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車企的宗某，可能也不全是為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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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不糖

一對夫婦，一個五歲的女兒，一個兩歲多的兒子。這四個人里，我實在說不好誰的心理年齡更小一點。

8月14日，上海高院公開了一則讓人五味雜陳的敗訴案。宗某駕車載著妻子和兩個孩子出行，2歲7個月的兒子在第三排座位玩手機。等紅綠燈時，五歲的女兒調低了第二排座椅，座椅壓住了弟弟的頭部，孩子窒息死亡。

悲劇發生后，這對父母沒有深刻反思自己的監護失職，而是將某汽車公司告上法庭，索賠醫療費、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200萬元。

他們的理由聽起來似乎有道理：座椅調節無自動感應回縮功能，壓力過大，存在設計缺陷。但法院查明，車輛《用戶手冊》已明確警告"必須安裝兒童安全座椅""未正確安置兒童可能致命"。最終，法院駁回了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

這個敗訴的結果在法理上毫無懸念，任何有基本常識的人都能預見。

因此我的思考變成了：為什么這對父母明知敗訴還要堅持起訴？他們真的只是單純想要那200萬嗎？

/壹/

讓我們先算一筆賬。索賠金額200萬人民幣，按照市面上中等價位的兒童安全座椅500元計算，可以購買4000個。即便是進口的高端產品，也能買到400個。換句話說，如果他們真的拿到這筆夢寐以求的賠償金，足夠武裝一個中等小區的所有家庭。

但是，即使這對宗姓夫婦真的拿到這200萬賠償，我也敢斷定他們也不會為家里剩下的那個5歲女兒購買安全座椅。為什么？因為99%的中國父母對待孩子的方式，從來就不是基于科學和理性，而是基于一種扭曲的情感投射。

我聽說有孩子得了眼疾，會用生雞肝貼在孩子眼睛上"驅邪"的父母；我相信大家也見過那些相信給孩子戴銀鐲子就能"避災"的長輩。

這些父母對孩子的關愛達到了迷信的程度，他們可以為了一個毫無科學依據的偏方花費巨大精力，卻不會為孩子買一個經過嚴格安全測試的座椅。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樣是這些父母，又會在另一些時候表現出驚人的放任。

他們允許孩子在餐廳里大聲嬉鬧，在地鐵里踢踏座椅，在公共場合肆意奔跑。當別人投來不滿的目光時，他們理直氣壯地說："孩子還小，不懂事。"

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極端行為，實際上遵循著同一套邏輯：他們把育兒當成一種情緒宣泄的出口，當成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而不是一項需要專業知識和持續努力的責任。貼身呵護和放任自流，本質上都是在逃避真正的教育義務。

/貳/

現在讓我們深入這對父母的內心世界。我相信他們起訴的真正動機，并不是單純想要那200萬，而是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從心理上擺脫壓在心頭的巨大負罪感。

心理學中有一個經典的防御機制叫做"外部歸因"。當一個人面臨巨大的心理創傷時，會本能地將責任推給外部因素，以保護自己的心理完整性。你一定見過這樣的場景：孩子在家里摔倒了，哭得撕心裂肺，父母會立刻拍打桌子或椅子，嘴里念叨著"都怪這個壞桌子，打它！"

這種看似幼稚的行為，其實承載著深層的心理功能。父母通過"懲罰"無生命的物體，既安撫了孩子的情緒，也緩解了自己的內疚感。畢竟，承認是自己看護不力導致孩子受傷，要比指責一張桌子"不長眼"困難得多。

在這起悲劇中，我推測這對父母正在進行一場規模更大的"拍桌子"行為。他們需要一個足夠強大的外部目標來承擔責任，而汽車公司完美地符合了這個要求：有錢、有名、看起來"理應承擔責任"。

更可怕的是，他們可能還在試圖為那個5歲的女兒制造一個"免責"的環境。想象一下，如果父母不斷強調"這不是你的錯，是座椅的錯"，這個女孩子會如何看待自己在弟弟死亡中的角色？她會學會什么樣的責任觀念？

真正的心理創傷修復，從來不是通過否認現實來實現的。這種逃避式的"治療"，可能會在這個家庭中埋下更深的心理地雷。

/叁/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這起訴訟中赤裸裸的實用主義計算。

這對宗姓夫婦，為什么不起訴讓女兒不舒服的坐墊？為什么不起訴讓兒子沉迷的手機游戲（兩歲就能玩的應該是簡單益智游戲）？為什么偏偏選擇了汽車制造公司？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汽車公司有錢。

這體現了一種在當代中國頗為流行的維權思維：找最有錢的那個來埋單。我們見過太多類似的案例了。學生在學校受傷，不管是因為自己不小心還是同學惡作劇，家長第一反應都是找學校賠償。孩子在商場玩耍時磕碰，不管是因為追逐打鬧還是地面濕滑，家長都會要求商場承擔責任。

這種思維的底層邏輯是"按鬧分配"：誰的錢多，誰就應該承擔更多責任。這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畢竟大企業確實應該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然而問題在于，這種索償機制正在被前所未有地濫用。

真正合理的責任分配原則應該是：誰的行為導致了損害，誰就承擔相應的責任。企業的責任邊界在于產品質量和安全警示，而不是彌補消費者的使用錯誤。個人的責任邊界在于正確使用產品和履行監護義務，而不是在出事后尋找"深口袋"。

然而現實情況是，這種錯位的責任觀念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這樣一種社會契約：有錢的承擔責任，沒錢的享受保護。但這種契約的最終結果，必然是責任感的全面淪喪和道德邊界的徹底模糊。

個人的責任不再被重視，一個小X書上的宣泄，一個揭竿而起的暗示，都會造成失控的品牌攻擊。企業也會自暴自棄，不再尋求改進產品和服務，反而會把更多的預算和精力用于公關和滅火之中。

/肆/

這起案件還暴露了一個更加深層的社會問題：現代父母正在將育兒責任全面外包。

學校要負責孩子的品德教育，社會要負責孩子的安全保護，產品要負責預防一切可能的誤用，甚至連座椅都要具備"感應"功能來阻止兒童的危險行為。

仿佛世界已經進化到了一個奇特的階段：5歲的孩子要為2歲的孩子負責，座椅要為父母的疏忽負責，汽車公司要為整個家庭的安全意識負責。在這個責任鏈條中，唯獨缺失的是父母自己的位置。

講個故事類比一下就是，有個農夫總是抱怨田里的麥子長得不好，他指責土壤貧瘠，指責種子質量差，指責天氣不配合，就是不反思自己是否按時澆水施肥。最后麥子枯死了，他憤怒地起訴了種子公司。

科技的進步確實讓育兒變得更加便利和安全，但它從來不是父母責任心的替代品。再智能的產品，也無法替代父母的關注和判斷。再完善的安全措施，也無法彌補基本常識的缺失。

更可怕的是，當我們習慣了將責任外包，我們實際上也在外包自己的成長。一個從不承擔責任的父母，永遠學不會如何真正保護孩子。一個總是尋找外部借口的成年人，永遠無法獲得內心的平靜。

在這種前提下，如果沒有對新晉父母的基礎育兒培訓，只會一味降低生育門檻和提高生育福利。我們中國人也是能生出紅脖子來的——

生出一群窮兇極惡，不負責任的暴徒。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