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反轉世界地圖”后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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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新聞社 中國新聞社）

如果我們從第三世界國家的視角重新審視世界，就會發現在以歐美為中心的敘述中被忽視甚至遮蔽的東西。反思甚至反轉西方中心主義，轉換主體位置和觀察角度，世界的面貌可能會截然不同。

中新社記者 曾玥

2026年初，原定于2月退休的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戴錦華第四次受邀續聘。去年年末結課時，她這樣概括人文學科的意義：“人文學科扮演著現代性烏托邦的持有者角色。”

知與行相伴而生。首次赴美訪學時，一張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沖擊了戴錦華對地理版圖的既有認識，也促使她思考應以何種視角看待世界。后來，她開設了一門名為《反轉世界地圖》的課程，還用近十年時間走訪3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重塑自身對于全球化的理解。

“反轉世界地圖”后，她看到了什么？為何說人文學科是“現代性烏托邦的持有者”？跨文化視角又如何實現教學相長？圍繞這些問題，戴錦華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戴錦華。中新社記者 王紫儒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回望40多年的教學生涯，您最想給學生留下什么？

戴錦華：我始終認為，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其核心意義不在于傳授知識，而在于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互聯網的普及深刻改變了代際之間知識傳承和經驗積累的傳統模式，搜索引擎和數據庫的出現讓信息獲取變得觸手可及。真正的挑戰是，當所有知識都敞開在面前時，你是否知道它的存在、能否調動它，更重要的是，是否知道自己要問什么問題。

所謂“問題”，不是預設答案或已知答案的“偽問題”，而是經由深入思考產生的“真問題”。正因如此，我不愿在教學中重復，因為我重復的一定是一些已經形成的知識。我希望向大家提出那些仍然在困惑著我的，我仍然沒有答案的，我在思考、在追問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大量新事物不斷涌現。面對變化的時代，我的基本邏輯是，拒絕用既有思路和舊有方法解釋新的問題。每一個新問題都在要求新的思考路徑和解決方法。因此，我的教學和研究并不是為了給學生提供答案，而是與他們分享問題本身。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奠基人樂黛云與戴錦華合影。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您曾說：“人文學科扮演著現代性烏托邦的持有者角色。”您認為人文學科在技術浪潮中的位置在哪里？

戴錦華：新技術的出現帶來了工具效率的提升，也伴隨著精神價值與生活方式的重塑。后者恰是人文學科必須承擔、也只能由其承擔的任務。

在自動化浪潮下，人們不僅需要在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安頓精神世界，即我們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這些問題無法由技術本身回答，必須依賴人文學科的獨特力量，為人們重新確立個人價值和生活意義提供路徑方向。在這一過程中，人文學科成為一種關鍵的平衡力量，使社會不斷獲得自我調節與自我賦權的能力。“烏托邦”的意義蘊于這種平衡之中。

從更長的歷史進程來看，人文學科始終承載著現代社會的理想主義面向，也正因它不直接生產經濟價值，才常被誤解為“無用”。事實上，恰恰是這種理想主義的張力，構成了對資本逐利的制衡與矯正，為社會提供必要的反思與糾偏。

當通用人工智能事實上或將以“硅基生命”的方式出現在世界上時，作為“碳基生命”的人類必須再次回歸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我是誰、我身在何處、我將走向何方”。

戴錦華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中新社記者 王紫儒 攝

中新社記者：20世紀90年代，您曾訪美為十余所高校開設關于中國電影和大眾文化的課程、舉辦專題講座和座談。這段經歷對您產生了什么影響？

戴錦華：我第一次訪美時，在辦公室里看到一張世界地圖，竟一時認不出來。過去我所熟悉的地圖以中國為中心，而當美國被置于中間時，我便不認識了。這個視覺經驗使我思考，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世界。

基于這一觀察，我開設了一門名為《反轉世界地圖》的課程，也可理解為“在第三世界發現歷史”。如果我們從第三世界國家的視角重新審視世界，就會發現在以歐美為中心的敘述中被忽視甚至遮蔽的東西。反思甚至反轉西方中心主義，轉換主體位置和觀察角度，世界的面貌可能會截然不同。

具體到專業領域，西方受眾眼里的中國電影變化非常大。早年間，中國電影幾乎不進入西方學術視野。在美國高校的課程體系中，某一非西方國家的電影能否成為選修課，往往被視為其是否具備國際傳播力的重要標志。中國電影歷經第五、六代導演后緩慢進入西方電影研究的視野，成為一門重要的選修課程。此后中國電影受到普遍關注，且不僅限于電影學領域，也為研究中國的學者廣泛關注。類似變化也發生在中國學等領域，越來越多漢學家將研究視角從古代中國拓展到現代和當代中國，使中國研究呈現出更為多元、動態的面貌。

2005年，戴錦華在委內瑞拉走訪調研時與當地大學生合影。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您培養出了好麥特等漢學家，通過講授比較文學與文化的內容和方法，推動他們投身中外文化的研究和教學。您如何看待這種教學相長？

戴錦華：在全球化進程中，文化的流動、互動與傳播已成為普遍現實。

以我與伊朗學生、漢學家好麥特之間的交流為例。在與他的討論中，我得以深入了解古波斯文化中許多細微而具體的經驗。這些知識往往無法通過書本獲得，必須依賴直接而密切的交流。不同文化在這樣的互動中形成一個“交叉點”：中華文化和波斯文化都源遠流長、各具脈絡，它們之間的互動在當代語境中不斷生成新的聯系。

有趣的是，這種文化互動始終發生在一個以西方為主導的現代性背景之下。我們已經無法回到所謂“純粹”的文化母體，而是在經歷了現代化與西化沖擊之后，重新思考彼此之間的連接方式。在這樣的語境中，尋找文化之間的共建與互通、確立各自的主體位置顯得尤為重要；也正是在這種交流中，我們嘗試擺脫西方參照體系，建立一種更為平等、深入的互主體關系。

過去，我曾赴3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深入腹地、鄉村、廠礦、營地等實地考察。通過近十年的探索，一個完整的世界重新向我打開，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社會經驗不斷進入我的視野和思考，逐漸塑造出建立在親身經驗之上的“世界視野”，再回過頭來看中國，便會擁有更為清晰、準確的參數。

無論是教學、研究還是行走天下，本質上都在“看見世界”和“回觀中國”。比較文學不僅是一個學科或方法論，更是一條連接世界、走向世界的路徑。經由這一路徑，我們得以重新理解中國的獨特性，在多重參照之中，更加全面準確地思考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與意義。

受訪者簡介：

戴錦華。受訪者供圖

戴錦華，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于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文學系任教并參與建立中國第一個電影史論專業，1993年起調入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任教，1995年于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建立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化研究室。

戴錦華主要從事電影、大眾文化與性別研究，中文專著有《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合著）《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年》《電影批評》《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昨日之島》《性別中國》等十余部；英文專著有Cinema and Desire, After The Post-Cold War。專著與論文被譯為日、韓、德、法等十余種文字出版。曾在亞洲、歐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數十個國家和地區講學和訪問。

原標題：《（東西問）戴錦華：“反轉世界地圖”后看到了什么？》

文字編輯：韓禹

圖片編輯：崔楚翹

排版：吳蓓蓓

審校：魏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