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知道慘劇何時開始，但很清楚將如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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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不糖

8月10日下午1點40分，南昌青云譜路附近的八大山人景區有兩個人到訪。 席某某，23歲，有精神病史，在景區閑逛。劉某某，外交學院準大二學生，19歲，正穿著漢服與朋友拍照。

兩個原本完全不相干的生命軌跡，即將出現在同一份警方通報上。

警方通報寥寥數語：席某某有精神疾病，因搭訕被拒，持剪刀傷害劉姓女大學生及其友人，受害者一死一傷，嫌疑人已被刑拘。網絡討論如潮水洶涌：怎么又是精神病人殺人（無罪脫身），怎么又是無辜女大學生遇害（前途無量），一切的哀嘆都像是寫好的劇本。

但經過這次慘劇，很多人可能終于發現了：

我們活在一個管理失效，但法條完備的荒誕世界里。

/壹/

法律說精神病人無行為責任能力，那有責任的能力人去哪兒了？

席某某從精神病史到景區行兇，中間斷了多少應該拉住他的安全鏈條？

社會對于這種雖然沒有行為能力，但具備完整殺傷技術的成年人似乎束手無策——家庭監護形同虛設，社區管理流于表面，醫療跟蹤缺失斷檔。

多少精神病患者的家屬選擇了逃避和隱瞞？ 他們害怕社會對精神病人的歧視，害怕經濟負擔，更害怕承擔無窮無盡的監護責任。一紙診斷書成了免責聲明，而不是求助信號。

席某某街道辦的工作人員，或許知道轄區內有這樣一個"特殊居民"，但除了偶爾的"關懷慰問"，還能做什么？網格員的工作清單上或許有他的名字，但面對專業性極強的精神健康問題，他們也無能為力。

悲劇發生后的責任追究卻異常迅速：家屬被指責監管不力，社區被批評工作失職，相關部門被要求深刻反思。

但這些馬后炮式的問責，對躺在太平間里的劉某還有什么意義？我們只有法規上的精神病人行為能力的罪責減免，卻沒有真正生活中的精神病人行為軌跡管控。

家庭失效，街道辦失效，網格員失效，只有扎向無辜受害者的剪刀有效。

/貳/

剪刀只是這次的兇器，其實在我看來，整個社會的"武裝化"趨勢早已悄然成型。

外賣員的保溫箱里有鋒利的匕首，出租車司機座位旁防身器械成了標配，上班女性的化妝包里裝著"防狼利器"。

席某某攜帶剪刀進入景區，是因為他有精神病。但在這個人人自危的時代，攜帶"工具"已經成了某種屢見不鮮。

現在的人出行攜帶兇器的越來越多，大家都已經有了事實上的暴力傾向和防衛預期，只不過是這個席某某剛好有精神病證明材料而已。

當防身成為剛需，當戒備成為常態，當懷疑成為本能，一個社會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它的基本性格。

本次事件里，以劉某某為例的被高等教育浸染過的受害者。他們是自我要求不惹是生非，不追求自行防衛的個體，難免就會成為倒在血泊里的一方。

可這難道是公平的結局嗎？

/叁/

還有件事，很多人也提到了。 在警方通告之前，"19歲女大學生"這幾個字為什么在各大媒體標題中反復出現？

年輕、美好、有前途，再加上"漢服美少女"的視覺沖擊，符合所有"理想受害者"的標準。但如果受害者是中年男性農民工呢？如果是另一個黃毛無業混混呢？媒體還會如此賣力地渲染悲情嗎？

這種報道方式正在塑造扭曲的死亡等級制度：青春美貌的女大學生位于金字塔頂端，其他群體被無聲地排斥在"值得同情"的范圍之外。我們用"美好生命的凋零"來定義悲劇，實際上在暗示某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更寶貴。

男性受害者出現在類似新聞中時，媒體更愿意強調"家庭責任"和"社會貢獻"，而不是年齡和外貌。這種差異化對待暴露了我們的社會仍然在用父權制的眼光審視女性的價值。像花朵一樣盛開的女大學生，成為了媒體追逐流量的誘餌。

在各種新聞標題中，都把19歲女大學生作為重點進行突出，這種畸形的男凝關懷視角和當下浮躁的媒體取向混雜在一起，臭不可聞。

/肆/

近年來，漢服熱潮帶來的人流暴增，可是大多數景區管理者看到的只有嘩嘩流淌的門票收入，卻對基礎安全保障視而不見。

一個正常的景區，按照國際通行標準，每一千名游客至少需要配備5-8名專業安保人員。我們的景區為了降低成本，安保人員往往只有標準配置的一半甚至更少。

當漢服拍照成為新的流量密碼時，景區管理者想到的不是如何提升安全保障，而是如何進一步擴大接待能力。

周末的網紅景區，人擠人的盛況可以用"人肉罐頭"來形容。然而就在這種密度下，安保力量卻依然按照平時的標準配置。一個安保人員要看管幾百甚至上千名游客，根本毫無安全可言。

漢服經濟興起后，很多景區都在瘋狂蹭熱度：他們大力宣傳"漢服免費入園"，宣傳"古風拍照勝地"，宣傳各種優惠活動，卻從來不提示游客密度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

對他們來說，每一個穿漢服的年輕人都是行走的人民幣，至于這些人民幣背后的活生生的人身安全，并不在考慮范圍內。景區為了利潤瘋狂賣票，沒有考慮到控制人流密度及需要的基礎安保力量比例。

席某某能夠攜帶剪刀進入景區，本身就暴露了安檢的形同虛設。當人流密度超負荷而安保力量嚴重不足時，任何一個小概率事件都可能演變成重大安全事故。

/伍/

法律條文明確規定精神病人可以減免刑事責任，但當民眾的憤怒和無力感達到沸點時，這種"法理正確"還站得住腳嗎？

每次面對這類案件，理性告訴我，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確實存在爭議，不能簡單地以"正常人"的標準要求他們。然而情感卻在怒吼：受害者的生命不重要？受害者家屬的痛苦也能一筆勾銷？要怎么讓所有人相信，一份薄薄的檢測書，就確保精神病診斷的客觀性和準確性？

當一張診斷書可能成為脫罪的關鍵時，醫療權威與司法公正之間的關系變得極其微妙。席某某確實有精神疾病診療史，但這是否意味著他在行兇時完全喪失了判斷能力？糾結于席某某的量刑輕重，其實是在回避更根本的問題。

真正的正義不應該只是事后的懲罰，而應該是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的預防機制。精神病患者在某些案例當中可以不受刑事處罰，但大多是為了量刑制造人為空間。

民眾的憤怒應該指向那些在席某某走向景區之前就應該攔住他的環節；

應該指向那些讓無數精神病患者在社區中"裸奔"的制度缺陷；

應該指向那些為了門票收入而忽視安全保障的景區管理者。

法律應不應該諒解一個無刑事能力責任人，確實只能推動宏觀法規去改革。

但我們的基本權利，是不能被自暴自棄的草臺班子們隨意踐踏，這是最基本的人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