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美伊沖突早就在俄烏沖突的基礎上進一步撕碎了全球貿易和金融互信的基礎，反正雙方都開創了一種自己不好過，也要讓所有人不好過的新型“總體戰”模式，因此也不要在乎他們說的所謂“正義”或者“危險”，都是在自己的立場上意圖摧毀對方的戰爭決心。
而在近日，美國醞釀將伊朗被凍結的海外資產直接用于賠償所謂“遭受伊朗襲擊”的船只及貨物損失，伊朗隨即發出嚴厲警告，稱此舉將開創“危險先例”。
這個事件的關鍵是，當一國的合法主權資產，哪怕在金融制裁的受限階段時，僅憑另一國國內法庭的一紙判決，就能被劃撥給私人索賠者，其對美元的沖擊很可能比俄烏沖突，凍結俄羅斯資產以援助烏克蘭更直接，不過，西方社會向來是叢林法則、強者為尊，這種情況下，從東方文明的觀點看，美元已經市區了信用安全的基礎，但在西方文明角度看，或許有可能，反而在一些領域增加美元的需求，甚至不惜拋售黃金，去儲備美元！
回顧歷史，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美國對伊朗的金融制裁主要集中在“凍結”和“摧毀”其海外資金網，這其中包括：限制伊朗央行及政府實體在美國管轄范圍內的美元資產交易、將其隔離于金融體系之外、打擊IRGC海外“走私及洗錢網絡”、摧毀IRGC境外資產實體。
其中，美國手中流動性相對比較大的伊朗資產主要包括：被扣押在韓國等國的石油出口貨款，加密市場的伊朗資金、以及部分托管在歐美銀行的伊朗央行儲備、被凍結在海灣國家銀行的伊朗跨境資金。
我們都知道，凍結通常只意味著所有權未轉移，只是暫時剝奪使用權，理論上在制裁解除或政治解決后可恢復。
但此次“以凍結資產做賠償”的方案，則是徹底的產權變更！
并且其法律依據，僅為美國法院授權美國財政部通過《恐怖主義風險保險法》中所謂的“恐怖主義資助”的司法認定，將伊朗資產通過判決執行，直接支付給聲稱受到胡塞武裝襲擊的船東。
這等于用國家主權資金清償被歸因于該國的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觸及了國際法的國家豁免原則。而根據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規定：一國財產免受另一國法院的強制措施，不過美國并未批準該公約。
而這個事件對于美元的信用打擊也分兩面：
由于全球央行將外匯儲備配置普遍都是美元資產（美國國債、機構債、銀行存款），這么做的原因除了歷史延續和流動性與收益性外，更主要是因為對其“產權安全性”的絕對信任。
即無論雙邊關系如何，一國的官方儲備都不會被第三方訴訟輕易穿透執行。
而若伊朗的凍結資產可以被判決劃走，同樣被凍結的阿富汗央行資產、俄羅斯外匯儲備，乃至未來任何與美國有爭端國家的在美資產，都將面臨同樣風險。
這使得美元資產從過去僅面臨利率、通脹等經濟風險，變為如今可能因政治立場而被“法律征用”的政治風險資產。
因此這一信號，通常將迫使全球儲備管理者重新計算風險溢價。
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國的強勢，部分經濟體可能會主動融入美元體系，甚至加密體系中，以美元作為主要貨幣以平抑本幣風險，同時，由于美元強勢，造成其它經濟體資產荒更為明顯，可能會進一步虹吸資金進入美元資產。
因為，在絕對收益面前，風險從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總的來說，伊朗所稱的“危險先例”確實也存在。畢竟，一旦主權資產因國內法判決被強制執行，國際法中的主權平等將讓位于“國內法域外管轄”。
這意味著，任何與美國存在法律摩擦的國家，其存放在西方金融體系的資產都可能被持有類似債權的私人實體“獵殺”。
更危險的是，這種先例會刺激反向效仿，被制裁國可能會在國內通過立法，凍結或沒收美國及盟國的在岸資產以賠償自身損失，從而讓全球資本流動將陷入“司法戰”的惡性循環，過去依靠倫敦、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中立法律環境進行的全球配置，將被日益濃厚的政治司法化氣氛籠罩，整個全球市場會走向非常容易引發進入危機的時刻，畢竟，一旦跨境投資與信貸將急劇萎縮，世界將退回到封閉的金融陣營。
而美國在過去幾十年已經將美元清算體系（CHIPS）和報文系統（SWIFT）充分武器化，現在又通過加密體系進一步影響全球美元資產流動性，這帶來的直接后果是會加速全球平行金融體系的搭建，這又將延緩金融市場的交易效率。
而伊朗的應對雖受限于當前經濟規模，絕對效力一般，但其數十年來積累了豐富的制裁規避經驗，其操作會很有技術參考性，各種市場的碎片化將整體降低美元在國際貿易計價和結算中的份額，削弱其長期鑄幣稅收益，但同時，也會顯著增加需求經濟體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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