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分析古巴衰退，需超越“美國封鎖”的單一視角

【導讀】作為西半球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古巴與中國建交65周年以來，開展了大量合作。旅游是古巴傳統的支柱和創匯產業，古巴對中國公民實行免簽，中國開啟“北京-馬德里-哈瓦那”每周兩次直航航班等政策，更是推動了兩國人民的交流互動。本文作者基于對古巴的長期探訪，從古巴人視為“體面一餐”必備的“糖”這一基本物資切入，揭開了古巴在冷戰格局、國際市場波動與國內政策乏力的多重挑戰下，一步步走向經濟衰退的歷史。

本文指出，對古巴當下影響最大的自由市場模式，源于古巴政府在蘇聯解體這一特殊時期的自救措施：政府允許本幣與外匯雙軌并行，并在1993年頒布外幣合法化條令。這導致能獲得美元者享受進口商品，其他人依賴配給，致使社會進一步分化；而黑市的興起因旅游業的開放和需求增長擴張，挑戰國家經濟監管。2021年，古巴終于迎來市場改革，推行雙軌合一，允許調整物價工資并擴大私營企業，但引發嚴重通脹和購買力下降，食品短缺成為突出問題。

從“世界糖罐”到“一糖難求”，古巴何以至此？作者指出，美國是古巴最大的糖消費國，并利用其主導地位來影響古巴政治局勢。20世紀初，美國通過軍事占領和經濟滲透掌控古巴糖業，使其成為依附性經濟。1960年，美國為遏制新生的古巴政權對古巴糖實施禁運。脫離美國體系半個多世紀后，古巴仍未建立自主產業鏈，并因優先發展旅游業而忽視民生基礎生產。面對古巴的系統性困境，國際社會更關注其“革命烏托邦”象征（如免費醫療、教育），忽視其現實困境，阻礙改革討論。若要真正重建古巴人的生活，我們需走出“面向外國人的陽光、沙灘和酒店”，談論“誰都不愿聽到的古巴負面現實”，幫助其在國際博弈中尋找自主發展路徑，而非僅歸咎于美國封鎖。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12月刊，原題為《“世界糖罐”的破碎》，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世界糖罐”的破碎

? 唐永艷

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

▍從在古巴買不到糖說起

盡管古巴物資匱乏是常態，但糖的缺失卻出乎我的意料：一是如同大多數人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世界糖罐”怎會沒有糖？二是它超出了我在古巴生活的經驗。作為一個混跡古巴黑白市場近三年的異鄉客，既往購物經歷告訴我，除時令水果蔬菜和進口貨源外，大多時候只要支付高于市場價格，付出心力搜尋，我總能找到某些季節相對匱乏的基本物資。

但我沒料到糖匱乏竟到如此境地。2023年2月到5月，我在古巴自由市場和國有市場都沒有買到糖，購買面粉、大米、油和鹽也遇到重重困難。除個人遭遇外，我走訪的所有古巴家庭都跟我抱怨糖的缺失；哈瓦那繁華地段的幾家私人甜品店關門大吉；許多國營面包店也間歇性營業……直到5月底全國蔗糖收割結束，終于等來官方解釋，古巴糖業集團（AZCUBA）負責人在古巴國家圓桌會議（Mesa Redonda）上宣布，今年古巴糖產量未達預期；一些關注古巴糖業發展的經濟學家指出，2023年古巴糖產量為1898年古巴獨立革命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

一系列情況面前，“世界糖罐”破碎的現實顯露無遺。

▍購糖渠道的變遷

在古巴生活將近三年時間，我不曾感到糖匱乏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本不喜歡吃糖和甜食，只是在古巴養成喝咖啡的習慣后，糖才成為我購物清單中的一個選項；二是作為一個與大部分古巴人相比“相對有錢的”外國人，新自由主義市場的競爭規律在我身上作用相對明顯。慚愧地說，金錢的力量確實讓我受益，在有限的市場資源中，相對較高的購買力讓我通常比一些古巴人有更多選擇和更廣泛的獲取途徑。因調研工作的需要，我經常輾轉在不同古巴家庭間吃食。來自古巴家庭共同居住的經驗，及個人的食材收集經歷，也讓我逐漸了解古巴糖的購買途徑。

古巴官方糖供應有自由市場和國有市場兩個渠道。2019年9月～2020年10月的田野時間中，我購買糖的渠道主要在自由市場、國有市場和黑市。自由市場通行貨幣是可兌換比索（CUC），2004年開始流通，等值貨幣為美元[1]，允許持有者出入售賣著更多種類和數量物資的外匯商店。國有市場通行貨幣是古巴比索（CUP）[2]，以糧油店和國營店為主要貨品分發渠道，原則上只開放給古巴人使用。黑市在兩者交界處，售賣物品主要來自國有市場和自由市場，以及一些國家進口渠道外的物資。

計劃經濟于我而言是新事，對祖輩和父輩已是生命史的一部分。只是與中國按票購買不同，古巴人在國有市場的通行證是“糧本”，學名為“供應手冊”（Libreta de Abastecimiento），其創立背景與20世紀60年代初期美國古巴兩國博弈有關。1962年2月3日，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宣布對古巴實施包括經濟、金融封鎖以及貿易禁運等在內的全面制裁法令，試圖切斷其他國家與對古巴的食品供給和物資供應等項目，在古巴國內制造不滿和沖突，以達到瓦解卡斯特羅政權的目的。古巴政府迎難而上，開始調動全國資源，以家庭為單位向民眾分發了供應手冊，并于1963年7月12日正式建立古巴糧食管制和分配辦事處，確立將其作為一項糧食補貼和配給制度，以此來保證國內所有民眾都能獲得基本產品。

制度創立之初，擁有糧本的古巴人可通過糧本到社區指定的糧油店，按月領到政府發放的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通常只需支付產品實際價格的10%就能獲得大米、雞肉、糖、牛奶、雞蛋、油、豆類、意大利面條，甚至包括衣服和鞋子等物品。約每人每月一美元。據古巴財政部門2017年統計，國家通過向外進口以及向內征集兩方面措施，每年在食品補貼上的支出約為7億~10億美元。這項措施在國內長期存在廣泛爭議，近幾年來古巴不穩定的經濟形勢使該項政策的推行越發舉步維艱。勞爾·卡斯特羅2011年出任第一書記時，即提出取締該政策的決議，認為國家經濟不能繼續承受這樣的開支，然而，很多民眾紛紛抗議，提出全國很大一部分人依賴該政策才能過上最基本的生活。政府最終通過減少糧本中供應產品的種類和數量來減少這筆開支。直到當下，糧本制度仍然存在。

對古巴當下影響最大的自由市場模式，與20世紀90年代古巴政府在“特殊時期”[3]時的“自救措施”相關。為應對蘇聯解體后的國家危機，1991年古巴政府改革更新憲法，從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經濟模式轉向分權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主要產生兩個與國有部門平行的新興經濟部門，一是以本幣開放國內市場，二是以外幣重新開放進口和國內制造業市場。1993年6月，古巴政府頒布外幣合法化條令，以期促進匯款、外國投資和發展旅游業。這是古巴公民自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以來首次合法使用美元。此外，為增加國內硬通貨，國家還鼓勵古巴人與生活在國外的家人重新聯系；同時為收回民間流通的美元，國家仿照以前只為外交官開設的美元商店，在全國各地開設數百家一元美元店（Todo por $1），向擁有美元的古巴人出售更多種類的商品。[4]

這一時期，對商品消費的需求推動著民眾的主體性實踐，雙軌制制造的區隔逐漸被打破，古巴黑市蓬勃發展。一方面，國家分配體系外的新渠道導致不平等現象日益明顯，社會分化加劇。那些無法獲得美元的人無法在外匯商店購物，被排除在外；而越來越多的富人則不再在配給店排隊領取口糧，轉向購買質量更高、數量更多的進口商品。倒買倒賣在兩個市場間盛行。另一方面，古巴開放國門，重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力發展旅游業。游客需求和外幣流入刺激了黑市擴張，同時也為黑市提供了額外的進貨和銷售渠道，進一步推動了黑市商品和服務的供應。[5]

三個市場并行，國家經濟結構逐漸扭曲，超出國家監管范圍的黑市蓬勃發展，對國家權威構成挑戰。2021年1月1日，古巴政府實施了以雙軌合一為主要特點的市場重組計劃，全國各行業調整物價和工資，并在更大范圍內允許小型私營企業運作。三年間，通貨膨脹愈發失控，民眾購買力顯著下降，食品問題成為社會轉型過程中最嚴重的陣痛。2022年11月，我在新的市場機制下重新在古巴調研。彼時島上的物資優先供給美元店，黑市在國家市場轉型中逐漸合法化，新型的經濟參與者通過海外親戚和私人關系等途徑將原本私下進行的生意擺到“陽光”下。糧油店仍然存在，但供貨基本枯竭。至于糖消費，由于國內糖產惡化，黑市和糧油店中的糖供給經常消失，美元店逐漸售賣起進口白糖，通常來自巴西。

▍糖匱乏：甜蜜與悲哀的日常敘事

如果一個經濟條件相對較好，且不愛吃甜食的外國人都感到糖窘迫，那些只拿著國家工資（2023年古巴人平均月工資為3838比索，按官方匯率約每天1.07美元，低于每天2.15美元的聯合國貧困線[6]）、且有吃甜飲食文化的古巴人，生活又是怎樣的境遇？

2024年1月16日，我第三次回古的第二天，便嘗到近半年在哈瓦那家庭中流行的“不含雞蛋和小麥面粉的蛋糕”（以下簡稱“大米蛋糕”）。該甜品是古巴近兩年來由于雞蛋和面粉長期短缺后，古巴人發明的家庭自制甜點。

接待我的是許久未見的巴老師和巴夫人。巴老師剛過古稀之年，巴夫人年近六十五。巴老師有兩個女兒，分別在法國和美國；巴夫人有兩個兒子，都在美國。兩人相識于一場學術會議，新冠疫情期間同居共渡難關，此后巴老師便住在巴夫人家中共同生活。巴夫人不輕易出門，尤其近兩年，她說街上許多無助的面孔、沮喪的臉龐，以及人們對生活的抱怨總讓她感到壓抑和悲傷。因此，負責外出購物的任務落在巴老師身上。工作日內巴老師約有三天的時間需步行來回10公里上班，其余空閑的兩天處理家庭購物等瑣事。生活煩瑣如此，巴老師在學術上仍取得豐碩成果，他在國際國內期刊上發表多篇文章，并榮獲多項國家調研項目獎和社科學術貢獻獎。

受西班牙殖民者飲食習慣的影響，飯后甜點被古巴人視為“體面”一餐的必備。為了這頓迎接我回到古巴的飯菜，巴老師和巴夫人著實耗費了財力和精力。僅拿簡易版的大米蛋糕來說，其基本原料含大米粉、黑糖、酵母、水、油、醋和鹽。巴老師在我來的前兩天開始在市場尋找食材。輾轉三個市場搜尋酵母無獲后，巴老師只能托關系從古巴國營面包店中“借”來酵母。對必不可少的黑糖、油和醋等原料，巴老師花“高價”在不同的小市場買入。

搜尋、奔波，或有所獲，或無所得，或需思考替代方案……這些只是當下大部分哈瓦那人為滿足日常生活的縮影。古巴人常用到的一個動詞是luchar，意思是“斗爭”，la lucha是該詞的名詞。古巴革命時期，lucha一詞經常被高層官員引用，表示反帝、反美、反資的斗爭。如今，這個詞已經融入到古巴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用來描述他們為了維持基本生活而面對的各種困難和挑戰。另外兩個常出現在古巴人生活中的詞是resolver（解決）和inventar（發明創造），它們常被古巴人用來形容個人以創新的方式克服障礙和完成任務，如男性在國家法律限制下尋找食物的“技巧”，女性面對有限食材時如何改變菜譜，以創新的方式合理利用食物資源。

正餐完畢，巴夫人從廚房中端出大米蛋糕。她自豪地跟我和巴老師講述著她的成功經驗，從用料用量、烹飪時間、色澤軟硬到烹飪溫度，詳細的操作步驟是避免高昂“試錯成本”的保障。這項發明成功后，巴夫人第一時間拍照分享到臉書上一個名為“古巴食譜”的社交平臺，并附上具體制作細節。該網站共享了許多古巴家庭“廚房里發明”的食譜。巴夫人向我展示了大米蛋糕帖子下數十條評論和點贊。其中一條讓人頗為觸動。一位年輕女性用戶留言：“我的兩歲兒子生日快到了……日子越近，我感到越發無助和羞愧……沒有雞蛋和面粉，沒有像樣的飯菜。非常感謝您的食譜，現在我有解決甜點的辦法了。”

量化數據從另一層面闡釋了古巴社會轉型的飲食困境。2023年4月，古巴國家人類學中心調研團隊完成了一項關于古巴經濟轉型的全國調查。相關結果顯示，古巴人要想維持2021年貨幣改革前的生活水平，最低工資應該是16283比索，而不是目前的2100比索；而要維持1942年的生活水平，最低工資應為27188比索。該調研報告批判性地指出，在古巴社會中，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導致長期以來許多古巴人生活中充滿了荒謬感和情感上的困惑。在一種結構性無力的情況下，他們長期忍受著普遍存在的資源短缺。[7]

▍糖業霸權：世界糖罐的構建與破碎

吃甜的飲食文化作為一種殖民遺產，是古巴人的甜蜜也是悲哀。糖并非古巴本土產物，古巴印第安人本不食糖，而是以手為餐具，以木薯等根莖食物為主食。1492年哥倫布登陸古巴，緊接著，在西班牙殖民者帶來的屠戮、奴役以及疾病等因素影響下，古巴土著居民幾盡滅絕。哥倫布在1498年的第三次航行中將甘蔗帶到了伊斯帕尼奧拉島[8]，迭戈·委拉斯開茲于1523 年將甘蔗帶到古巴。此后，西班牙殖民者以蔗糖種植和糖生產為中心展開的種植園經濟，全面改變了古巴島上包括飲食結構在內的社會文化。

在西班牙殖民時代，甘蔗生產便在古巴經濟中扮演主導角色。殖民者基于綜合利益考量，優先種植甘蔗（和煙草）。主要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古巴本土的水果、蔬菜、魚類等不適合長途運輸回歐洲；當地的塊莖作物，如木薯和芋頭，在歐洲市場上無銷路；此外，西班牙宗主國禁止在殖民地種植棉花、小麥和稻米。另一方面，古巴土地的平坦程度和全年都有耕種甘蔗的可能性，使其成為最具利潤的作物之一。[9]

20世紀初，美國成為古巴最大的糖消費國，對古巴糖業經濟模式造成深遠影響。1898年7月，古巴人為自治與西班牙作戰，美國以協助古巴獲取獨立為由加入戰爭。同年12月，西班牙向美國投降并簽署《巴黎條約》，將古巴主權轉讓給美國。1899年1月1日，美國正式開始對古巴軍事占領，在各項貿易協議下，美國逐漸在該島糖業中擁有霸權地位，利用其作為古巴主要投資者和糖消費者的地位來影響古巴政治局勢。也正因如此，1902~1958年古巴革命勝利前，古巴雖名義上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實際上在美國國會制定的憲法束縛下運行。[10]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時，卡斯特羅在推進國有化進程時發現古巴糖業資本95%由美國公民持有。[11] 1960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為遏制新生的古巴政權對古巴糖實施禁運。蘇聯隨后購買了美國拒絕的古巴糖，與古巴開啟了一段影響深遠的新關系。

1972年古巴成為蘇聯經濟互助委員會（CAME）成員國。根據社會主義的勞動分工，古巴被指定為CMEA的糖供應商。蘇聯以高于世界市場價格的購買方式與古巴簽訂協議，古巴因而在社會主義陣營內有保證的市場，且能以優惠價格銷售其全部糖產量。同時，蘇聯和東歐國家也提供了包括甘蔗收割機械等機械化農業所需的設備和技術。各種原因使古巴放棄了對農業多樣化的追求，在20世紀80年代擴大糖業規模。[12]

毫不夸張地說，蘇聯的補貼維持了古巴經濟二十多年的較高水平運轉。正因如此，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后，價格優惠和需求穩定的糖市場消失，陷入經濟漩渦的古巴政府必須直面糖業擴張的歷史遺產。近三十年來為治愈該歷史之殤，古巴進行了多次糖業調整以期實現經濟多元化發展。

2002年羅薩萊斯·德爾·托羅部長宣布全國糖業重組計劃。具體措施包含將全國156個糖廠中的71個停產，其中5個轉為旅游博物館，5個閑置備用，61個拆除，另71個繼續生產原糖，14個生產動物飼料。然而，自重組以來，減少糖廠數量而未明顯轉型技術的糖業生產沒有取得明顯成效，古巴糖產量一直呈下降趨勢。2011年，古巴政府廢除糖業部門（MINAZ），將整個糖業置于由古巴糖業集團全面管理。這是一個新成立的組織，直接與國家相關部門對接。包含13個地區糖企，10個國企，以及2個研究機構，負責整個糖業生產包括生產甘蔗、糖、衍生品等的整個流程。古巴糖業集團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古巴糖業轉型。一個重要變革是2012年11月與巴西公司“基礎設施工程公司”（COI）達成13年合作協議。巴西公司承諾提供新的資金、設備及巴西技術和專業知識，引進新的機械和收獲運輸設備，從而升級古巴糖廠機制。這種安排一定程度幫助了古巴糖業轉型，但限于規模和投資力度，并未對整個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然而，世界糖價一直不穩定，古巴糖業在內部轉型尚未成功之際，面臨著外部條件的制約。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任何重大波動都可能嚴重破壞那些依賴向世界市場出口的國家的經濟。自2021年以來，古巴受到新冠疫情、俄烏沖突及美國制裁加劇等多重影響，機械、燃料、化肥等田間投入品的進口急劇短缺，進而導致糖產量急劇下降。根據2023年的數據顯示，古巴糖產量僅占全球配額不到1%。

根據古巴國家糖業部門原計劃，2022~2023年的生產目標約45.5萬噸糖，內貿部門分配31萬噸配額，約24萬噸用于古巴國內家庭糖的分配。2023年5月產糖數據表明，實際總量僅約35萬噸，創下古巴自19世紀以來最低紀錄。同年，古巴政府還需履行與中國簽署的出口40萬噸糖協議，以及與歐盟各國的朗姆酒供應等協議。此外，糖赤字也引發了古巴其他相關產業的危機，如古巴標志性的哈瓦那俱樂部朗姆酒的產量也有所下降；國內軟飲料的生產也遇到類似問題，古巴官方承認包括糖、包裝用罐頭和塑料等原材料短缺。

官方雖然愿意做出解釋，但解決實際問題并非易事。2023年2月，古巴糖業生產鏈總經理承認古巴糖業存在危機，將其歸因于財政困難和由于“移民效應”導致的人員短缺。而古巴國內貿易部長在2023年5月的圓桌會議上宣布，為緩解糖危機，從9月起到11月，古巴民眾通過糧票領取的糖配額將從四磅減少至三磅。然而，實際情況是，三磅的糖也沒有按時供應，并逐漸從糧本中消失。

▍結構性制約下的匱乏

“糖”將古巴人的日常生活敘事與更大的全球格局和歷史發展聯系在一起，這正是我試圖闡明的一點：古巴社會當前面臨的系統性危機根植于深遠的歷史背景，并與全球結構性限制緊密相連。“世界糖罐”的破碎并非一時失誤，而更像是高山頂上的巨石墜落，雖然有時會被森林樹枝攔截，但其命運卻難以逆轉。

只有在古巴長時間生活過，才能深切體會到日常生活中的匱乏感，以及在世界體系和國家制度結構性力量下的無力感。古巴不僅是媒體描述的“美麗熱烈的國家”，電視新聞中宣傳的“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一切平等”的烏托邦；也不僅是周杰倫歌曲中描繪的“忘了心事的國度”；更不僅是旅游公司設計的游覽路線中游客所見到的陽光、沙灘和酒店的一面。

自從我2019年抵達古巴以來，各種挑戰充滿了古巴人的日常生活：石油短缺導致公交車停擺，老師、學生和上班族經常無法正常學習和工作。深夜街頭人頭攢動，或是司機為了在石油短缺的背景下為維持生計花費數日排隊加油，或是普通民眾在物資短缺背景下為低價搶購即將到貨的雞肉和每天只領一個的面包熬夜排隊……對很大部分古巴人來說，體面的飲食和生活已成為奢侈的向往。

2023年聯合國大會第31次就結束美國對古巴經濟、商業和金融封鎖的必要性進行投票。來自190個成員國的投票結果顯示，除美國和以色列投反對票、烏克蘭棄權外，187個國家都反對美國對古巴實施的經濟貿易禁運。大會指出，自1960年封鎖措施實施以來，古巴損失近1.6萬億美元，嚴重影響古巴人的生存和發展權利，導致古巴國內藥品和食品短缺，引發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然而，古巴當下面臨的問題僅是美國封鎖所致嗎？若從傳統的結構主義視角看，外圍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將高度依賴視為一種特定的結構性條件，而擺脫依賴則需要通過變革以減少中心的影響。[13]該解釋在古巴案例中似乎略顯乏力，作為曾經拉美地區左翼力量的范例，其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與二戰后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分離超過半個世紀，但依然未從本質上解決其外圍狀態的問題。換句話說，古巴試圖擺脫對糖業的經濟依賴以實現經濟自主，這種獨立不僅需要在政治上取得突破，還需要實現內部再生發展和生產系統的整合，從而推動結構性變革，以解決資金短缺、內部儲蓄不足和資源利用效率低等問題。

這種指教的口吻可能有妄言之嫌，但面對古巴當前的系統性危機，需要做出一些必要性反思。一位古巴經濟人類學家談道：“我們與美國的戰爭已進行六十多年了，我們可以說古巴無法進口很多商品是因美國封鎖，但古巴人日常所需的面包、糖、鹽等微加工食品的匱乏，難道也要全歸因于美國封鎖嗎？我們自西班牙時期就開始吃面包，但我們國家沒有面粉；我們是歷史上的產糖大國，但我們沒有能獨立運作的機器；我們是海島國，但我們缺鹽缺魚……我們甚至沒有一個完整的內部生產鏈條……我們的錢花在哪了，你看即使很多古巴人在遭遇基本生存問題，但為外國人新建的酒店高聳耀眼。”

除內部財政分配機制不合理外，國際觀念和偏見也是古巴社會轉型面臨的挑戰之一。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來，古巴在國際舞臺上逐漸成為一種象征性存在。外部標簽如“革命精神與英雄主義”“美國封鎖和政治對立”“雪茄、音樂和舞蹈”等認知和看法正固化著古巴的形象，卻不允許它掉下神壇。一位古巴著名學者坦言：“我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國際會議上講述過古巴社會的不平等問題、種族歧視問題，以及經濟結構不合理問題等研究，我感到很奇怪——似乎誰都不愿聽到古巴的負面現實。每當我談及古巴當前的困境，得到的回應通常是，‘看看你們免費的教育和醫療，看看你們國家自主研發的疫苗’……我難以啟齒，我知道我們國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更清楚地知道我們家里已經很久沒有買到雞蛋和肉了。”

然而，在結構性的困境下，古巴人民的樂觀精神依然沒有改變。2021年疫情期間，古巴藝術家們創作了一首名為《一個國家的力量》（La fuerza de un pais）的歌曲，在全球引起不小轟動。歌詞從古巴獨立史敘述到當下，配以古巴科學家們研發疫苗，向全球派遣醫療隊等畫面，洋溢著古巴人不畏艱難、堅韌樂觀的品質，為全球抗疫的疫苗研發貢獻了全國之力的大我精神。很多人不禁為之感動落淚。一位古巴社會學家笑著說：“這很常見，大家幾乎都在關注歌詞中古巴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以及我們為全人類進步所做的努力，但刺痛我的是這一句歌詞，‘dura, pura, cura’，堅韌，純粹，療愈。你知道我有很多機會離開這個國家，各種生活困境充斥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內心的傷痛永遠無法痊愈。但我不會離開，這是我的祖國，我期待著它變好，我痛但我深愛著它。”

注釋

[1] 古巴美元懲罰稅（penalización de dollar）是2004年古巴政府針對美國對古巴實施的金融封鎖所采取的自衛措施。對在國內使用的美元現金征收10%的稅收，即官方渠道的兌換匯率為1可兌換比索（CUC）等于1.1美元。其目的是為了在美國的經濟封鎖之下，降低古巴金融機構使用美元時所面臨的風險及成本。2021年取消該項政策。

[2] 官方匯率為1CUC等于25CUP。

[3] “特殊時期”（Período especial）始于1991年，正式結束并沒有確切的日期，一般認為2007年古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與1990年相似水平時，特殊時期結束。

[4] [11] García Molina, Jesús M., La economía cubana desde el siglo XVI al XX: del colonialismo al socialismo con mercado, CEPAL, 2005, pp. 30~32; p. 23.

[5] Brenner, Phillip,“History as Prologue: Cuba before the Special Period,”in Philip Brenner, Marguerite Rose Jiménez, John M. Kirk, and William M. Leogrande, eds., A Contemporary Cuba Reader: Reinventing the Revolu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pp. 168~169.

[6] 由于古巴國家補貼制度依然存在，且數據統計背后的方法論不明確或定期更改，此處僅提供參考。有關古巴數據統計的問題，可參見Mesa-Lago, Carmelo,“Avail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Stastistics in Socialist Cuba (Part One),”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 No. 1, 1969, pp. 53~91；Mesa-Lago, Carmelo,“Avail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Statistics in Socialist Cuba (Part Two),”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 No. 2, 1969, pp. 47~81。

[7] Pablo Rodríguez Ruiz, Victoria Pérez Izquierdo, Javier LafitaLabacena, María Paula Díaz, Realidades de Los Nuevos Actores Económicos. Contexto y Desafios, La Habana, Abril, 2023.

[8] 伊斯帕尼奧拉島（La Espa?ola）是加勒比海地區第二大島嶼，僅次于古巴。位于大安的列斯群島中部。該島如今被分為兩個國家：海地（Haiti）和多米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

[9] Ayala, Cesar J.,“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Sugar Production in Cuba, 1880–1930,”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 No. 30, 1995, pp. 95~124.

[10] Echevarría, Oscar A,“Cub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ugar Market,” Cuba in Transition, No. 5, 1995, pp. 363~373.

[12] Pérez-López, Jorge F.,“The Eestructuring of the Cuban Sugar Agroindustry: A Progress Report,”Cuba in Transition, No. 26, 2018, pp. 49~57.

[13] Prebisch R., Hacia Una Dinámica D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Con Un Apéndice Sobre El Falso Dilema Entr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Estabilidad Monetaria, 1963, pp. 89~90.

編輯 /魯方裕、陳蕊、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