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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2017 年,迪安·泰勒(Deanne Taylor)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參加了一場會議,地點離她的辦公室只有幾步之遙。會上,一名研究人員介紹了人類細胞圖譜計劃(Human Cell Atlas),希望繪制出人體內每一種細胞的“地圖”。泰勒一開始大受震撼,但很快意識到了一個問題:這個項目似乎只打算研究成年人。
她回憶道,“那一刻,我腦子里的警報一下就響了。怎么又是這樣。”
2014 年,泰勒加入費城兒童醫院(CHOP),擔任生物信息學平臺主管。工作之后,她越來越失望地發現,兒童醫學研究長期得不到足夠重視。她說,醫學界過去普遍存在一種想當然的看法:兒童不過是“縮小版的成年人”。
但事實并非如此。兒童和成年人的細胞,在基因表達方式上存在明顯差異。所謂基因表達,可以理解為細胞如何開啟、關閉,或者調高、調低某些基因的活性。正是這些差異,讓兒童對藥物的反應可能和成年人完全不同。一些成年人可以正常耐受的藥物,到了兒童身上,卻可能產生嚴重甚至致命的副作用。
2017 年的那場會議,成了泰勒職業生涯中的一個轉折點。她很快加入人類細胞圖譜的志愿團隊,并參與撰寫項目白皮書中有關兒童研究的章節。隨后,她又聯合多家醫院的兒科研究人員,希望把兒童納入這個龐大的研究計劃。2019 年,她牽頭發表了一篇論文,系統性地說明了為什么兒童需要被單獨研究,也希望借此為兒科研究爭取更多關注和資金。
這些努力得到了回報。在 2021 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向“發育期基因型—組織表達項目”(Developmental Genotype-Tissue Expression Project,dGTEx)撥款 3850 萬美元。這個項目的目標,是建立首個覆蓋健康兒童組織的綜合數據庫。
研究人員會在家長同意的基礎上,收集因意外或其他原因去世、但生前總體健康的兒童組織樣本。這些樣本覆蓋人體主要器官系統,研究人員隨后分析不同組織中的基因是如何表達的。
泰勒和團隊負責整理、審核并統一每一份組織捐贈所附帶的信息,包括家族病史、樣本情況等;另一組研究人員則對組織本身進行分析。最終,所有信息會匯總成一個數據庫,建立兒童健康狀態下基因表達的基準線。
有了這樣一套參照,科學家才有可能更準確地研究正常發育、疾病機制、藥物療效以及其他生理現象。未來,dGTEx的數據也會被納入人類細胞圖譜。如今,這個項目已經正式加入兒童研究板塊,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得益于泰勒。
雖然泰勒在 dGTEx 中的主要職責是收集和整理數據,但在同事眼中,她更像是那個把不同研究項目真正黏合在一起的人。人類細胞圖譜聯合創始人莎拉·泰希曼(Sarah Teichmann)說:“迪安一直在從更大的尺度看問題。我們不能只理解兒童的腎臟、兒童的大腦,或者兒童的免疫系統,我們需要從整體上理解兒童是如何發育的。”
泰勒把自己的職業生涯形容成一次“隨機游走”。她說,自己一路以來那種異常強烈的專注,如今看來,或許與此前未被診斷出的自閉癥和ADHD有關。5 歲時,她已經開始翻母親的醫學教材;12 歲時,她會從圖書館借物理書來看。物理學中那些等待被解開的謎題深深吸引著她,她總想知道事物究竟為什么會這樣運作。
2001 年,泰勒取得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彼時,人類基因組計劃正如火如荼,這項工程也促使她改變研究方向。她隨后進入輝瑞做博士后,開始為罕見病研究編寫程序,處理復雜的生物數據。后來,她又轉向生殖醫學,參與開發了一批早期用于篩查胚胎染色體異常的計算機程序,其中一些至今仍在使用。
看起來,她的職業路線幾經轉折,但泰勒說,自己真正關心的問題其實一直沒變:為什么同一種疾病,落在不同的人身上,結果會如此不同?比如,兩個人都攜帶同一個與疾病相關的基因變異,為什么最后只有一個人發病?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細胞圖譜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自然延伸。2003 年完成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幫助科學家建立了特定基因與特定疾病之間的大量聯系。但只有一份基因組圖譜,還遠遠不夠。它更像是一套零件齊全、卻沒有組裝說明書的 DIY 套件:你知道人體有哪些基因,卻不知道這些基因究竟在什么組織、什么細胞、什么時間被調用,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而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研究基因表達。所謂基因表達,通常是指細胞根據基因中的信息制造某種蛋白質,讓它執行具體任務,例如構建組織、傳遞信號。與一生中總體保持相對穩定的 DNA 不同,基因的表達方式會隨著人的成長不斷變化。
而這種差異,可能直接決定一種治療究竟有效,還是弊大于利。例如,由于兒童心臟中的基因表達模式與成年人不同,一些化療藥物在殺傷腫瘤的同時,也可能損害正在發育的兒童心臟,留下伴隨終身的后遺癥。
dGTEx 想做的,就是為兒童建立這樣一條基因表達的健康基準線:繪制一張分子層面的地圖,觀察人體大約 2 萬個基因在健康兒童不同組織細胞中究竟如何工作。而這只是泰勒參與協調的多個項目之一。
她同時還是兒童優先數據中心(Kids First Data Resource Center)的首席研究員之一。這個項目會對全美其他研究中收集到的兒童病變組織進行基因測序。此外,她還與人類生物分子圖譜計劃(HuBMAP)的研究人員合作。人類生物分子圖譜計劃與人類細胞圖譜互為補充,目前已經為成年人繪制了部分細胞的三維空間圖譜。泰勒正嘗試推動獲得新的資金,把類似的三維地圖擴展到兒童身上。
總的來說,泰勒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確保 dGTEx 這臺龐大的機器能夠順利運轉。她需要協調多個機構和研究團隊,而每個團隊只負責整個流程中的一部分。比如,有研究人員想使用 dGTEx 的組織樣本,她有時不得不向對方解釋:一個只有一個月大的嬰兒,睪丸組織就那么一點,不可能切成 20份分給 20 個研究團隊。
在同事眼中,泰勒最大的優勢之一,是她很擅長把不同領域的人連接起來。對于人類細胞圖譜這樣一個跨學科、跨國界的大型項目來說,這種能力尤其重要。此外,她本人也非常有趣:她身上紋著薛定諤方程和玻爾茲曼方程,業余時間會畫畫、攝影。辦公桌上還擺著一塊其貌不揚的石頭,是她曾去火人節做廚房志愿者時帶回來的。
“她的興趣很廣,懂的東西也特別多,而且什么問題都愿意問。”林說,“這些都會讓她很容易和別人建立聯系,也讓人很難忘記她。你會自然而然地被她吸引進去。”
但泰勒自己覺得,真正能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并不是她本人,而是這項研究可能帶來的改變。如果研究人員能夠把患者的細胞,與同年齡健康人群的細胞基準進行比較,就有機會找出反映健康與疾病狀態的生物標志物。這些標志物未來可能成為新的藥物靶點,也可能用于疾病診斷。
如果人類細胞圖譜真正建立起兒童部分,同樣的研究思路就可以應用在兒童身上。更重要的是,它還能幫助科學家理解: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究竟如何在人生不同階段共同塑造一個人的健康與疾病風險。
把細胞圖譜延伸到兒童,甚至可能揭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許多成年后的疾病,會不會早在童年時期就已經留下了分子層面的信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一些慢性疾病或許可以在癥狀出現前幾年、甚至幾十年就被篩查出來并提前干預。
泰勒這樣總結她的想法,“說到底,我們不過是長大了的孩子。如果一直忽視兒童階段,我覺得醫學研究其實錯過了很多疾病最重要的干預窗口。”她希望,這個項目最終能改變醫學界看待兒科研究的方式。這是一個龐大的目標,需要海量數據,也需要像她這樣的人,把散落在不同機構、不同學科和不同研究者手中的拼圖,一塊塊拼到一起。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8/14/1141354/deanne-taylor-gene-expression-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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