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當年托洛茨基干掉斯大林，蘇聯會更強大？答案可能讓你意外

1926年10月，托洛茨基被解除政 治 局委員、共 產國際主 席等職務，黯然出局的同時，這場曠日持久的權力爭奪戰終于落下帷幕。

距離勝負的判定已過去整整一個世紀，可時至今日，有一個問題仍在被人們不斷討論：如果當年是托洛茨基贏得了斗爭，蘇聯是否會更加強大，最終避免消亡呢？

或許在許多人看來，斯大林似乎并沒有那么高明：手段殘酷，對同僚大肆殺伐；強制推行重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不但使年輕的國家早早就淪為“瘸腿巨人”，一手締造的“斯大林模式”更是貽害無窮。

作為紅軍的締造者、十月革命的主要策劃者，托洛茨基的水準怕是要比斯大林只高不低吧？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讓你大感意外。

托洛茨基有哪些優勢？

常言道“慈不掌兵”，有人會說，托洛茨基之所以干不過斯大林，恰是因為他太仁慈了。

首先，他強調“內部民主”，不但不會動輒將槍口指向不同意見者，還會給不同派系留出辯論空間。

他本身就是一位卓越的演講家，有著十足的把握用自己的辯才戰勝這些對手。

如果托洛茨基當上領袖，30年代那場浩劫就不會發生，大批老革命家、理論家、軍事統帥和經濟學者得以幸存，紅軍指揮體系完整保留，領導層方方面面的實力，理論上也要比斯大林時代高出不止一個段位。

出于“消滅小農私有制”的理論訴求，托洛茨基也會搞農業集體化，但他會讓工人監督農業生產，在農莊內部嚴格遵守“按勞分配”原則，杜絕斯大林時代“官僚掌控農莊”狀況的發生。

此外，托洛茨基會建立嚴格的工人監督制度：官員薪資會與群眾掛鉤，干部很難享受到斯大林時代的特供和各種福利待遇，這便極大杜絕了“特權階層”的出現。

這一切聽起來很美好，是吧？可事實上，問題很大，非常大。

進入正題。

1924年1月，列寧逝世，斯大林與托洛茨基政治上的矛盾公開化。

兩人諸多分歧中，有一點是無法調和的。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斯大林秉持“一國建成論”：眼下蘇聯貧弱，應當先在本土建成社會主義再輸出革命——打鐵還需自身硬，一上來就把攤子鋪太大未必會有好結果。

托洛茨基的看法則恰好相反：正是因為蘇聯貧弱，我們才得向外擴張，要向全世界輸出無產階級革命，這便是“世界革命論”。

這就好比跟人打架，不把架子拉開，到頭來只有被動挨打。

路線截然相反，這意味著二者只能存一。

一開始，高層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想法來的，列寧大力支持，斯大林對此卻是深惡痛絕。

這其中有段很有意思的歷史背景。

政權建立初期，蘇俄自顧不暇，列寧、托洛茨基對外輸出革命，手段比較簡單粗暴，基本就靠倆字——撒幣。

俄羅斯雜志《絕密》曾提到：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蘇俄的領袖們就定了調子，要不惜代價地資助兄弟組織的事業。

此后許多年里，蘇俄當局瘋狂搜刮國內財富，將大量資金、金銀珠寶等運送出國。

1921年，蘇俄遭遇大饑荒，伏爾加河沿岸、烏拉爾地區和烏克蘭部分地區受災嚴重，百姓連口飽飯都吃不上，即便如此，當局也絲毫沒有放緩輸血的速度——當年6月，蘇俄就一次性給德國的兄弟組織送去一批總價值超6200萬盧布的援助。

對此，列寧還呼吁：“不要吝嗇，花它個幾百萬、幾千萬吧！”

托洛茨基也認為這錢花得值：“對我們來說，用這批珍寶在1922～1923年賣得5000萬，要比在1923～1924年賣7500萬更重要。”

蘇聯沒少撒錢，可“遍地開花”的場景卻絲毫沒有苗頭。

斯大林坐穩權位后立馬展開海外大審查，結果令他震驚：蘇俄人民省吃儉用攢下來的援助，居然有相當一部分被浪費掉了。

就拿1921年援助德國兄弟組織的那6200萬盧布來說，短短4個月后，這筆錢幾乎見底。更糟糕的是，兄弟組織花錢速度驚人，事業卻幾無進展。

毫無回報的投資有何意義？斯大林很快就停掉了對共產國際的援助。這要換成托洛茨基，為實現“世界革命”的宏偉構想，他保準不會這么做，反而會加大對外輸血的力度。

很難想象，又有多少財富會被白白浪費掉，家底兒本來就薄的蘇聯真的吃得消嗎？

接下來是核心問題。

正如我們先前所說，托洛茨基強調“內部民主”，他的民主卻是極其有限的。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主張搞農村集體化和快速工業化，但二人的目的和方式卻有著本質的區別。

通俗而言，斯大林推行“集體農莊制度”，本質上是把農莊當做吸取農村財富的工具，且索要不分對象；托洛茨基搞集體化，那可是出于“消滅私有制”的理論訴求，算得上是階級斗爭的一部分。

在實操上，斯大林顯然要“靈活”一些，遭遇挫折時立馬讓步，甚至曾短暫地默許小農、私商進行經營活動。

托洛茨基對此十分不滿意，痛批其為“滋生資本主義復辟”。

殊不知，這些被稱作“資本主義復辟”的耐普曼階層，在被證明是成功的“新經濟政策”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富農和城市私商的存在，確保了農產品和日常商品在農村和城市間的流通。

值得一提的是，托洛茨基早在20年代中期就要求廢除“新經濟政策”、清算富農和私商，斯大林拖到1928年才開始消滅耐普曼階層。

是的，托洛茨基搞農業集體化，會嚴格遵照按勞分配原則，讓工人監督農業生產，不會讓官僚掌控農業。

他會對中下貧農進行政策保護，但其一路到底的、毫無緩沖的集體化手段和以“消滅”為目的手段，雖然針對的只是富農，但這也會無可避免地造成市場糧食流通壓縮，中下貧農的收益將同步縮水，農民生產積極性會整體下降，最終糧食總產量下滑，爆發糧食危機。

要知道，與此同時，蘇聯還在進行著“超工業化”。

為迅速擺脫“落后農業國”底色，在最短時間內實現重工業化，降低工業產品生產成本，壓低商品售價，托洛茨基會將國家一切資源都投入到重工業建設中來。

僅從農村抽取財富還不夠，當局還要大幅削減輕工業投資。

在“一五計劃”完成之前，蘇聯國內消費品的產能根本不夠看，托洛茨基的措施無疑將進一步導致社會物資的匱乏，物價持續攀升。

工人拼死拼活勞動，到頭來卻發現那點工資連最基本的日用品都買不起；農民則更苦，被榨得分毫不剩……

為輸出革命，托洛茨基還要維持一支龐大的進攻型軍隊，扶持國際縱隊，甚至還要維持海外駐軍——這可比斯大林以“本土防御”為目的打造的軍隊花費要大得多。

毫無疑問，這筆支出最終還得從基層百姓頭上抽取。

上述這一切理論上都可能上演，試問，托洛茨基治下的蘇聯真的會更好嗎？

此外，還有一些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斯大林是個實用主義者，只要符合國家利益，他非常樂意與西方國家接觸。

托洛茨基的外交策略則激進得多。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斯大林參戰的目的是確保國家安全，順便以“反法西斯”為名撈到一些外交籌碼。

可要換做托洛茨基做主，他會將西班牙內戰視作“世界革命”的巨大突破口，到時，蘇聯的參與方式，恐怕就不只是派顧問、提供武器裝備這么簡單了，甚至會像德國一樣，直接把正規軍送上戰場。

不難想象，托洛茨基不會錯失任何一個國家可能扶持紅色勢力的機會，甚至為輸出革命，故意挑起事端也說不定。如此一來，西方國家難免不將蘇聯視作禍端。

或許早在二三十年代，反蘇陣營就已經形成了。

在托洛茨基眼里，納粹跟資本主義就是“一體兩面”，他是絕對不會跟納粹德國簽《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如此一來，二戰爆發后，蘇聯將同時與西方國家、軸心國兩大陣營為敵，處境將無比險惡。

如果托洛茨基“超工業化”的路子沒走通，后果將不堪設想。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最大的優勢，恐怕只剩“民主”這一條了。

問題在于，他的路線絕對是需要高度集權的。

要知道，就因為放棄新經濟政策、推行集體農莊制度，昔日的“親密戰友”布哈林就跟斯大林反目成仇。

托洛茨基的“超工業化”和全盤集體化，比斯大林的“五年計劃”更加極端，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遭受的阻力也只大不小。

他若始終堅持“內部民主”，任憑同僚自由發聲，局勢會亂成什么樣根本不敢想。

人心不齊，有些事就辦不成，邏輯上講，為達政治目的，托洛茨基也免不了下狠手。所以，絕對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他曾不止一次指責斯大林“太過軟弱”，對抗敵人時總是退讓——我們是不是可以假設，當不得不采取極端手段時，托洛茨基會以同樣剛硬的方式對付“敵人”，甚至更加殘酷呢？

退一步講，在不采取極端手段的情況下，又要對局勢保持足夠的掌控力，托洛茨基就不得不更加倚仗他的大本營——軍隊，不斷拔高軍方領導人在政壇中的話語權，這將導致軍隊在國內的影響力過大，最終成為類似于斯大林時代官僚那樣的“特權階層”。

軍隊過分干政的弊端，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就已充分暴露，倘若蘇聯當真走上這條路，結局恐怕不會比現實發生的好多少。

今天的問題非常復雜，這還沒咋很展開講呢，就奔著四千字去了。

總而言之，在筆者看來，斯大林的決策結合了國內外局勢、蘇聯自身情況以及隨時可能帶來的戰爭威脅，在當時已是最優解法。

當然，其中有一定主觀性，若有偏頗歡迎指正。

毫無疑問，托洛茨基是一位卓越理論家，如果給他足夠長的時間和足夠理想的外部環境，我們相信他能夠締造一個更加強大、富饒、民主的蘇聯。或許在另一條時間線上，蘇聯已然成為了那個理想中偉大的紅色烏托邦。

然而現實中，相比于英雄造時勢，更多的是時勢造就英雄。

對于那個時間點上的蘇聯而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誰才是更合適的領袖，或許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