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玉武：中國法律人如何走出“法解釋學泥潭”

中國法律人如何走出“法解釋學泥潭” ——從法條解釋走向世界法學的理論對話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學經歷了快速發展。法律制度日益完備，法學教育規模不斷擴大，部門法研究日趨精細，法律職業共同體逐漸形成，中國法學已經建立起龐大的知識生產體系。然而，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仍然存在：與中國法律實踐的規模、法學研究的數量以及法律制度建設的速度相比，中國法學在世界法學理論體系中的原創性影響仍然有限。中國法學擁有大量論文、專著和學術成果，卻較少產生能夠被世界法學共同體廣泛討論、持續引用并進入法學理論史的原創理論。

這一問題的深層原因，未必是中國法學缺乏“自主性”，恰恰可能是中國法學尚未充分完成與世界法學的深度接軌。中國現代法學的發展具有明顯的法律移植、制度借鑒和理論輸入特征，這一過程對于中國法治現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然而，制度輸入并不自動等于理論融入，理論翻譯也不等于理論理解，外國法律制度的本土適用更不等于進入世界法學的理論對話。相當一部分中國法學研究仍然主要圍繞現行法展開，以法條解釋、司法規則分析、制度比較和立法完善為主要路徑，由此形成一種“實在法中心主義”的知識結構。

本文所謂“法解釋學泥潭”，并非否定法解釋學、法教義學或規范分析。恰恰相反，現代法治國家不可能沒有嚴謹的法解釋學與法教義學。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如果法學研究長期封閉于現行法內部，法學就容易從“解釋法律”退化為“注釋法律”，從而失去進一步追問法律何以成立、法律為何有效、法律與道德如何關聯、國家權力如何受到法律約束等根本問題的能力。

因此，中國法學走出“法解釋學泥潭”的關鍵，不是脫離世界法學，更不是以封閉的“自主知識體系”替代世界法學，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法學。中國法學需要完成一次知識結構上的轉換：從學習外國法律制度走向理解世界法學理論，從比較外國法條走向參與世界理論爭論，從法律移植走向理論吸收，從理論輸入走向理論對話，最終在世界法學共同體內部形成真正具有原創性的中國理論。

本文認為，中國法學的真正理論自主，不是拒絕世界，而是充分理解世界之后的主體性；不是減少理論輸入，而是把理論輸入轉化為理論生產；不是建立與世界法學相隔離的知識體系，而是在世界法學內部提出中國問題、貢獻中國經驗、創造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中國法律人真正需要走過的道路，是“法條—規范—制度—理論—世界”的道路，最終實現從法律解釋者到法律理論對話者的身份轉變。

關鍵詞：法解釋學；法教義學；世界法學；比較法；法律移植；理論原創；學術共同體；理論自主

一、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中國法學為什么“研究很多”，卻“理論不夠”

如果僅僅從學術數量來看，中國法學無疑已經取得巨大成就。

中國擁有數量龐大的法學院、法學研究機構和法律職業者，每年產生大量法學論文、專著、教材和案例研究。民法、刑法、憲法、行政法、訴訟法、商法、經濟法等部門法研究不斷細化，法學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學科。

然而，數量并不等于理論。

論文數量不等于理論原創。

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不等于法學理論的成熟。

一個國家可以擁有大量研究法律條文的學者，卻未必擁有能夠重新定義法律的理論家。

一個國家可以擁有非常復雜的法律體系，卻未必能夠解釋法律為什么具有規范性。

一個國家可以擁有大量關于司法裁判的研究，卻未必能夠回答司法權的正當性來自哪里。

因此，中國法學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不是：

“我們有沒有法學？”

而是：

“我們有沒有真正進入世界法學的理論對話？”

這兩個問題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所謂進入世界法學，并不是簡單地在國際期刊發表幾篇論文，也不是把中文論文翻譯成英文。

真正的理論接軌意味著：

我們理解凱爾森的問題。

我們理解哈特的問題。

我們理解德沃金的問題。

我們理解薩維尼的問題。

我們理解法律現實主義的問題。

我們理解法律與經濟學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理解：

這些理論為什么在那個時代產生？

它們試圖解決什么問題？

它們彼此之間為什么發生爭論？

它們的理論前提是什么？

它們又有哪些沒有解決的問題？

只有到了這一層，中國法學才真正開始進入世界法學。

否則，我們可能只是：

知道世界法學有什么，而沒有真正成為世界法學的一部分。

二、“法解釋學泥潭”究竟是什么：不是解釋法律，而是把解釋法律當成法學的全部

必須首先澄清一個概念。

法解釋學本身不是問題。

現代法律不可能離開解釋。

法律文本具有抽象性。

案件事實具有復雜性。

法律規范之間存在沖突。

不同法律條文之間需要體系協調。

司法裁判需要把抽象規范適用于具體事實。

因此，法解釋學是法律科學的基本組成部分。

同樣，法教義學也并非落后于法哲學的“低級法學”。

德國法學傳統中的Rechtsdogmatik，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發達的規范科學。它通過概念、體系和規范結構對現行法進行系統化處理，在現代法律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真正的問題在于：

當法解釋學成為法學的邊界，而不是法學的起點時，問題就出現了。

法條解釋可以回答：

“法律規定了什么？”

法教義學可以進一步回答：

“這一規范在體系中具有什么意義？”

但是法學理論還必須繼續追問：

“為什么法律要如此規定？”

“為什么法律能夠約束人？”

“法律與道德是什么關系？”

“國家為什么有權制定法律？”

“如果法律極端不正義，它仍然是法律嗎？”

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狹義的法解釋學。

因此，所謂“法解釋學泥潭”，真正指的是一種知識封閉：

從法條出發，

以法條為中心，

最終又回到法條。

研究者不斷提高解釋精度，卻不再提出新的理論問題。

法律研究越來越細。

理論視野卻越來越窄。

這才是中國法學真正需要警惕的地方。

三、中國法學最需要突破的，不是“自主性不足”，而是“世界法學接軌不足”

這一點尤其值得強調。

近年來，關于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討論不斷增加。

這種討論有其合理性。

任何成熟的學術共同體都不可能永遠依賴外國理論。

但是，如果討論中國法學當前的現實處境，就必須區分兩個問題：

理論自主。

與：

理論孤立。

二者完全不同。

理論自主意味著：

我理解世界理論。

我參與世界理論。

我能夠批判世界理論。

我最終能夠提出自己的理論。

理論孤立則意味著：

我沒有真正理解世界理論。

但我認為世界理論不適合中國。

于是，我建立一套自己的概念。

這種“自主”很可能只是：

尚未接軌之前的自我封閉。

因此，對于當前中國法學而言，更迫切的任務可能不是：

“如何擺脫世界法學？”

而是：

“如何真正進入世界法學？”

中國法學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

現代世界法學的理論傳統，是中國法學無法繞開的知識基礎。

自然法。

法律實證主義。

分析法學。

歷史法學。

社會學法學。

法律現實主義。

解釋學。

法律與經濟學。

批判法學。

當代規范理論。

這些理論傳統構成了現代法學共同體的基本語匯。

如果一個中國法律人不了解這些傳統，那么他很難真正參與世界法學的理論討論。

這并不是因為外國理論天然優越。

而是因為：

你必須先進入一個理論共同體，才能真正改變它。

四、凱爾森、哈特與德沃金告訴我們的，不是“外國理論”，而是如何提出法學的根本問題

中國法學需要改變的一個重要地方，是不要把外國法學家僅僅當作“理論知識點”。

例如：

凱爾森不是一個“規范理論知識點”。

哈特不是一個“法律實證主義知識點”。

德沃金也不是一個“原則理論知識點”。

他們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

他們重新定義了法學問題。

凱爾森試圖建立一般性的“純粹法理論”，通過方法論上的純化來研究法律規范及其效力結構。他關注的并不是某個國家具體法條應該如何解釋，而是法律作為規范秩序究竟如何可能。凱爾森被普遍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法律理論家和法哲學家之一。(academic.oup.com)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通過主要規則與次要規則以及承認規則等理論工具，試圖回答現代法律體系究竟是什么。

德沃金則從規則與原則、權利以及法律解釋等角度，對法律實證主義提出系統挑戰。

他們之間的爭論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

“誰的觀點正確？”

而是：

他們把法學從‘法律規定什么’提升到了‘法律究竟是什么’。

這正是中國法學最需要學習的地方。

真正的理論原創，不是提出一個新的法條解釋。

而是：

重新定義問題。

五、中國法學最大的危險之一，是把“外國理論的中國化”誤認為“理論原創”

中國法學長期存在一種知識生產模式：

先介紹德國理論。

再介紹美國理論。

然后進行比較。

最后提出：

“對我國的啟示。”

這種模式在中國法學發展初期具有重要價值。

因為我們需要學習。

需要補課。

需要吸收。

但如果長期停留于此，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中國法學永遠處于“應用外國理論”的位置。

德國理論被拿來解釋中國刑法。

美國理論被拿來解釋中國憲法。

日本理論被拿來解釋中國民法。

結果是：

中國成為“案例”。

外國成為“理論”。

中國成為“經驗”。

外國成為“概念”。

這種知識結構是不平衡的。

真正的理論發展必須完成一個轉變：

外國理論 → 中國問題 → 理論檢驗 → 理論修正 → 新理論。

而不是：

外國理論 → 中國適用 → 中國結論。

前者可能產生理論。

后者主要產生應用。

六、法律移植沒有錯，真正的問題是“淺層法律移植”

中國現代法治建設離不開法律移植。

這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現代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跨國交流、借鑒與重構的過程。

因此，批評法律移植本身沒有意義。

真正的問題是：

移植是否深入。

如果只移植法條，就容易出現制度水土不服。

如果只移植制度，就可能出現功能錯位。

如果只移植概念，就可能出現概念空轉。

真正有效的法律移植必須理解：

制度背后的理論。

理論背后的歷史。

歷史背后的社會結構。

這正是比較法研究所強調的問題。

芬蘭學者Jaakko Husa關于法律移植與“路徑依賴”的研究指出，外國法律制度的借鑒并不是發生在一個“法律文化真空”中，法律的歷史、制度背景和既有路徑都會影響移植效果；他的研究以中國和波蘭等國家的法治發展作為案例進行討論。這里值得注意的是，Husa并不是簡單否定法律移植，而是強調移植過程中歷史與制度背景的重要性。(academic.oup.com)

因此，中國法學真正需要完成的，不是：

從法律移植走向法律拒絕。

而是：

從淺層法律移植走向深層理論吸收。

例如，研究德國刑法不能停留在：

“德國刑法采用三階層體系。”

而應該繼續追問：

為什么德國刑法形成這種結構？

構成要件、違法性和責任為什么需要區分？

這種體系如何回應罪刑法定原則？

如何回應責任主義？

如何限制國家刑罰權？

只有這樣，中國法學才能真正從外國制度中學習理論。

七、中國法學必須完成一次“理論補課”

如果中國法學希望產生世界性理論，那么第一步不是“創造”。

而是：

補課。

真正的理論原創必須建立在充分知識積累之上。

中國法律人需要系統進入世界法學的經典譜系。

研究刑法，需要理解：

貝卡里亞。

康德。

黑格爾。

費爾巴哈。

李斯特。

拉德布魯赫。

韋爾策爾。

羅克辛。

雅科布斯。

研究民法，需要理解：

羅馬法傳統。

薩維尼。

耶林。

法律行為理論。

私法自治。

社會化私法。

現代經濟分析。

研究憲法，需要理解：

洛克。

孟德斯鳩。

麥迪遜。

凱爾森。

施米特。

哈貝馬斯。

德沃金。

阿克曼。

研究一般法理論，需要理解：

奧斯丁。

凱爾森。

哈特。

德沃金。

富勒。

拉德布魯赫。

這些名字不是為了在論文中增加引用。

而是為了進入他們的問題。

真正需要學習的是：

他們為什么提出這些問題。

他們反對誰。

他們解決了什么。

他們沒有解決什么。

他們的理論前提是什么。

只有做到這一點，才可能真正進入世界法學。

八、外語不是工具問題，而是理論問題

中國法學與世界法學接軌的一個重要障礙，是語言。

很多人認為：

“只要有好的翻譯就可以。”

這是不夠的。

翻譯當然重要。

但理論最終需要回到原文。

因為法律理論中的很多概念具有高度語境性。

例如：

Rechtsstaat。

Rechtsdogmatik。

Rechtswissenschaft。

Rule of Law。

Due Process。

Judicial Review。

Legal Positivism。

Natural Law。

這些概念并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

如果只依賴中文翻譯，就容易把復雜理論壓縮成幾個中文標簽。

于是：

理論變成名詞。

思想變成標簽。

爭論變成結論。

因此，中國法律人的國際化能力，最終必須包括：

直接閱讀世界法學原典的能力。

至少需要能夠熟練閱讀英文法律文獻。

對于研究德國法學、法國法學等領域，則需要進一步掌握相應語言。

語言能力的真正價值不是“發表英文論文”。

而是：

進入另一種思想世界。

九、真正的比較法，不是尋找“外國答案”，而是重新發現問題

中國法學中的比較法研究，也需要進一步升級。

比較法最淺層的形式是：

德國怎么規定？

美國怎么規定？

日本怎么規定？

然后：

中國應該借鑒誰？

這種比較法的功能是制度選擇。

但比較法真正的理論價值，在于：

發現為什么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法律。

為什么德國形成這樣的制度？

為什么美國形成另一種制度？

為什么日本又不同？

差異背后是什么？

歷史。

政治。

經濟。

社會結構。

法律文化。

國家形態。

只有到了這里，比較法才真正進入理論層面。

因此：

比較法不是外國法的倉庫。

它是一個理論實驗室。

它讓我們發現：

一個問題可能存在不同答案。

而不同答案又可能揭示：

法律制度背后的不同理論結構。

這對于中國法學尤其重要。

因為中國法律人需要從：

“外國有什么？”

轉向：

“為什么外國不同？”

再轉向：

“這些不同意味著什么？”

最后：

“我們能否提出一個比既有理論更好的解釋？”

十、中國法學真正需要的是“世界化”，而不是簡單的“西方化”

強調融入世界法學，并不意味著中國法學必須復制西方。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世界化不是西方化。

恰恰相反：

世界法學本身就是多元的。

現代法學的發展，本身就是不同傳統之間相互交流、競爭和修正的結果。

中國法學真正需要做的是：

進入世界。

理解世界。

參與世界。

最后：

改變世界。

中國經驗當然具有理論價值。

但中國經驗的理論價值不能通過自我宣布獲得。

必須通過：

比較。

批判。

驗證。

國際討論。

最終進入世界學術共同體。

因此：

中國法學真正的世界化，不是讓世界理解中國，而是讓中國能夠用世界共同體能夠理解的理論語言提出中國問題。

十一、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國理論原創”

中國法學真正的理論原創，至少必須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

它必須回應中國真實的問題。

不能只是重新包裝外國理論。

第二：

它必須進入世界理論對話。

必須說明：

已有理論是什么。

自己的理論與它有什么不同。

為什么現有理論不足。

第三：

它必須具有超越中國的解釋力。

如果一個理論只能解釋中國，而不能解釋其他社會，那么它可能只是中國問題研究。

如果一個理論能夠從中國經驗出發，解釋其他國家同樣面臨的問題，那么它才真正具有世界理論意義。

例如：

人工智能時代的法律責任。

平臺企業的準公共權力。

算法治理。

數據權利。

數字社會的刑事責任。

這些問題都可能成為中國法學參與世界理論競爭的入口。

關鍵不在于：

“中國發生了什么？”

而在于：

中國發生的事情，是否揭示了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才是理論原創的可能。

十二、中國法律人需要完成三次身份轉換

中國法律人的成長，可以概括為三次轉換。

第一次：

從法律條文的閱讀者，成為法律規范的解釋者。

這是法學院訓練。

第二次：

從法律規范的解釋者，成為法律理論的理解者。

這是法學研究。

第三次：

從法律理論的理解者，成為世界理論的對話者。

這是理論原創。

很多中國法律人已經完成第一階段。

部分人已經進入第二階段。

真正進入第三階段的人仍然相對有限。

而第三階段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法學。

十三、從“解釋中國法律”到“用中國經驗參與世界理論”

中國法學未來最值得努力的方向，是建立一種新的知識循環：

世界理論

中國問題

中國實踐

理論檢驗

理論修正

新概念

新理論

世界對話

這才是一個真正開放的理論生產機制。

它與封閉的“自主知識體系”不同。

它也不同于簡單的“西方理論中國化”。

它是一種：

開放的理論主體性。

中國法學不應該停留在：

“外國理論如何解釋中國？”

而應該進一步提出：

“為什么外國理論解釋不了中國？”

再進一步：

“我們能否提出一個更好的理論？”

最終：

“這個理論是否能夠解釋世界？”

這才是真正的理論成長。

十四、真正的學術自主，是“能夠批判”，而不是“可以拒絕”

這是理解“自主”的關鍵。

真正的自主，不是：

“我不接受外國理論。”

真正的自主是：

我理解它，所以我能夠批判它。

一個沒有充分學習世界的人，實際上很難真正批判世界。

因為他不知道：

別人已經討論到了哪里。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觀點是否早已被提出。

更不知道：

自己的創新到底在哪里。

因此：

理論自主的前提不是減少學習，而是增加學習。

不是減少開放，而是增加開放。

不是拒絕比較，而是更加深入比較。

不是拒絕世界，而是進入世界。

只有這樣，中國法學才能擁有真正的主體性。

十五、走出“法解釋學泥潭”的最終路徑：法條—理論—世界—中國—世界

因此，中國法律人真正需要走出的道路，可以概括為：

第一步：從法條出發。

精通實在法。

第二步：進入法教義學。

建立規范體系。

第三步：進入法哲學與一般法理論。

追問法律本身。

第四步：進入比較法。

理解不同法律傳統。

第五步：進入世界法學。

參與理論爭論。

第六步：重新審視中國。

發現中國經驗中的理論問題。

第七步：形成理論。

將中國問題上升為一般理論。

第八步：再次進入世界。

接受世界學術共同體的檢驗。

這是一條：

從中國出發，經過世界，再回到中國，最后再次走向世界的道路。

十六、結語：先走進世界，再走出自己

中國法學真正需要走出的，不是法解釋學。

而是：

法解釋學的封閉性。

我們不需要放棄法條。

恰恰相反：

只有把法條讀得足夠深，才能發現法條背后的理論問題。

我們也不需要拒絕外國理論。

恰恰相反：

只有真正理解外國理論，才有可能發現它的局限。

我們更不需要拒絕世界法學。

恰恰相反：

只有真正進入世界法學，才可能真正形成中國法學的理論主體性。

因此，中國法律人未來真正需要完成的，不是從“世界法學”走向“封閉的自主體系”，而是：

從法條解釋走向理論理解；

從理論理解走向世界對話；

從世界對話回到中國問題；

從中國問題形成理論；

再把中國理論帶回世界。

這才是一條真正成熟的法學道路。

中國法學必須首先承認：

我們仍然需要學習世界。

需要重新閱讀自然法。

需要重新閱讀法律實證主義。

需要重新閱讀分析法學。

需要重新閱讀歷史法學。

需要重新閱讀社會學法學。

需要重新閱讀法律現實主義。

需要重新理解普通法。

需要重新理解大陸法系。

需要重新理解法律與經濟學。

需要重新理解現代法哲學。

因為：

沒有世界法學的基礎，中國法學就很難真正形成世界性的理論。

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只能永遠學習。

恰恰相反。

真正的學習最終必須走向對話。

真正的對話最終必須走向批判。

真正的批判最終必須走向創新。

真正的創新最終必須接受世界檢驗。

因此，中國法學真正的理論自主，不是：

“我們不需要世界。”

而是：

“我們充分理解世界，因此能夠與世界平等對話。”

不是：

“我們有自己的體系，所以拒絕外國理論。”

而是：

“我們熟悉世界理論，因此能夠知道自己的理論究竟創新在哪里。”

不是：

“中國經驗天然就是世界理論。”

而是：

“中國經驗經過理論抽象、比較檢驗和國際對話之后，才可能成為世界理論。”

這才是真正的理論主體性。

也是中國法學真正走向成熟的標志。

因此，我認為，中國法律人走出“法解釋學泥潭”的道路，可以最終濃縮成一句話：

先走進世界，再走出自己。

因為：

沒有進入世界，就沒有真正的比較；

沒有真正的比較，就沒有真正的批判；

沒有真正的批判，就沒有真正的原創；

沒有真正的原創，就沒有真正的理論自主。

中國法學未來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一個與世界法學相隔離的“中國法學體系”，而是一個能夠站在世界法學共同體內部、以中國經驗提出新問題、以中國實踐檢驗舊理論、以中國智慧創造新概念，并最終讓世界法學不得不認真回應的中國法學。

那一天，中國法律人的身份也將發生真正的改變：

從法條的解釋者，

成為法律理論的理解者；

從外國理論的學習者，

成為世界理論的參與者；

從世界法學的旁觀者，

成為世界法學的對話者；

最終，

成為世界法學的理論貢獻者。

這才是中國法學真正的“自主”。

也才是中國法律人真正走出“法解釋學泥潭”的意義。

不是離開世界，而是進入世界；

不是拒絕理論，而是理解理論；

不是停止學習，而是從學習走向對話；

不是以封閉獲得自主，而是在開放中形成主體性。

先走進世界，再走出自己。

這或許才是中國法學未來最值得走的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