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董”消夏記：一卷董其昌墨跡中的三個疑團

清代書畫錄中，著名的有孫承澤的《庚子消夏錄》、高士奇的《江村消夏錄》、吳榮光的《辛丑消夏錄》、端方的《壬寅消夏錄》，后來的好事者將它們并稱為“四消夏”。除了高士奇（1645—1703）外，另外三家皆以干支冠名。《江村》著錄晉唐、宋元明歷代字畫，雖然斷于明代，卻沒有高氏最喜歡的明代書畫家董其昌的作品，有點奇怪。

一、被偷割的董其昌書法卷

為什么說有點奇怪呢？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冊清代抄本《江村書畫目》，是1979年芝加哥大學教授錢存訓（1910—2015）自美歸國期間捐存北京圖書館的，其中除了“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揀定進上手卷·進字壹號”“進字貳號”“送字號”“無跋藏玩手卷”“無跋收藏手卷”，以及“永存秘玩上上神品（康熙乙酉年六月審定）·字壹號”“畫貳號”，“自題上等手卷”“自題中等手卷”“自怡手卷”各目中，陸續開列了不少董其昌書畫外，小字標注真偽、精劣，最后還專門列了“明董文敏真跡（文恪公跋）”一類，同樣也是“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揀定”的，共計卷、冊五十三件之多，竟然一件都不見于《江村消夏錄》！

這五十余件董其昌書畫精品中，“為高觀察臨魏晉唐宋諸書一卷”現藏蘇州博物館，董其昌臨摹晉唐、五代、北宋書法名家各體書，始于鐘繇、終于米芾，依次為：鐘繇《還示帖》，王羲之《禊帖》（節臨）、《初月帖》、《霜寒帖》、《何如帖》、《奉橘帖》、《服食帖》、《破羌帖》、《遠近帖》，褚遂良《枯樹賦》（節臨），歐陽詢《過秦論》（節臨），李邕《法華寺碑》（節臨），顏真卿《爭座位帖》（節臨）、《送劉太沖帖》（節臨）、《使李希烈時帖》，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并行書釋文，蘇軾《杭州營籍帖》，米芾《蜀素帖》（節臨），紙共七接，合計九家十八帖，《江村書畫目》原注稱：

鏡面箋。自跋，永藏。神品上上。有此，諸卷可廢矣。

根據卷末董其昌自署：“觀察高懸圃使君征余各體書，為臨晉唐諸帖，斷自米、蘇，所謂五技而窮也。使君落筆便是孫過庭合作，余書只堪覆醬瓿耳。”蘇州博物館將之定名為《董其昌為高懸圃臨古帖卷》。此卷拖尾有高士奇三次題跋，第一次題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春：

康熙甲戌四月十四日，積陰初開，檢閱董華亭書畫，自辰至午，體覺微倦。忽至此卷，精神頓王，固知筆墨怡人，勝于絲竹，且與我簡靜最宜。內顏平原語云“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余每察朋友之情，類皆面交。側聞圣天子尚垂憐余之孤立，平原二語，似為我道矣。是歲春寒，蕙蘭始放，并記之。江村高士奇。

第二次題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夏：

庚辰七月二日，曉涼中展觀，覺金風玉露，披拂軒窗矣，墻根初放秋海棠一枝。侍萊衣人高士奇。

第三次題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春：

壬午三月，春光甚佳，因付重裝。裝成，氣色更增鮮朗，益見書法神妙。又適當牡丹時，景物妍暢，但有冢婦之變，心境不樂，人生得意之事，不能全美。古人所云，隨時愛景光也。三月廿六日，江村竹窗。

從高士奇一而再，再而三作題，足見他對此卷的重視與喜愛。不過，目前所見的高士奇三次題跋，并不是原來的全部，據高士奇的孫子高岱（石閭）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五月十三日跋，稱“此卷于京師偶借人觀，為彼割去董書一段，又去先大父文恪公跋一段，不勝憤憤。今查董跡共七接，連硬接在內，計字一千二百八十二字，特記于此，以防后患也”，為了防止再次被偷割，高岱索性在跋中將存字數量做了清點，并精確記錄，可謂煞費苦心。由此可見，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編入《江村書畫目》之際，《為高觀察臨魏晉唐宋諸書卷》肯定更長，會不會不止九家呢？

高岱在跋中提到“董跡共七接，連硬接在內”，重讀此卷，稍微仔細一點就不難發現，董其昌的書法一共有八段，與“七接”不合。其中，六段紙的長度是差不多相等的，另有兩段尺寸明顯不夠長，那就是第五段、第六段，這兩段一短一長。從紙張長度看，第五段顏真卿《使李希烈時帖》后面約短去三分之二，第六段楊凝式《神仙起居注》前面約短去三分之一，二者現存部分合起來的長度，約等于未經裁割的一段。可能高岱將這“硬接”的兩段視為一接，故統計出來是“七接”。再從鈐印角度看，其他各段相接處均鈐有明人、清高士奇等的騎縫印，三、四、六紐不等，唯有第五、第六兩段——顏真卿與楊凝式之間的連接處，完全沒有蓋印。我們據此推測，整卷被人裁去了原卷一接那么長一段，約占原卷的八分之一，這段內容具體是延續之前的顏真卿，還是別的書家？因這一段原物下落不明，已無從知曉。

前引高岱跋還提到，除了董其昌書法兩小段被竊外，同時被裁去的還有他祖父高士奇的題跋一段。借觀此卷者偷割時，應該是考慮到割下來的董其昌書法兩段合裝一個短的手卷，但上面既沒有董氏的落款、署名，也沒有董氏的印記，于是想到借高士奇的跋，來證明這段董書的真與精。借人東西不但不感激，竟還明目張膽的偷裁私藏，于今看來，如此不要臉的“騷操作”，在舊時藏家眼中，卻時有發生，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二、高懸圃其人其事

高懸圃是誰？在董其昌的《容臺集》里，并沒有直接提到“懸圃”其人。不過，從《為高懸圃臨古帖卷》本身我們就能發現一些線索，關鍵恰好就在七段接紙的騎縫印上——第一處共鈐印六枚，最下端是“孩之父”白文方印，往上分別是朱之赤“臥翁”葫蘆印、高士奇的“澹人”“抱甕灌秋疏”“茅臺懋林之下”三印，以及張照“張照之印”白文方印。第二處共鈐印四枚，最下端是“高出之印”白文方印，往上是朱之赤“擇木亭印”白文方印及高士奇“澹人”“北墅”二印。第三處共鈐印四枚，最下端同樣是“高出之印”白文方印，往上是朱之赤“臥庵老人”白文印及高士奇“澹人”“巖耕堂”二印。第四處共鈐印五枚，最下端是高士奇“澹人”小印，往上依次是“高出之印”，高士奇的“丘壑道難忘”“高士奇印”二印，朱氏“朱之赤印”白文方印。第五處共鈐印三枚，最下端是“孩之父”白文方印，往上是高士奇“澹人”“藏用軒”二印。第六處共鈐印三枚，最下端是“孩之父”白文方印，往上是高士奇“澹人”、朱之赤“留耕堂”各一。

此外，卷上另鈐印不少，基本上是董其昌、朱之赤、高士奇三家的，只有一首一尾兩方無法確定擁有者是誰？——卷首右上角鈐“永昌”二字蟲魚篆，類似引首章；卷尾臨米芾《蜀素帖·擬古》最后一行“安得保歲寒”下鈐“劉先臣”白文方印，與故宮博物院藏漢代青玉獸紐“劉先臣”印十分接近，但與美國華盛頓弗里爾美術館藏宋王巖叟《墨梅圖卷》拖尾上所鈐“劉先臣”白文方印不同。其實，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三枚“劉先臣”玉印，均是清宮舊藏，兩枚漢印、一枚明印。《為高懸圃臨古帖卷》卷上所鈐這枚青玉獸鈕“劉先臣”漢印，會不會是董其昌或高士奇舊藏，后來流入清宮呢？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除去董其昌、朱之赤、高士奇、高岱、張照這五家鈐印，卷上只剩一家姓高的騎縫印——“高出之印”“孩之父”二白文方印。此前可能因印主姓高，長期被誤作高士奇家族之人，沒有引起注意。其實，高出就是高懸圃的大名，他字孩之，晚號無無居士。山東萊陽人。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進士，授大名縣令，二十八年（1600）調曲周縣，其子善果夭折。三十二年（1604）四月，高父去世，高出丁憂回鄉，讀禮鏡山中近三年。三十五年（1607）春，謁除補盧氏縣令。三十八年（1610）五月調往南京，歷任南京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等職，與焦竑、李維楨、鐘惺、邢侗、潘之恒、蔡善繼、鄭之文、顧大猷、吳允兆、祁承?、黃汝亨、柯昶等交往頗密。萬歷四十四年（1616）三月，再調蘇州，任蘇松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萬歷四十七年（1619）十月二十七日，調任遼東道監軍。天啟元年（1621）三月，遼陽失守，高出航海生還，于四月初四日回到家中。同月，被逮入京，關押兩月后，恩許戴罪立功，再次出關抗清。結果天啟二年（1622）正月，廣寧復失，二月高氏再次被逮入獄。詩初學王世貞，后專效杜甫，上溯盛唐、漢魏、《詩三百》。竟陵派領袖鐘惺有《與高孩之觀察》一文，收入《隱秀軒集》卷二十八，提出“厚出于靈”的詩學觀點，堪稱名篇。

高出的生卒年近年來頗有歧說，一說是1574—1655，一說是1579—1630，還有一說是1579—1629。對于考察董、高二人交往，高氏生年尤顯重要。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在董其昌的《容臺集》中，有兩處提到了高氏，都與他四十歲生日有關。幸運的是，高氏留有萬歷刻本《盧隱集》六卷、《浪潛集》六卷（合稱《高孩之二集》），到了天啟、崇禎間，他又將前半生詩作匯編成《鏡山庵集》二十五卷，于《盧隱集》《浪潛集》之外，增加了《初刪稿》《槎亭集》《山中識遺稿》《拘幽稿》四種，以時間先后為序，重新編刻問世。全書前有天啟六年（1626）丙寅冬十二月高出自序稱：

《初刪稿》六卷、《槎亭集》二卷、《山中識遺稿》一卷、《盧隱集》六卷、《浪潛集》六卷、《拘幽稿》四卷，皆詩也。文稿盡亡于遼，惟獄中作及他纂述無多，亦將緝綴續其后，總名曰《鏡山庵集》。鏡山者，余村居所有山也。家世僻鄉，距邑城五舍而遙，是山冠冕一方，而丘壑又極深秀。

瀏覽《鏡山庵集》，我們可以發現不少內證，能確定高孩之的生年，如《初刪稿》卷四有《丙申冬日獨游張氏亭山園得三詩，時余年十八，越二載都下會仲嘉氏，卻憶書呈，小兒學語稍可觀，略訂存之》，丙申為萬歷二十四年（1596），高氏十八歲；同卷又有《己亥四月廿二日，為余生辰，時年二十一，感懷三首》，己亥為萬歷二十七年（1599），高氏二十一歲；卷六《庚子生日》有“出門行年二十二”之句，庚子為萬歷二十八年（1600），高氏二十二歲。《槎亭稿》卷一有《壬寅生日時年二十四》，壬寅為萬歷三十年（1602），高氏二十四歲。《山中識遺稿》中有《悲恨歌五首》，第五首后高氏補記云“歲甲辰四月，先君子亡于我生之日。五歌作于是年之秋，時余二十六歲耳。越二十有二年歲在丙寅，予于獄中追錄前詩，時四十八歲矣”，甲辰為萬歷三十二年（1604），高氏二十六；丙寅為天啟六年（1626），高氏四十八歲。《盧隱稿》卷四《戊申歲余年三十，摘發見一莖白者感賦》，戊申為萬歷三十六年（1608），高氏三十歲。《郎潛稿》卷五《甲寅元日》有“忽忽生年三十六”之句，甲寅為萬歷四十二年（1615），高氏三十六歲。《拘幽稿》卷四《丙寅除夕》有“明朝四十九”一句，丙寅為天啟六年（1626），高氏四十八歲。據以上幾首詩所記逆推，高孩之應生于萬歷七年（1579）四月廿二日，那么萬歷二十六年（1598）高出中進士時，年僅二十歲，可謂年少得意。而《拘幽稿》卷四友《己巳元日元白體》一詩，己巳為崇禎二年（1629），高出五十一歲，也是他入獄的第八個年頭，雖然有唐美承幫他進言，希望崇禎帝能赦免他，最終卻并沒成功。據說高出坐了十二年牢，最終在獄中去世，那么他的卒年應是崇禎六年（1633）左右，與前列三說均不合。但我至今沒有看到高氏卒于獄中的材料，故而崇禎六年（1633）之說，也只可聊備一說而已。

關于“懸圃”這個別號，在《初刪稿》卷五中，發現有一首《酬魏玄之歸自晉過大名憶懸圃之作》。間接告訴我們，高氏初入仕途、任大名縣令時，就已使用此別號，彼時他剛二十出頭。這也是在二十五卷本《鏡山庵集》中，唯一一次見他本人提及自己的別號。另一次提及，則是董其昌的同鄉好友馮時可（1546—1619）在為高出《郎潛稿》撰序時，稱他為“縣圃高公”，“縣”“懸”二字古時通假。

三、董其昌的祝壽與餞別

高出到蘇州任職的三年中，雖然公務繁忙，但也寫了一百多首詩，可惜萬歷四十七年（1619）冬調赴遼東，戰敗后詩文稿全部丟失，原本編好的《吳門集》沒能流傳下來，導致《鏡山庵集》只存詩集，沒有文集。詩集之中，缺了萬歷四十四年至天啟二年（1616—1622）六年的作品。對此，高氏在《拘幽稿序》說得很明白：

余自丙辰三月，于役吳門，公事鞅掌，卒卒無暇，遂不能復作詩。舊業都廢，間有應接酬對之作，迫之始出者，大都得之于判牘報書、攝衣揮汗之余。而佳辰良月江山勝情，一概負卻，謂官為俗物，豈不信然。三年來才得詩一百余首，題曰《吳門集》，不能多，亦不大能佳也。其稿又亡于遼。

高出與董其昌、馮時可酬對的往事，隨著《吳門集》的亡佚，似已煙消云散，了無痕跡。其實，前文早就提到，在董其昌的《容臺集》中保留了兩組為高出祝壽的詩：其一是見于《詩集》卷一的《題九如圖為高觀察四十壽（次李本寧太史韻）》（又收入清代《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卷一百十八）：

綱紀雄東表，文章有代興。江山增潤色，日月共騫騰。申甫神鐘岳，蓬萊海閱陵。郎潛猶始壯，公夢已堪憑。列柏群鳥下，鳴岡瑞鳳升。出云俱四岳，為壽葉三朋。弧矢揆初度，彤庭寵恰承。穆如嗣作頌，不獨九如稱。

高出到蘇州后，曾將早年詩作編成《盧隱集》六卷、《郎潛集》六卷，刊刻問世，并請焦竑撰《高孩之二稿序》、馮時可撰《郎潛集序》，時在萬歷四十五年（1617）。顯然，董其昌在他詩中提及“郎潛”，自然不是巧合。從詩題附注知，董氏祝壽詩系次李維楨（1547—1626，字本寧）韻而作。董氏另外專門給高出寫了四首壽詩，同樣也與李維楨有關，題作《壽高孩之憲使四十四首》（次李本寧太史韻），見《容臺集》詩集卷四：

曾請長纓廿載前，新加大纛主恩偏。寧知歲月郎潛久，猶是春秋鼎盛年。弧矢正懸森戟庫，兕觥交進斗茶天。同時九牧揆余者，多有悲歌老驥篇。

專城四十尚為雄，況復東南倚折沖。虎視幾當青眼客，鷹揚翻屬黑頭公。誕彌夏帝乘權始，賦有吳都在部中。極目奇云壺島外，旌幢來自蕊珠宮。

東海泱泱舊建牙，隼旗龍節璽書嘉。行間旗鼓高文苑，字里風霜凜法家。盾墨磨將毫散彩，幙蓮開處劍生花。雖然方叔稱元老，不似馮唐遇主賒。

中朝推轂事防胡，江左留恂愿不孤。膽落鯨夷聞杖鉞，恩沽鮫室見投珠。故應進履稱孺子，未向雕蟲許壯夫。起為清新開府壽，懸知澤畔攬揆殊。

若前文沒有考訂高氏的生年，董其昌這兩題詩的創作時間要加以確定并不容易。而今按高出生于萬歷七年（1579）推算，分散在《容臺集》卷一、卷四的兩組高出四十歲祝壽詩，應寫于萬歷四十六（1618）四月，可補已公開出版的幾種董氏年譜之未備。

蘇州博物館藏董其昌《為高懸圃臨古帖卷》，盡管最后董氏落款沒有題寫時間，卻可以基本斷定，此卷極有可能是董其昌在萬歷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616—1619）高出任職蘇州期間所書贈。殆卷末董氏落款中稱高氏為“觀察高懸圃使君”，像是將祝壽詩中的“高觀察”和“憲使”兩個稱呼進行了糅合。那能否大膽的推測，這件《臨古帖卷》是祝壽詩之外，高出點名要的生日禮物呢？答案卻是不一定。

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巧合，其實《為高懸圃臨古帖卷》并不是唯一一件存世與高出相關的董其昌書法作品，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品中，還有一件董其昌《壽高孩之（出）詩卷》。中國三峽博物館所藏這件作品長近六米，內容就是上引《容臺集》卷四《壽高孩之憲使四十四首》這四首詩。可惜較之《為高懸圃臨古帖卷》，此卷保存不佳，品相較差，其中第一首中“郎潛”的“郎”字、“猶是春秋”中“是春”二字均有殘損，“揆余”的“余”墨跡寫作“予”；第二首中“專城”墨跡寫作“專諸”，內容上似優于刻本《容臺集》，至于“鷹揚”前墨跡衍一“膺”字，應是董氏筆誤。重點在卷尾落款除“其昌書”三字外，另有明確的紀年——“己未秋日”四字，己未為萬歷四十七年（1619）。據高出在《鏡山庵集》中自述，他于同年冬十月二十七日離開蘇州，趕赴遼東，秋天時他還在吳門。不過此時高出已四十一歲，這件《壽高孩之（出）詩卷》無論如何都不能作為祝壽禮送給高氏。比較好的解釋是，董其昌為了給高出餞行，重新書寫去年所作壽詩四首，作為臨別紀念。

不過，從書寫的用心程度看，《為高懸圃臨古帖卷》更為用心、更加精彩，作為餞別禮，也更合高出的心意。畢竟《壽高孩之（出）詩卷》首題“壽高孩之”四字，似欠敬意；四首詩在書寫時，還出現了衍字，略欠誠意。綜合這兩點來看，或許時隔一年后，董其昌為應酬他人，臨時起意書寫舊作，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