的田野工作，在中國近代考古學、地質學的起步階段留下了不可替代的貢獻。而王子這次訪問，某種程度上是把這種民間的、學術的友好關系，提升到了一個王室層面的象征高度。

30年后，已經成為國王的古斯塔夫六世，特意接見梅蘭芳的女兒。安特生歸還的文物清單，在他去世40年后被瑞典學者重新發現，并促成了中國地質博物館和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之間持續至今的文物追索合作。繼承王位的卡爾十六世國王多次訪華，還不止一次登上長城。他的女兒維多利亞王儲公主，年輕時曾主動到北京的瑞典使館實習一個月，最愛北京的餃子和清蒸魚，還曾在日壇公園學習太極拳，結婚時還專門在唐山定制了上萬件瓷器作為伴手禮。一代代瑞典王室成員，就這樣把對中國的好奇與情誼，當作一種近乎家族傳統的東西延續了下來。

王子一行在梅府的大合影

站在中瑞建交75周年、中瑞創新戰略伙伴關系十周年這些節點上回望，我覺得1926年的這次訪問，恰恰在于它證明了一件事，真正持久的國家間友誼，往往不是從外交文件開始的，而是從一個個具體的人、具體的相遇開始的。梁啟超的一篇演講稿、梅蘭芳家中搭起的一座小戲臺、陽曲灣考古坑里沾滿泥土的雙手，這些細節，比任何宏大的說法都更能解釋這份情誼為什么能延續將近一百年。

觀察者網：王儲一行在動蕩時局下依然能完成如此從容的學術考察，離不開中外學者之間基于信任與共同志趣的合作。在您看來，這套百年前的相冊向今天的中瑞關系提供了怎樣的啟示？

鄒德懷：我想，最重要的啟示是，真正的國際合作，最終要靠人與人之間具體的、長期的信任去支撐。安特生在中國工作了十幾年，先在北洋政府農商部當礦政顧問，幫中國找煤找鐵，之后才慢慢轉向考古研究。高本漢學會了一口純正的山西腔，自己開玩笑說，姓高，名字叫本漢，因為本來就是漢人。李濟和阿多夫王子之間，是建立在專業互信基礎上的學術對話，殷墟考古的進展，王子隔著重洋還在持續關心。這些關系，沒有一個是靠一兩次正式訪問建立起來的，都是日積月累、靠真實的專業貢獻換來的。

另一個啟示，是這種合作往往是雙向的、對等的，而不是單方面的輸出或索取。安特生帶走仰韶文物，但也信守承諾把一半歸還中國。瑞典學者幫助中國培養了第一代地質、考古人才，中國的發現也反過來豐富了瑞典的學術研究和博物館收藏。這種各取所需又彼此成就的關系模式，今天看依然有借鑒意義。

古斯塔夫一行參觀故宮

我整理這套相冊、寫這本書的過程，本身也是這份啟示的一個延續，靠著瑞典學者、瑞典使館工作人員、中國本地文史研究者們一點一點的幫助和信任，才讓這段差點湮沒在歷史塵埃里的往事，重新被打撈了出來。

歷史不是為了延續而延續，更重要的是讓我們從中得到一些收獲。這套相冊告訴我，跨越百年、跨越文化的真摯交往，留下的情感，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深遠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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