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人口學者李婷：大學生結婚意愿高于預期，但正走向“個體式婚姻”

記者 | 高佳
編輯 | 趙孟

隨著各省份陸續公布2021年統計數據，一些新的人口變化趨勢引發關注。

截至目前，中國已有31個省份公布了2021年人口大數據，其中11個省份的人口出現自然負增長，5個省份首次轉負。而此前民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結婚登記數為763.6萬對，創下自1986年以來公布結婚數據的歷史新低。

1987年，荷蘭學者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轉變”的概念，用以解釋生育率為何持續低于更替水平，并預測在經典人口轉變完成后，社會整體人口結構的走向以及個體家庭行為的變化。有學者研究表明，第二次人口轉變在中國的發展與西方有著不同的軌跡。

近期，由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中心教授、家庭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及其團隊調研撰寫的《中國大學生婚育觀報告》（下稱《報告》）發布，揭示出中國第二次人口轉變軌跡與青年群體婚育觀念的某些關聯。

該《報告》抽取了9775份受訪者樣本，他們的平均年齡約為20.3歲，來自全國30所高校（包括4所雙一流高校，18所普通高校，8所專科學校），覆蓋22個省份的26個城市，受訪者中女性占比50.95%。對受訪者的調查包含基本信息、婚戀意愿和觀念、生育意愿和觀念、精神面貌和婚姻觀和大學生互聯網參與五部分。

李婷及團隊通過研究發現，大學生對結婚和生育仍有期待，“從總體數據來看，主流觀念仍然認為，婚姻是個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生階段或人生選擇。”但她強調，這份報告最核心的發現是，在當代中國大學生眼中，婚姻和生育的價值基礎已經發生變化。“他們不再認為結婚生育是為獲得保障，而更強調婚育對個體的意義和價值。”她說。

研究同時指出，年輕人面臨的婚育阻力呈現出性別差異。“住房和養育成本對大學生影響最大。男大學生更在意婚育成本，女大學生更在意自我發展機會。”李婷解釋：“這提示我們要考慮統合兩性需求的公共政策。”

“普婚普育”觀念仍在

界面新聞：青年人的婚戀觀念和婚戀行為在當前背景下為何值得關注？

李婷：近些年，中國的生育率一直在下跌。從第七次人口普查和2021年的出生人口數據來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不那么樂觀。同時，我們也觀察到，網絡上彌漫著低生育的情緒。如果低生育欲望還將持續，那么中國的生育率可能還沒見底，還要持續走低。我們關心中國的生育水平，這影響著未來中國的人口發展態勢。

生育之外，在婚戀方面，我們通常認為中國是一個“普婚普育”（普遍需結婚生子）的國家。從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人口“小普查”數據來看，已經差不多完成婚育軌跡的人，確實呈現出普婚的趨勢，結婚率很高。（注：公開數據顯示，2010年六普時，25-29歲年齡組、30-34歲年齡組、35-39歲年齡組的未婚率分別是28.91%、9.02%和4.13%，綜合30-39歲年齡組的未婚率是6.32%；在2015年抽查中，25-29歲年齡組、30-34歲年齡組、35-39歲年齡組的未婚率分別是34.88%、10.69%和4.40%，綜合30-39歲年齡組的未婚率是7.61%。）但我們想知道，隨著代際更迭，今天的年輕人是不是仍有“普婚普育”的思維，人們對婚育的觀念是否已經發生變化。

另外，我們關注到日韓的結婚率也在顯著下降。（注：據日經中文網報道，關東地區及山梨8個都縣（東京圈）的30歲未婚率（2020年）超過了日本全國平均水平（54.5％）。韓國《中央日報》報道，韓國30多歲人口中未婚人數的比例占42.5%。）“終身不婚”在東亞社會，在日本和韓國已是明顯的現象。中國是否會走上和日韓類似的道路，這也是我們所關心的。

如果結婚率持續走低，疊加低生育欲望，我們的人口形勢可能比想象中更嚴峻，因此在人口學角度，我們有必要關心年輕人的婚戀行為和婚戀觀念。

再者，基于社會學角度，根據“第二次人口轉變”的理論，個體主義興起，人們將更多追求自我價值，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在中國，家庭一直作為社會運作、社會治理的基本單位而存在。我們想觀察，當青年的觀念發生變化，從重視家庭文化轉向崇尚個體的價值和意義，那么我們對家庭作為社會基礎單位的信念，是否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從人口和社會兩個角度出發，我們選擇研究青年人的婚育觀。

界面新聞：國內結婚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報告》則發現，大學生的結婚意愿高于預期。這是否說明，即便初婚年齡推遲，“恐婚”“反婚”尚非主流？

李婷：《報告》發現，有61%的大學生表示會結婚，有30%表示不確定，真正明確表示不結婚的只有7%。研究對象是最年輕的一代人，他們的觀念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激進。

對這項發現進行解讀，我們不只看到同質性，也看到數據背后的社會分層。首先，從性別分層來看，女性對婚姻的前景更悲觀，男性對婚姻更堅定，70%左右的男性認為自己會結婚。我們也發現，在經濟社會發展較好的地方，人們對婚姻的期待更低。

從總體數據來看，大家對婚姻的期待沒有太大動搖，也就是說，目前婚育觀念的主流并不是“反婚”，主流觀念仍然認為，婚姻是個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生階段或人生選擇。

界面新聞：在發生第二次人口轉變后，人們仍有較強的結婚意愿，這種現象有其特殊性嗎？

李婷：西方也有很多研究在討論這個問題，美國社會學家安德魯·切林（Andrew Cherlin）在2004年發表文章《美國人婚姻的非制度化》（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他當時預測婚姻將“去制度化”，婚姻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它本身的意義可能會消失，大家最后可能不結婚，或者用同居來代替結婚。

2020年，他又寫了一篇文章回顧過去十幾年發生的事，發現跟他當初想得不太一樣。西方的婚姻制度沒有瓦解。社會分化確實出現了，但分化具體是如何表現的？他發現，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反而更愿意結婚，不結婚的是較貧困的人、少數族裔的人。

從個體化的進程來說，婚姻觀念應該淡化，可為什么大家還是選擇結婚？切林這樣解釋——婚姻以前被認為是“基石”，所以我們說“先成家后立業”。現在，婚姻成了“頂石”，你要有一定經濟基礎，才會去結婚生育。某種意義上，結婚成了成功的符號，是成功的一種體現和標志。

切林同時認為，婚姻的價值基礎還是發生了變化。以前我們談到婚姻，大家會覺得結婚是人生必有的選擇，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大家會問：“你為什么不結婚？”現在，雖然人們仍然覺得婚姻重要，但大家開始問：“我為什么要結婚？”

切林這樣總結——在西方，婚姻沒有發生顛覆性、變革式的變化，但人們對婚姻的認知發生了漸進式、發展性的變化。

“個體式婚姻”特征

界面新聞：從這次研究來看，中國青年人對婚育的認知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李婷：回到中國的語境中，青年對于婚姻觀念的主流不是“反婚”，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的婚姻制度也沒有發生轉型性的變革，年輕人并沒有拋棄婚姻。但我們的研究發現，他們對待婚姻的態度確實發生了發展性的變化，也可以說，婚姻和生育的價值基礎發生了變化。

以前，我們不問為什么要結婚，我們自然覺得要有個伴兒，傳宗接代有保障性的功能。但現在的年輕人中，這樣的觀點已經淡化。他們覺得結婚生育不是為獲得保障，而更強調婚戀、生育對個體的意義和價值。

在我們的調查中，對于“為什么要戀愛”這個問題，排名第一的答案選項是：“戀愛可以讓我們互相幫助與進步。”“為什么要結婚？”最多的答案是：“需要有精神的寄托及情感的交流。”“為什么要生育？”被選擇最多的選項是：“陪伴孩子成長是重要且有意義的事情。”

他們把意義和價值放在第一位，這符合切林所描述的婚姻轉變的第三個階段，個體式婚姻。

個體式婚姻是什么？切林認為，婚姻沒有去制度化，大家還是肯定婚姻的意義，但大家在婚姻中尋求的東西不一樣了。個體式婚姻中，婚姻和家庭都圍繞個體的需求而存在。大家淡化了傳統的家庭角色分工，更強調找一個和自己一起進步，對自己有幫助的伴侶，強調情感和精神的價值。

界面新聞：《報告》發現結婚意愿存在人群的異質性，從性別角度看，男女在結婚意愿上有怎樣的分別？

李婷：研究發現，在抑制結婚意愿的因素上，婚育成本以及工作家庭平衡因素對大學生結婚意愿影響突出，男大學生最大的顧慮為結婚成本，女大學生受結婚阻力因素的影響更大；在促進結婚意愿的因素上，男大學生看重生命歷程，女大學生更關注支持功能。

我覺得男女在結婚意愿上的差別主要出于對自身社會性別角色定位的不同。男大學生仍然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經濟的支柱，因此更在意結婚生育的經濟成本。社會上的普遍觀念是，你只有足夠成功，才能養得起一個家庭，這也是男性對自己的定義和要求。

從女性角度來說，伴隨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女性對自己的定位也發生重要改變，她們不再把自己定位為家庭照料者，或家庭事務的承擔者，她們渴求并愿將自己定位為bread winner（注：給家里掙面包的人）。

西方提出“性別革命”的概念，由于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是去性別化的，這直接導致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勞動參與率的上升，女性更多參與到公共領域的工作中，被認為是性別革命的第一階段。

性別革命的第二階段是男性更多地進入私人領域，幫助女性分擔她們因為進入公共領域而造成的公私領域的沖突。由于女性工作后，對家庭照料部分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會消減，這導致工作與家庭之間平衡出現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在北歐國家，男性照顧孩子非常常見，也是受提倡的事情。完成性別革命的全閉環，達到男女性別、公私領域的平衡，人們就不會抑制自己的婚育意愿。

但在除了北歐之外的其他國家，性別革命的第二個階段遲遲沒有到來，男性沒有大量進入私人領域幫女性分擔照料責任，反而女性因為需要承擔照料責任，而在公共領域受到了更多歧視。在這種情況下，她們的選擇不是退回家庭，而是放棄家庭。

現在一些年輕女性不愿婚育，并不是因為她們不想要家庭，而是面臨著延伸到公共領域的歧視，她們只能做這樣的選擇。

界面新聞：怎樣能統合兩性的需求，提高年輕人的婚育意愿？

李婷：在中國，我們也看到性別革命的停滯。但我想強調，我們不應該把這現象簡單地看作“性別對立”。

男性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經濟的支柱，婚育成本的主要承擔者，并不因為他們傳統，也不能說這是阻礙進步的觀念。男性打破傳統性別規范的潛在成本其實遠高于女性。如果一名女性事業發展不太好，但把家庭照顧得很好，人們不會覺得她失敗。但如果一名男性失業，只負責照顧家庭，社會對他的苛責會更多。這也是男性被性別文化禁錮的表現。

女性在公共領域受到的歧視，則很多時候是市場、資本的歧視。女性要照顧孩子，對工作的貢獻自然會減少，市場便對女性有了歧視，這是市場的邏輯。

我們要改善這一問題，就必須考慮，在制度上怎樣保證女性在市場上不受歧視？如何激勵，才能使男性進入家庭領域？市場、制度和個體的多方面協作，才能改善或解決這個問題。

界面新聞：從西方國家人口和家庭變遷來看，第二次人口轉變帶來婚姻與生育關系的松綁、家庭形式的多樣化。但《報告》發現，目前在中國，在對不同婚姻行為的接納態度上，大學生對非傳統養育觀念接受度很低。這一發現是否說明中國第二次人口轉變將帶有自身的特殊性？

李婷：第二次人口轉變的主要觀點是個體化的進程和婚姻制度的弱化，其中一項重要表現是生育和婚姻的解綁，也就是說，生育不一定發生在婚姻內。

對照來看，我們的《報告》發現中國年輕人對非婚生育的接受度低，他們沒有把婚姻和生育解綁，仍然認為生育應該發生在婚姻制度內。姑且可以認為這一情況是在“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下，中國跟西方之間最大的差別。

但這一現象也不是中國特有的，日韓的非婚生育率也非常低，在這個層面上，他們跟中國一致，婚姻和生育在年輕人觀點里仍是深度綁定的關系。

女性的生育阻力更大

界面新聞：《報告》發現，大學生對試婚性質行為婚前同居的接受程度最高。也有關注人口問題的學者提出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啟動中國《同居法》的立法研究。您如何看待啟動《同居法》的可行性？

李婷：切林認為婚姻的非制度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同居將替代婚姻，大量的生育都在同居伴侶中發生。這一現象目前在歐美特別是在北歐、西歐常見。回到中國情境，不光是通過我們的調查，從其他研究中也能看到，同居的人數比例在不斷上升，大學生對同居、婚前性行為等接受度都比較高。

但有同居這個現象出現，并不代表同居的意義是類似的。在中國，同居更多是婚姻的前奏。戀愛進入較好的階段，同居的目的是看結婚是否合適，同時這個行為也可以降低生活成本。這也是中國的第二次人口轉變跟西方不一樣的地方，從目前證據來看，在中國，同居適婚的性質大于其婚姻替代的性質。

法律代表著國家意志，其價值導向決定著同居和家庭婚姻的關系。如果我們在國家層面上認可同居作為婚姻的替代，認為婚姻的發展趨勢是逐漸弱化，越來越多人會只同居不結婚，那么出臺《同居法》是必要的，它可以對男女雙方的經濟和身體權益進行保障。

但如果社會普遍認為同居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是非正式的試婚，在這種導向下，《同居法》的意義可能會打一定折扣。所以我想《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決定于它背后的價值導向和社會對這個現象的認知。

界面新聞：《報告》中提到，大學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數是1.85個，平均意愿子女數下降到1.36個。如何理解這一數據？

李婷：我們在研究中設置理想子女數這個指標是為了呈現生育觀念的轉變。如果大學生理想子女數在兩個以上，可以說生育觀念還是比較傳統，沒有發生大幅度轉變。如果理想子女數低于二，說明他們的觀念已經傾向于少子化，對生育價值的認可發生了變化。

當把理想子女數和意愿子女數兩個指標放在一起，我們看到兩者的差異，兩個指標的差值代表大學生對生育阻礙的感知。比如，在他的理想中，有兩個孩子是最好的情況，但現實中，他只想生一個。理想的生育為什么沒有實現？因為現實中有一些因素阻礙人達到他的生育意愿。從政策角度來看，理想子女數和意愿子女數中間的差距，就是政策可以發力的地方。

通過研究，我們看到，女性感受到的生育阻力更大，女性明顯面臨個人發展與家庭生育的沖突，相比之下，男性在這方面感受到的沖突更小。

我們也看到，在風險社會，人們對風險的感知程度有階層分化。研究發現，城鎮戶口、雙一流院校、東部地區、父母受教育水平較高的人群對自己的未來發展抱有更高期望，能夠感受到的社會競爭壓力更大，反而感受到的生育阻力也更大。

界面新聞：您通過三個維度，強度（大學生休閑上網時長）、圈層文化（亞文化圈的參與、APP的適用類型）、信息暴露（暴露于不同類型信息的影響）來衡量大學生互聯網參與程度，研究其與大學生婚育觀的聯系，得出的結論非常有趣。您認為，這部分的研究發現能否帶給我們啟發以理解，甚至改善當前不甚理想的婚育率？

李婷：很多人說，研究發現，習慣使用某個APP的人普遍生育意愿低，那國家是不是就要把這個APP關停？我們研究這個話題，并不是把這作為治理手段。我們想探討的問題是，傳播技術的變化究竟如何影響人的婚育觀，又實際對人的婚育觀造成了哪些影響。

之所以要關注大學生的互聯網參與狀況，是因為我們研究的對象是“Z世代青年”“95后”，他們是“互聯網的原住民”，和70后、80后不同，他們更容易形成一種圈層化的文化。這種圈層化既體現在他們有許多亞文化愛好；也體現在因為去中心化的信息分發機制，有不同偏好的人開始習慣使用不同的APP。這樣的聚合越來越多，不同APP之間出現價值觀念上的分化也越來越明顯。

我們的研究發現，微博的使用與大學生的婚育意愿存在負相關，虎撲的使用與大學生的生育意愿存在正相關，使用豆瓣與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負相關，使用小紅書與女性的婚育意愿存在正相關。但我一再強調，我們沒有做嚴格的因果推斷，研究還沒有嚴格證明大學生APP的使用習慣會影響其婚育觀。

這部分研究想呈現的是，在不討論因果的前提下，年輕人的婚育觀念在互聯網上的確出現了顯著的圈層分化。目前我們的研究只是呈現這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