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玉武：中國法學知識生產機制的結構性七大困境

中國法學知識生產機制的結構性七大困境
摘要

中國法學經過數十年的快速發展，已經形成規模龐大的學科體系和知識生產體系。然而，與法律制度建設的速度和法學研究的數量相比，中國法學在世界法學理論體系中的原創性影響仍然有限。其深層原因不能簡單歸結為研究者缺乏創新意識，也不能簡單歸結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不足。更值得反思的問題，是中國法學長期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邏輯的知識生產機制：以實在法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法條解釋為基礎方法，以制度完善為主要目標，以比較法移植為重要路徑，以政策需求和司法實踐為主要問題來源，以論文發表和項目評價為主要學術激勵。這一機制能夠高效生產大量規范性、應用性和政策性的法律知識，卻較難持續生產具有高度抽象性、普遍解釋力和國際理論影響力的法學原創理論。

本文所稱“法解釋學泥潭”，并非否定法解釋學和法教義學，而是批判一種封閉的“實在法中心主義”：當法學研究的對象、問題、方法和評價標準均被現行法體系所限定時，法學就可能陷入一種自我循環——從法條出發，經由解釋、比較和注釋，最終重新回到法條。此時，法學能夠不斷增加法律知識，卻難以增加關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論知識。

本文進一步指出，中國法學知識生產機制的深層結構性困境，至少表現為五個方面：第一，問題意識的“制度內生化”，即研究問題主要由現行法的漏洞和司法實踐的困難產生，而不是由理論上的根本矛盾產生；第二，知識生產的“政策回應化”，法學研究容易成為立法、司法和治理實踐的輔助性知識，而較少形成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理論批判；第三，學術評價的“論文工程化”，導致研究者傾向于生產可拆分、可量化、可評價的成果，而不利于長期理論積累；第四，知識來源的“二手化”，中國法學對外國理論的接受往往經過教材化、概念化和標簽化處理，因而容易形成“知道理論而未進入理論”的現象；第五，學術共同體的“國際邊緣化”，中國法學尚未充分進入世界法學的核心問題網絡，因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理論競爭。

因此，中國法學真正需要完成的不是簡單地從“西方法學”轉向“自主知識體系”，而是從封閉的知識生產機制走向開放的理論生產機制。中國法學應當首先深入融入世界法學，在充分理解自然法、法律實證主義、分析法學、歷史法學、法律社會學、法律現實主義、法律與經濟學以及當代規范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真正的理論對話能力。所謂中國法學的理論自主，不應當是與世界法學相分離的自主，而應當是在世界法學共同體內部進行理論競爭后形成的主體性。

關鍵詞：法解釋學；法教義學；知識生產機制；理論原創；學術共同體；世界法學；比較法；法律移植；理論自主

一、真正需要批判的不是“法解釋學”，而是中國法學的知識生產機制

討論中國法學的原創能力，最容易出現一種簡單化解釋：

中國法學太重視法條解釋。

因此，要走出法解釋學。

這種說法并不準確。

因為法解釋學本身并沒有錯。

法律必須解釋。

司法必須解釋。

法律體系必須通過概念和體系實現內部協調。

如果沒有法解釋學和法教義學，現代法律制度將無法正常運行。

因此，真正需要批判的不是法解釋學。

而是：

中國法學是否形成了一種以法解釋學為中心、并將其作為知識生產終點的封閉機制。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法解釋學可以是法學研究的起點。

但不能成為法學研究的終點。

法條可以是研究對象。

但不能成為研究邊界。

司法實踐可以提供問題。

但不能決定法學理論的全部問題。

立法需求可以成為研究動力。

但不能成為學術問題的唯一來源。

一旦這些邊界被混淆，法學就會發生一種非常隱蔽的變化：

法學從一門關于“法律”的學問，逐漸變成了一門關于“現行法律”的技術。

而這恰恰是中國法學知識生產機制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二、中國法學知識生產機制的第一重困境：問題意識的“制度內生化”

一個學科最重要的能力，不是回答問題。

而是：

提出問題。

這是理論生產與知識生產最根本的區別。

知識生產通常從已有問題出發。

理論生產則必須創造新的問題。

中國法學的很多研究問題具有明顯的“制度內生性”。

例如：

法律條文存在沖突。

司法解釋不統一。

裁判尺度不一致。

立法存在漏洞。

程序規定不完善。

制度之間存在銜接問題。

這些都是重要問題。

但它們大多屬于：

制度運行問題。

而真正的理論問題往往是另一種問題：

為什么現代社會需要法律？

法律的規范性從何而來？

法律與道德究竟是什么關系？

法律為什么能夠約束國家？

司法為什么可以解釋法律？

法官創造法律是否具有正當性？

權利是國家授予的，還是先于國家存在？

如果法律與正義發生極端沖突，法律是否仍然具有法律性？

這些問題不是某一個法條產生的。

它們也不是某一個司法解釋產生的。

它們來自：

對法律本身的反思。

這就是中國法學知識生產機制的第一層結構性問題：

研究問題主要來自法律制度內部，而不是來自法律理論本身。

于是，研究者很容易形成一種循環：

發現法律漏洞；

分析法律漏洞；

比較外國制度；

提出完善建議；

回到中國立法。

這個循環可以不斷生產論文。

但很難不斷生產理論。

因為理論需要做的，不只是修補制度。

理論需要追問：

為什么制度會形成這樣的問題？

甚至：

為什么我們認為這一定是一個問題？

這一步才是理論的開始。

三、第二重困境：法學成為“治理的輔助學”，而不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理論學科

中國法學還有一個更加深層的知識生產特征：

高度政策回應化。

法律與國家治理具有天然聯系。

這是法學不可避免的屬性。

但問題在于：

如果法學的主要價值被理解為：

為立法服務。

為司法服務。

為政府治理服務。

為政策制定服務。

為社會管理服務。

那么法學就容易逐漸變成一種：

治理技術。

它當然可以非常有用。

但“有用”與“理論”不是同一個概念。

一個法律研究可能非常有政策價值，卻沒有理論原創。

反過來，一個理論研究在短期內可能沒有直接政策價值，卻可能改變整個法學的知識結構。

例如：

哈特關于法律規則的理論。

德沃金關于權利和原則的理論。

凱爾森關于規范體系的理論。

這些理論并不是為了給某個部門寫一份立法建議。

它們的價值在于：

改變了人們理解法律的方式。

因此，一個成熟的法學共同體必須允許存在一種知識：

它不立即服務于政策。

它不立即服務于立法。

它不立即服務于司法。

它首先服務于：

理解法律本身。

如果一個學術共同體只獎勵“有用的研究”，那么它可能越來越擅長解決現實問題，卻越來越難產生理論。

因為：

理論的價值有時恰恰來自它對既有現實的懷疑。

四、第三重困境：從“學術研究”到“論文工程”

中國法學知識生產機制還有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現象：

論文工程化。

現代學術評價需要一定的制度化。

論文、項目、期刊、職稱等評價機制本身并沒有錯誤。

問題在于：

當評價機制成為知識生產機制的核心時，研究者可能開始反向適應評價標準。

于是出現：

題目必須明確。

結構必須完整。

觀點必須新穎。

結論必須規范。

參考文獻必須充分。

研究成果必須可量化。

這套機制非常適合生產：

標準化知識。

但理論原創往往不具有標準化特征。

真正重要的理論研究可能需要：

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一代人的積累。

而項目周期可能只有兩三年。

論文評價可能關注的是：

“這一篇文章有什么創新？”

理論研究真正關心的卻是：

“這個人一生究竟提出了什么問題？”

這兩個評價體系完全不同。

論文工程化的最終結果可能是：

研究者不斷產生“小創新”。

但很少形成“大理論”。

于是：

創新越來越多。

理論越來越少。

論文越來越多。

思想越來越少。

這可能是中國法學知識生產機制最值得警惕的悖論之一。

五、第四重困境：知識輸入的“二手化”

中國法學對世界法學的學習是必要的。

但學習方式同樣值得反思。

很多外國理論進入中國后，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原著。

翻譯。

教材。

概念。

標簽。

論文。

最后變成：

“哈特認為……”

“德沃金認為……”

“凱爾森認為……”

“羅克辛認為……”

但理論的真正問題卻消失了。

這就是：

理論標簽化。

例如：

“法律實證主義”。

“自然法”。

“三階層”。

“規則與原則”。

這些概念本身都沒有錯。

但如果只知道標簽，就意味著：

我們知道理論的名字。

卻沒有進入理論的問題。

真正理解哈特，不是知道他屬于法律實證主義。

而是理解：

為什么他認為法律不能簡單等同于強制命令？

為什么他要區分主要規則與次要規則？

承認規則解決了什么問題？

他的理論如何面對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真正理解德沃金，也不是知道他強調原則。

而是理解：

為什么他認為法律不能被還原為規則？

權利為什么具有“王牌”性質？

法官裁判究竟是在發現法律還是創造法律？

只有進入這些問題，才算真正理解理論。

否則：

我們只是擁有外國理論的中文名稱，而沒有擁有外國理論。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法學必須進一步加強原典閱讀。

因為：

二手知識可以幫助我們知道理論，只有一手理論才能幫助我們參與理論。

六、第五重困境：比較法被降格為“制度采購”

比較法本應當是中國法學走向世界的重要橋梁。

但現實中，比較法研究有時容易變成：

外國制度數據庫。

德國這樣。

美國那樣。

日本又這樣。

于是最后：

中國應該借鑒什么？

這是一種：

制度采購式比較法。

真正的比較法應該更進一步：

為什么德國這樣？

為什么美國不同？

為什么日本又不同？

這些制度差異背后的政治結構是什么？

歷史是什么？

法律文化是什么？

國家形態是什么？

社會結構是什么？

當比較法完成這一層分析時，它就從：

制度比較。

走向：

法律理論。

因此：

比較法不是尋找外國答案，而是通過外國差異重新發現中國問題。

這是中國法學真正需要的比較法。

七、第六重困境：中國法學缺少真正的“問題競爭”

一個成熟的理論共同體，應該存在：

問題競爭。

哈特與德沃金爭論：

法律是什么。

凱爾森與自然法傳統爭論：

法律與道德是什么關系。

法律現實主義挑戰：

法律規則是否真的決定裁判。

法律與經濟學挑戰：

法律是否可以通過效率解釋。

批判法學進一步追問：

法律是否真的中立。

這些爭論推動理論不斷發展。

因為：

理論不是在共識中成長，而是在競爭中成長。

中國法學目前的問題之一，是很多學術爭論仍然停留在：

觀點A。

觀點B。

本文認為。

筆者認為。

因此。

這種爭論當然必要。

但更深層的理論競爭應該是：

你究竟改變了什么基本問題？

如果一篇論文只是說：

“德國理論A比德國理論B更適合中國。”

那么它仍然是制度應用。

真正的理論問題應該是：

為什么德國理論和中國現實之間存在張力？

這種張力是否揭示了一個新的普遍問題？

這才可能產生理論。

八、第七重困境：中國法學尚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理論共同體”

中國法學國際化的問題，也不能簡單理解為：

英文論文少。

國際會議少。

國際發表少。

這些只是表象。

更深層的問題是：

中國法學尚未充分進入世界法學的問題網絡。

世界法學共同體并不是一個由期刊和會議組成的行政組織。

它實際上是一個：

共同的問題空間。

當德國學者討論：

法律規范性。

美國學者討論：

司法審查。

英國學者討論：

法律實證主義。

法國學者討論：

國家與法律。

日本學者討論：

東亞法律現代化。

如果中國法學沒有進入這些討論，那么即使發表大量英文論文，也可能仍然處于邊緣。

真正的國際化不是：

“把中國法學翻譯出去。”

而是：

讓中國問題成為世界法學的問題。

例如：

中國的人工智能治理。

中國的平臺經濟。

中國的數字社會。

中國的算法治理。

中國的國家治理。

這些問題只有被抽象為：

一般理論問題。

才能進入世界法學。

因此：

中國法學國際化的最高階段，不是向世界介紹中國法律，而是用中國經驗改變世界理解法律的方式。

九、中國法學知識生產機制的根本問題：知識生產與理論生產發生了分離

現在可以提出一個更加尖銳的判斷。

中國法學并不是沒有知識生產。

恰恰相反：

知識生產非常豐富。

真正的問題是：

知識生產與理論生產之間存在斷裂。

中國法學擅長生產：

法律條文解釋。

案例分析。

制度比較。

立法建議。

政策報告。

司法規則。

治理方案。

這些都是知識。

但理論生產需要：

概念。

范疇。

問題。

解釋框架。

一般命題。

普遍理論。

二者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因此，中國法學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是：

如何把大量分散的法律知識，轉化為能夠解釋法律現象的一般理論？

這是理論生產機制的核心。

十、真正的理論原創，必須完成一次“抽象躍遷”

所謂理論原創，本質上是一種：

抽象躍遷。

例如：

中國出現了一個司法問題。

這是事實。

研究者分析了這個問題。

這是知識。

研究者發現這個問題在其他國家也存在。

這是比較。

研究者發現不同國家存在共同結構。

這是抽象。

研究者提出一個能夠解釋這一共同結構的概念。

這是理論。

因此：

事實

知識

比較

抽象

理論

中國法學目前大量停留在：

知識層面。

真正需要向：

理論層面躍遷。

而這正是世界法學對中國法學提出的真正挑戰。

十一、中國法學必須建立“從中國問題到世界問題”的機制

中國法學未來真正具有原創潛力的地方，恰恰來自中國現實。

但關鍵在于：

不能停留在中國。

例如：

中國平臺經濟產生了大量新的權力結構。

問題不能只是：

“平臺企業如何監管？”

而應該進一步追問：

平臺企業是否已經成為一種準公共權力？

如果是：

傳統公法與私法的界限是否需要重新理解？

中國的人工智能治理產生新的責任問題。

問題不能只是：

“AI出了問題誰負責？”

而應該追問：

當決策主體從人轉向算法，傳統責任理論是否仍然成立？

中國數字社會產生大量數據。

問題不能只是：

“數據屬于誰？”

而應該追問：

傳統所有權理論能否解釋非稀缺性、可復制性的數字資源？

當這些中國問題被提升為一般理論問題時：

中國才真正開始產生理論。

十二、中國法學真正的原創，應當發生在“世界理論的內部”

這是全文最重要的結論之一。

中國法學未來不應該建立一個：

“與世界法學不同的中國法學。”

而應該進入：

世界法學內部。

在自然法與實證主義之間對話。

在分析法學與解釋學之間對話。

在大陸法與普通法之間對話。

在規范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對話。

在國家主義與全球主義之間對話。

然后提出：

中國的問題。

如果中國問題能夠改變這些理論之間的關系，那么：

中國法學就真正產生了原創。

因此：

理論原創不是另起爐灶。

而是：

進入既有理論體系，發現其無法解釋之處，然后重新構造理論。

這才是世界性的原創。

十三、從“自主知識體系”到“開放理論體系”

因此，中國法學未來需要重新理解“自主”。

自主不應該意味著：

不依賴外國。

自主也不意味著：

建立獨立封閉的知識體系。

真正的自主應該意味著：

能夠在世界理論體系中擁有自己的位置。

一個成熟的中國法學理論應該能夠回答：

我借鑒了誰？

我批判了誰？

我解決了誰沒有解決的問題？

我的理論適用于哪里？

它能否解釋其他國家？

如果不能：

它是中國經驗。

如果能夠：

它才可能成為世界理論。

因此：

自主的最高形式，不是獨立于世界，而是能夠影響世界。

十四、中國法學知識生產機制改革的真正方向

如果上述批判成立，那么改革就不能只停留在：

增加國際交流。

增加英文論文。

增加海外會議。

這些只是表層改革。

真正的改革必須發生在知識生產機制內部。

第一：

從“法條中心”轉向“問題中心”。

研究問題不能只來自法律漏洞。

必須來自社會現實和理論沖突。

第二：

從“政策回應”轉向“理論與實踐雙向互動”。

法學不僅為政策服務。

也必須能夠批判政策。

第三：

從“論文評價”轉向“理論積累”。

鼓勵長期研究。

鼓勵大問題。

允許十年磨一劍。

第四：

從“二手理論”轉向“原典閱讀”。

真正閱讀世界法學經典。

第五：

從“制度比較”轉向“理論比較”。

比較的不只是法條。

而是法律背后的理論。

第六：

從“介紹外國”轉向“參與世界”。

讓中國學者進入國際理論爭論。

第七：

從“中國經驗”轉向“中國理論”。

把中國問題上升為一般理論。

十五、中國法律人的真正轉型：從“法律技術專家”到“法律思想生產者”

未來中國法律人的最高競爭力，可能不再只是：

誰最熟悉法律條文。

因為AI可以越來越高效地完成：

法律檢索。

案例分析。

條文比對。

合同審查。

甚至部分法律論證。

真正難以被替代的能力，將越來越集中于：

提出問題。

重新定義問題。

建立概念。

創造理論。

因此，AI時代反而會使中國法學面臨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

如果機器能夠解釋法律，那么：

人類法律人究竟為什么存在？

答案可能越來越接近：

因為人類法律人必須回答：

法律應該是什么？

法律為什么正當？

權力為什么必須受法律約束？

正義是什么？

自由是什么？

責任是什么？

權利是什么？

這些問題：

不是AI不能回答。

而是：

不能僅僅依靠法律數據庫回答。

這正是未來中國法律人的真正理論空間。

十六、結論：走出“法解釋學泥潭”，本質上是一次知識生產機制的革命

因此，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

中國法律人如何走出“法解釋學泥潭”？

答案已經不再只是：

多讀法哲學。

多讀外國法。

多做比較法。

這些當然重要。

但真正需要改變的是：

知識生產機制。

中國法學必須從：

法條生產知識。

走向：

問題生產理論。

從：

解釋現行法。

走向：

解釋法律本身。

從：

制度移植。

走向：

理論對話。

從：

外國理論的中國適用。

走向：

中國問題的世界理論化。

從：

世界法學的學習者。

走向：

世界法學的參與者。

最終：

走向：

世界法學的理論貢獻者。

因此，中國法學真正的知識生產路徑應該是：

法條

規范

制度

問題

比較

抽象

理論

世界對話

理論原創

而不是：

法條

解釋

注釋

比較外國法條

提出立法建議

回到法條。

后者可以不斷生產法律知識。

前者才可能生產法學理論。

所以，中國法學真正需要走出的，不是法解釋學。

而是：

封閉的法解釋學。

真正需要擺脫的，也不是外國理論。

而是：

對外國理論的淺層依賴。

真正需要超越的，也不是世界法學。

而是：

中國法學尚未真正進入世界法學的問題空間。

最終，中國法學需要建立的，也不是一個與世界法學相對立的“自主知識體系”，而是一種：

開放的理論主體性。

它必須首先承認：

中國法學需要學習世界。

需要真正理解自然法。

需要真正理解法律實證主義。

需要真正理解分析法學。

需要真正理解歷史法學。

需要真正理解法律社會學。

需要真正理解法律現實主義。

需要真正理解比較法。

需要真正理解普通法與大陸法的理論差異。

然后：

進入它們。

理解它們。

批判它們。

超越它們。

最后：

創造新的理論。

這才是中國法學真正意義上的理論自主。

因為真正的自主從來不是：

“我不需要世界。”

而是：

“我充分理解世界，所以我能夠與世界平等對話。”

不是：

“我有自己的體系，所以我拒絕世界。”

而是：

“我熟悉世界的全部理論，因此我知道自己的理論究竟新在哪里。”

不是：

“中國經驗天然就是世界理論。”

而是：

“中國經驗經過比較、抽象、批判和理論化之后，才有可能成為世界理論。”

因此，中國法律人走出“法解釋學泥潭”的真正道路，可以最終概括為：

先走進世界，再走出自己。

先成為世界法學的學習者，再成為世界法學的對話者。

先參與世界理論的競爭，最終才可能成為世界理論的創造者。

中國法學真正需要完成的，不是一場簡單的“知識體系替換”，而是一場更深刻的：

知識生產機制革命。

這場革命的核心不是拋棄法解釋學。

而是讓法解釋學重新回到它應有的位置：

它是法學的基礎，不是法學的邊界；

是理論的起點，不是理論的終點；

是理解法律的工具，而不是限制思想的圍墻。

當中國法學能夠從法條出發，卻不止于法條；

能夠從中國出發，卻不止于中國；

能夠學習世界，卻不止于學習世界；

能夠進入世界，卻最終能夠改變世界；

那么，中國法學才真正完成了從：

法律知識生產

到：

法律理論生產

再到：

世界法學理論生產

的歷史性躍遷。

這或許才是中國法律人真正走出“法解釋學泥潭”的最終含義。

不是離開法解釋學，而是超越法解釋學的封閉性；

不是拒絕世界法學，而是進入世界法學的內部；

不是以“自主”替代“接軌”，而是在真正接軌之后獲得主體性；

不是從世界退回中國，而是從中國進入世界，再從世界重新發現中國。

最終形成一條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法學知識生產路線：

從中國問題出發，

經過世界理論，

完成比較與批判，

形成一般命題，

再回到中國檢驗，

最后重新進入世界。

這才是真正的：

中國法學理論原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