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艷紅教授：93%腫瘤消失！結直腸癌新輔助治療從“有效”到“更優”的范式躍遷 | 研究者說

*僅供醫學專業人士閱讀參考

PICC-2研究重塑結直腸癌新輔助治療格局

整理 | 靜秋

審核專家 | 鄧艷紅教授

對于錯配修復缺陷/高度微衛星不穩定（dMMR/MSI-H）這一特殊亞型的局部進展期結直腸癌（CRC），新輔助免疫治療正在經歷一場深刻變革。如果說既往PD-1單抗單藥的應用讓學界首次看到了免疫治療在術前階段的巨大潛力，那么如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突破療效天花板，成為領域內競逐的下一個關鍵命題。

近日，The Lancet Oncology正式刊發全球首個探索COX-2抑制劑聯合PD-1單抗用于dMMR/MSI-H CRC新輔助治療的隨機對照研究（PICC-2研究）成果。值此契機，醫學界獨家打造的【研究者說】欄目特邀本研究通訊作者、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副院長鄧艷紅教授深度解讀PICC-2及其系列研究的核心價值[1]。

圖1：研究截圖

另辟蹊徑：為何選擇COX-2抑制劑作為免疫治療的“搭檔”？

在dMMR/MSI-H CRC這一“熱腫瘤”領域，全球的探索曾呈現多條路徑：PD-1單抗單藥、聯合CTLA-4抑制劑、聯合抗血管生成藥物或化療等。然而，PICC-2研究將目光投向了一個長期以來腫瘤領域關注度不高的“老藥”——塞來昔布。

這一選擇并非空穴來風，早在2019年啟動的PICC研究中，鄧艷紅教授團隊就在全球早期探索階段，同步觀察到了這一組合的潛力。“我們在PICC-1中就看到，PD-1單抗單藥有效率就達到了65%，明顯優于傳統放化療的20%左右，而聯合塞來昔布后，療效又有了進一步提升的信號。但那個信號可能受到樣本量小、個體差異的干擾，還不是確證性的數據。”鄧艷紅教授解釋道。

因此，PICC-2研究肩負起了將“初步信號”轉化為“確鑿循證醫學證據”的核心使命。研究通過嚴格的統計學設計，在更大樣本中驗證這一聯合策略的真實價值。鄧艷紅教授感慨道：“我們也很高興看到，這個確證性臨床研究給出了非常好的陽性結果。”

設計智慧：長周期治療方案背后的深層考量

值得關注的是，在研究設計方面，PICC-2研究采用了12個周期（約6個月）的新輔助治療方案，相比國際上部分僅1個月療程的同類研究，其治療時長明顯延長。對此，鄧艷紅教授揭示了背后的設計邏輯。

在PICC-1研究中，團隊基于豐富的術前治療經驗，采用了3個月的治療方案。而同期的國際研究多采用聯合CTLA-4方案，而出于對毒性的擔憂，他們傾向于更短的1個月療程。“但在我們的研究報道之后，美國有單藥研究采用了6個月治療方案，并報告了接近100%的臨床完全緩解（cCR）率。雖然不是病理緩解，但這個信號提示，更長時間的治療可能帶來更高的緩解率。”鄧艷紅教授解釋道。基于此，PICC-2將研究組和對照組的治療周期統一設定為6個月，以確保在更充分的治療背景下，精準衡量塞來昔布帶來的額外獲益。

而對于業界擔憂的手術延遲和“過度治療”問題，鄧艷紅教授則從全程管理的角度進行了回應：“在我們的設計中，術前做完治療后，術后是不再進行輔助治療的。對患者而言，總治療時長沒有增加，只是順序的調整，反而更有利于術后腸道功能的恢復。”同時她指出，真正的“過度治療”問題在于“是否每個患者都需要6個月”，而這是下一步研究需要回答的個體化問題。就現階段而言，這一研究成果應該成為標準治療之一。

核心數據：93%腫瘤消失，穩健獲益貫穿各亞組

PICC-2研究最引人矚目的，無疑是其令人振奮的核心療效數據。聯合治療組病理完全緩解（pCR）率達到89%，較單藥組的69%提升了20個百分點。為確保結論的可信度，研究采用了最不利于研究組的敏感性分析，依然證實了統計學的顯著差異。

“這20%的療效提高，是實實在在的。”鄧艷紅教授強調。而若將研究組中達到cCR后拒絕手術的患者也計算在內，腫瘤完全消失的比例更是高達93%，意味著絕大多數患者有希望通過該方案達到療效獲益。

此外，深入的亞組分析也進一步揭示了特定的獲益優勢人群。像T4b這類腫瘤非常大的患者，聯合治療的獲益差值可以接近50%，而不是整體的20%。另外，散發型腸癌（即非林奇綜合征）的病人，獲益也更加顯著。“至少這兩種病人，我們更推薦使用聯合治療。”鄧艷紅教授明確指出，而對于其他人群，考慮到塞來昔布極佳的安全性與可及性，聯合方案同樣應被積極考慮，以避免那些屬于“69%”的患者錯失達到pCR的機會。

圖2：根據盲法獨立病理學評估的病理學應答情況（A）意向性治療（ITT）人群中達到pCR者；（B）符合方案集（PP）人群中達到pCR者；（C）接受手術患者的病理學腫瘤消退瀑布圖。

在安全性維度，聯合組與單藥組的3級及以上不良反應（AE）發生率相近，且無4-5級治療相關不良事件（TRAE）。塞來昔布作為COX-2選擇性抑制劑，對胃腸道黏膜損傷很輕，長期應用的安全性在國際上的大型隊列研究中已得到證實。它與PD-1單抗聯合后，基本不增加額外毒副反應，臨床關注和管理的重點仍是免疫相關不良反應（irAE）本身。

邁向“去手術化”：從PICC-1到PICC-3的研究藍圖

從奠定單藥地位的PICC-1，到確證聯合優勢的PICC-2，再到正在開展的PICC-3研究，鄧艷紅教授團隊構建的研究圖景正向著更為深遠的層次演進。在PICC-2研究中，有6例因達到cCR而拒絕手術、選擇“等待-觀察”的患者，至今狀態良好。這一現象成為下一階段探索的重要伏筆。

“當93%的病人腫瘤都沒有了，患者會很開心，但也難免會想這個手術是否還有必要做。畢竟手術都伴隨著麻醉風險、恢復期風險和經濟負擔。”鄧艷紅教授坦言，“這些病人的選擇給了我們一個信號。我們有信心推動下一個研究，證明絕大多數達到cCR的患者，是可以安全豁免手術的。”

要實現這一目標，精準篩選是核心前提。PICC-3研究將整合ctDNA動態監測和人工智能輔助影像評估，作為判定臨床完全緩解的關鍵要素。“ctDNA必須是陰性，是核心判定的要素之一。我們需要用研究來說明，不做手術是安全的。”這將真正推動dMMR/MSI-H腸癌的治療模式，從“以手術為主、藥物為輔”的新輔助治療邏輯，轉向“以藥物為根治性手段、手術作為挽救性后備”的范式變革。

結語

在訪談尾聲，鄧艷紅教授用一句話凝練了PICC-2研究的核心價值：“塞來昔布能夠穩定、顯著地提高特瑞普利單抗在dMMR腸癌新輔助治療中的療效，將腫瘤完全消失的比例提升至93%，且不增加毒副反應。”從改寫NCCN指南的PICC-1，到有望再次刷新指南的PICC-2，再到探索“去手術化”的PICC-3，鄧艷紅教授團隊以扎實的循證醫學證據，一步步重塑著dMMR/MSI-H CRC的臨床診療路徑。而這些研究數據也不僅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患者治療格局被根本性重塑的希望之光。

掃碼觀看直播回放

專家簡介

參考文獻：

[1] Hu H, Shen X, Li Y, Zhou J, Liu P, Zhang J, et al. Neoadjuvant toripalimab plus celecoxib versus toripalimab monotherapy for mismatch repair-deficient or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locally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PICC-2): an open-label, multicentre, randomised, phase 2 trial. Lancet Oncol. Published online July 1, 2026.

本文來源：醫學界腫瘤前沿

責任編輯：碧瑤

*“醫學界”力求所發表內容專業、可靠，但不對內容的準確性做出承諾；請相關各方在采用或以此作為決策依據時另行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