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豬肉的父親供我讀貴族學校，換來我被霸凌的3年 | 人間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家庭，初中3年就讀于南華中學，那是市里赫赫有名的一所“貴族”學校，2001年創立，一開始就高薪聘請了專業管理團隊，然后也一直大張旗鼓地從別的學校“招徠”省級、國家級名師。經過市場幾輪的大浪淘沙后，它作為一個民辦學校，依然屹立不倒甚至聲名鵲起，后來又開創了小學和高中部，成為本地的教育巨鱷。

我是2004年通過考試被南華中學錄取的，那年南華中學在全市尖子生數量第一，學生的平均成績穩居前三，每個學期的學費是六千多元，是鎮上初中學費的五倍多。

南華中學的校園就像一座精心維護的皇家園林，占地廣袤，相當于二十多個標準足球場。一踏入校門，映入眼簾的便是一座宏偉噴泉，晝夜不息地涌動著水花，校園綠植繁茂，綠化率超過三成，草坪修剪得如同地毯一般平整。

在21世紀初，學校就已經擁有先進的教學設備，每間教室都有巨型投影屏幕，實驗室、圖書館各占一棟樓，英語一直由外教授課，還設置有管弦樂、國際象棋等興趣班，像一個豪華的少年宮。

這里的學生“非富即貴”，他們的父母家底豐厚，有的生意做得很大，有的鎮上有幾套房，光租金就是一筆可觀的收入，村里還定期分紅。每到周末，各種豪車停在學校門口，把孩子們接回鎮上的別墅里。

學校雖然規定統一穿著校服，任何首飾一律禁止，但這些規矩擋不住同學們的“顯山露水”，幾千元的限量球鞋，印著奢侈品LOGO的書包，大牌的腕表，成了校規之外的新制服。大家表面上守規矩，私底下卻熱衷于盤點：誰的父母是做什么生意的，誰家的房子有幾層樓，誰的新鞋最貴最潮，甚至會按鎮街劃分等級，從所在區域大致推算同學的家境。表面一視同仁，實則各自心知肚明，貴族氣質的外殼下，悄然運行著一套殘酷的社會分層體系。

我從小就認真刻苦，作業總是第一時間做完，保持名列前茅的成績，根本不需要父母操心。老師和同學都夸我“好學生”、“聰明”，小學班上有幾個不愛學習的調皮男生，也都有點巴結我的意思，因為做作業的時候要來請教我。

我考上南華中學的時候，父母堅持讓我去讀，認為這個好機會不能錯失。最頭疼的無非是多花些錢，他們東拼西湊，硬著頭皮找親戚們借，最后解決了學費問題，同時也跟我說：“生活費給不了太多，只能保證夠用。”

我的心理壓力很大，認為自己給父母增添了壓力，唯一能給父母“減負”的希望，是每學期期末會評選獎學金，條件是排名擠進年級前五十名，獎金高達8千元，我一定要盡力拿到這筆錢。

初一剛開始，我的成績還是很不錯的。第一次大考就考了全班第三名，年級前二十名，我的照片和姓名在學校的榮譽榜上占據一席之地，我早已經習慣了這種榮譽感和成就感。但是在兩次爭取獎學金的考試中，我一次排在51名，比前一名僅差0.5分，與獎學金擦肩而過，一次排在77名，獲獎無望。

沒拿到獎學金，我覺得自己愧對父母，總會想起父親起早貪黑，每天凌晨4點開著摩托車出發去屠宰場。

小時候，我經常會被摩托車不斷打火的聲音驚醒，然后就一直睜眼聽著，直到摩托車啟動，伴隨一陣轟鳴揚長而去。有很多個下雨天，摩托車受潮后很難打火，我躺在床上，清楚聽到父親用腳使勁踩踏板，一次、兩次、三次……有時踩到十幾次才能啟動。他一次次用力踩，間隔越來越短，偶爾有咒罵聲。我想，他一定是踩得滿頭大汗，很焦急吧。

然而沒有人幫他，我也幫不上忙，只有躺在床上聽他一次次地踩，反反復復踩。就像千篇一律的生活被自己踩碎、踩爛了，也還是要繼續過下去。

父親的工作是叔叔幫忙找的，負責給3家公司食堂供應豬肉，如果有剩下的就拿到市場檔口上賣，要想拿到好一點的豬肉，除了早到別無他法。母親一般在早上6點起床，趕去市場幫忙賣肉。倆人忙活一上午，一般接近中午才回家，到了下午4點，又繼續去市場賣肉，期間還會穿插做一些回收紙皮、廢品的生意。

父親每天會洗肉袋子，十幾個專門用來裝豬肉的黑色大袋子，肉袋子很厚，也能裝很多，但是有一股難聞的腥味，里面還貼著許多肉碎，洗一洗，晾干了第二天繼續用，父親早已經習慣，每天回家第一時間把袋子洗了，再用一條長竹竿串起來晾曬起來，晾在陽光最足的地方。如果我在家，就會強忍著腥味和一手油膩幫忙。

我記得每個肉袋子都會用很久，洗了再用，用完再洗，用得實在不能再用才會更換。父親在節儉上有一種執念，只要還能用的東西，就湊合著一直用，決不隨便丟棄，也不舍得更換。

可能是受父母的影響，我從小就沒有太強的消費欲望，在同齡人熱衷于新文具、新書包的時候，我更習慣把舊的用到不能再用為止。小學時，爸媽告訴我，他們臥室里有一個小柜子，第一層抽屜里放著一些零錢——一元、兩元、五元、十元，偶爾也會有一張一百元的紙幣。他們說，這些錢我可以按需取用，不需要每次都開口來問他們。

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興奮，而是一種被信任的重量。我每天只取一兩元，夠買放學后的一些小零食。有時前一天的錢沒用完，我第二天就會拿的更少或者不拿了。我對“錢”的理解，從那時起就很簡單，它是為了解決生活中的需要，而不是用來堆積欲望、炫耀身份的，能吃飽、能滿足基本需要，就是足夠。即使抽屜里放著一張嶄新的百元大鈔，我也只是看一眼，從不去動，這是在物質的世界里，我刻意保留的克制和清醒。

來到南華中學，我穿著一百元的球鞋，領著每個星期六十元的生活費，很難參與進身邊同學們關于名車名表這類的討論，我本來想：真心跟同學交往就好了，學校就是個學習的地方，其他事情可以不用太上心。

我的第一個好朋友是俊杰，他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眼神犀利且透露著精明，我們形影不離，下課上廁所都要一起去，放學打籃球也一定會在同一隊。初一下學期的一個傍晚，我們來到飯堂，俊杰在口袋里摸來摸去。“哎呀，阿東，我忘帶飯卡了。可以借你的卡刷一下嗎？”他看起來很著急。

“可以。”我答應道，可很快我就后悔了。俊杰在打飯窗口花了15元打了四菜一湯，又去小賣部買飲料，一下子花了21元，這是我接近三分之一的生活費。當他漫不經心地把飯卡還給我時，我臉色一沉，沒說什么，我不理解俊杰吃頓飯為何要花那么多錢。

這周接下來的時間，我每次打飯都刻意少要一些，也曾經暗示俊杰還錢，可是不知是我的暗示太過微妙，還是俊杰忘了，都沒有了下文。幾個星期過去了，我開始認定這21元追不回來。可我絕對想不到，一天放學后，俊杰用開玩笑的語氣重提了這件事。

“上次借你卡刷，還記得是嗎？”他問。

我有些不解：“嗯”。

“多少錢來著？”他冷冷地問。

“21元。”我說。

“行，我還給你50元，就當作利息了。對了，今天開始我們絕交。”他舒展了一下身子。

“什么？你是說絕交？”我以為聽錯了，卻撞上他輕蔑的眼神。

“我們的友誼經不起考驗，”俊杰搖搖頭，輕笑說：“這是我爸爸教我的甄別朋友的方法，真正的朋友不會在意一點錢的得失，朋友之間要大方、慷慨，可我看得出來，你是個斤斤計較的人。那天我是故意借你飯卡刷的。沒事，錢我會還給你，我怕你承受不住。”

我被說的啞口無言。

“我還打聽到了，你家是賣豬肉的。一開始我還不信，怎么會有賣豬肉的爸媽把孩子送來南華中學，這里的學費是他們支付得起的嗎？”俊杰語氣中的優越感越來越明顯，“怪不得從來沒見過你爸媽開車來接，車太次了吧，又或者是，根本沒車？”

“賣豬肉又如何，沒車又如何。”我很生氣，感到被深深侮辱。

“只能說我們不是一路人，反正我不會在你身上浪費時間了。”俊杰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愣在原地，看著他的背影越走越遠。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識到：我們之間，再也回不到過去。這些話像利刃一樣斬斷了曾經的友誼，也劃出了一道刺眼的貧富鴻溝，他最終站在了我的對立面，從朋友變成敵人。

因為“沒錢”，很快我又遇到一個難題。敬輝是我們的班長，身形魁梧，寸頭，成績很好，卻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他號召力很強，在班里組建了“大食會”和“零食會”。

“大食會”就是每周五中午，在南華中學附近的麥當勞或者肯德基，班里同學歡聚一堂，一起吃漢堡、薯條、炸雞，我不喜歡吃快餐，很少參加這個活動。“零食會”則是每周日晚上在男生宿舍舉辦，大家從家里帶回各式各樣的土特產和零食，聚在一起吹牛、談天說地、談論班里的女同學，因為我是跟隔壁班男生同住的，跟班里的男生群體有些脫節，所以“零食會”也不參加。班里也有另外三個不跟同班同學住的，但是他們三人分別被三個宿舍接納，成為“零食會”的一員。在大家都站隊的情況下，形單影只是很不利的，但我還是本能拒絕無必要的消費。

我不參加“大食會”和“零食會”的事情不脛而走，全班同學都知道了，他們在背地里議論我，嘲笑我，打聽我的出身和隱私，敬輝和俊杰對我了解稍微多一點，會帶頭傳播。

有一次，我從家里帶回了一些綠豆餅，正在猶豫要不要參加“零食會”。可很快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人家的零食高檔得很，怎么會看得上我的綠豆餅呢。這時，舍友阿洋剛洗完澡出來，瞥見我從柜子里拿出綠豆餅，又準備放回去。

“我來一塊，洗完澡好餓啊。”阿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使出兩根手指夾住一塊綠豆餅，立即往自己嘴里送。“誒誒誒，獨食難肥，我也好餓。”另一個舍友阿攀也笑著走過來。于是，我們三人一起分享了一盒綠豆餅，配上牛奶，有趣的朋友，爽朗的笑聲，我們度過了短暫而美妙的時光。

我跟舍友阿洋和阿攀確實關系不錯，他們的家境也比較普通，都是父母踮起腳、跳一跳才勉強把他們送到南華中學的。

“太好吃了，說真的，這種綠豆餅我可以連續吃十個。”阿攀擦擦嘴，意猶未盡。“吃十個也太扯了吧，不過我也很喜歡，”阿洋對我說，“要不這樣，下周你給我帶一盒來，多少錢我先給你。”

“一盒十個綠豆餅，一共12元，童叟無欺。”我嘿嘿一笑。“成交，我去拿錢。”阿洋很快就把錢塞到我手里了。“我也要，我也要。”阿攀也跟著預付了。

幾天之后，周日晚上，我帶回了3盒綠豆餅。2盒分別給阿洋、阿攀，我又從第3盒里面各拿2塊多分給他們。就這樣連續幾周給他們帶綠豆餅，阿洋、阿攀覺得不好意思讓我跑腿，主動給我加價到15元。又過了段時間，他們班里的男生聽說我帶回來的綠豆餅特別好吃，有的通過阿洋、阿攀跟我預訂，都是以15元一盒的價格付款的。

我來者不拒，每周都十盒八盒的把綠豆餅帶回學校，父母問起，我說是因為同學都很喜歡吃，特意幫同學買的。我每周固定時間去綠豆餅店，又買很多，很快我跟老板熟絡起來，開始跟他爭取優惠。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他最終決定以每盒綠豆餅9.5元的價格賣給我。

漸漸地，我開始因為綠豆餅這件事盈利。每盒凈賺5.5元，一周可以賣出8-12盒，這樣就賺到接近60元，有時甚至賺到70元，一周的生活費基本就有了。我當時沒想太多別的，只是有些欣喜，靠自己能力賺到錢，不需要父母再額外給我錢，很有成就感。

但是，我替隔壁班同學帶餅的事情，不久班里的男生就聽說了。初二上學期的某個星期日傍晚，我回到學校，提著一袋袋綠豆餅從宿舍走廊經過時，敬輝吹了聲口哨。

“喂，賣餅佬，這一單又賺到多少了？”他笑了。

“挺好的呀，”俊杰聽到笑聲后，從宿舍里走出來，“爸媽賣肉，兒子賣餅，多么有生意頭腦的一家人。”我不理會他們，徑直走回自己宿舍。他們的笑聲越來越大，響徹走廊。

隨著敬輝的帶頭，越來越多男生加入了嘲笑我的行列。他們給我取外號，“賣餅佬”“豬肉佬”，甚至編造難聽的故事取笑我。他們在孤立我的過程中，反倒像建立了一種“兄弟情”，通過羞辱一個人來確認彼此的存在感與優越感。

從這之后，我徹底淪為他們笑料的素材。有一次，我參加學校長跑比賽，跑到最后一圈，摔倒在賽道上，這個動作后來被他們拿來反復模仿；一次春游的路上，車程很長，我坐在顛簸的大巴上，很想上廁所，真的是忍無可忍，只能怯怯地告訴老師。老師讓司機在加油站停車，我下車后，向著廁所狂奔，身后響起嘲笑聲。

在英語課上，老師念到“biscuit”，敬輝立刻高聲調侃“餅餅餅”，全班一哄而起，連女生也在起哄。那聲音像一把把刀，一次次割進我心里。我氣得發抖，用怨恨的眼神望過去，反而激起他們更起勁地嘲弄。我幾乎要爆炸，那晚我蒙頭大哭，枕頭濕透，像溺水的人拼命抓空氣，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么。

阿洋和阿攀知道這些后氣得不行，堅決要替我出頭，最終，他們用兩天時間給我策劃了一場“示威”。晚上十一點半，宿舍熄燈后，我們五人出現在敬輝宿舍門口。阿洋從窗外打開門鎖，一腳踹開門：“以后誰敢再欺負人，別怪我們不客氣。”阿洋的聲音冷靜而有力。

“大家都是同學，”阿攀補了一句，“沒必要把人逼到絕路。”黑暗中，敬輝裝傻：“有人欺負他？我們很忙的。”

“我不管你們忙不忙，從現在開始，嘴給我管住。”阿洋負手站著，小小的身軀竟有股壓迫感。阿洋推了我一把，我只能硬著頭皮上前，顫著聲說出那句他們教我的狠話：“小心點，我們不介意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黑暗一陣沉默，接著傳來輕輕的笑聲。我聽得出，是俊杰。

那天晚上的“示威”后，敬輝他們確實表面上消停了一點，我也盡量不去想他們說了什么。父母有時會問我學得怎么樣，在學校過得怎么樣，我只說還可以，只字不提同學對我的疏遠、排擠、嘲笑，怕他們知道了會擔心。

但更多的是，我從最受老師和同學歡迎的“好學生”，如今被大家鄙視和嘲笑，倔強的自尊心作祟，我不想告訴父母自己的挫敗和委屈。

但到了初二，伴隨著俊杰的絕交、同學們的疏遠排擠、心情苦悶失落，我的成績很快就一落千丈，上課開始打不起精神，學習難度越來越大，特別是數學和化學。更糟糕的是，我開始沉迷幾款電腦游戲和QQ聊天，愈發無心學習。最差的時候，我的考試排名已經落后到班里最后幾名。

小學階段那份自信蕩然無存，學習對我來說成了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夢寐以求的獎學金，我一次都沒拿過，像另一個世界的事物，遙不可及。

而就在同一個校園的另一端，南華中學卻風光無限，全市統考年年奪魁，高中部那邊，清華、北大的錄取榜單被高調張貼，反復宣傳。一時間，所有的掌聲和目光都投向那些成績斐然、閃閃發光的“尖子生”。可在他們身后，還有很多像我一樣的學生，我們只能被甩出聚光燈，連影子都模糊不清，就像沉下去的浪花，從來不在故事里。

紙里包不住火，初二下學期，我終于還是跟父母說了在學校那些遭遇。父母知道后很難過，一臉擔憂，但他們都是本本分分、腳踏實地的人，又怎么會處理這種情況。他們只能去請堂姑幫忙。

堂姑是南華小學的某位級長，她出面跟我的班主任張老師反映了情況，同時囑咐張老師在學校里也多照看我，張老師是個教數學的男老師，很年輕，他最喜歡尖子生，對成績不好的學生關注很少。

那是一個周一的晚自習，他把我、敬輝、俊杰同時叫到他辦公室，說了一些“同學相識就是緣分”、“要學會和諧共處”、“學生最重要的是學習”之類的道理，讓我們握手言和，氣氛有些尷尬。他們兩個都很會表演，跟張老師說“根本沒有欺負”、“老師言重了”、“一定好好學習”的話，整個過程不到十分鐘。后來他也沒有單獨再找我談過，除了在日常場合比以前多看我幾眼外，我幾乎感受不到他對我的關注。

過了兩周，我在QQ空間上面寫了一篇關于心情苦悶、知音難覓的文章，張老師和很多同學都能看到。在后來的班會上，張老師說，有的同學根本分不清主次，臨近中考了還無病呻吟，甚至沉迷使用QQ，不思進取。張老師沒有指名道姓，但我至今都認為他說的就是我。

也許成績不好的學生，配不上老師的重視和關注。

中考在即，我趁宿舍沒有其他人，跪在地板上祈禱，向著陽臺的刺目光線雙手合十，叩首三次。說不清為何這么做，也說不清是向上帝祈禱，還是向祖先祈禱。我希望自己中考能發揮好一點，順利考上市里的另一所高中，南華中學的高中部從來不是我的選擇，我要永遠離開南華。

備考期間我變得沉默寡言，壓力很大，時間很緊，我要想把成績追上來，只有努力學、刻苦學，瘋狂地做題。我相信努力會有回報，希望上天能認可我的努力。最后，我如愿以償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那所公辦高中，我終于逃離那個浮華世界。

離開貴族學校，我可以通過學習、運動、參加社團來交朋友，這里不需要用零食收買友誼，也不用考慮有錢沒錢。在這讀高中的三年，我被治愈了，學習成績穩步提高，收獲了真摯的同學友誼，性格也慢慢變得開朗起來。后來我都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害羞，真誠待人，勇敢面對。

但初中那段日子，還是在我生命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段不被接納的感覺，就像種子埋在心里，即使表面長出了別的枝葉，根還在那里。上了大學之后，我的生活方式仍舊帶著那個時期的痕跡，一直省吃儉用，吃飯從不講究，哪怕食堂最便宜的套餐我也吃得心安理得，朋友們聚餐我很少去。

為了賺取生活費，我做過各種類型的兼職，派傳單、推銷、市場調查、演唱會查驗門票，過山車扣安全帶等等。我盡量讓自己經濟獨立，不想再向父母伸手，哪怕他們愿意給。我用兼職賺來的錢，一點點攢，買手機、買電腦，有時也會獎勵自己一次旅行。每一筆開銷，我都會算得很清楚，不是精明，是本能。因為我太清楚，錢不是憑空來的，父母掙錢不易，給我們的錢，是他們用汗水一點點省出來的，這份恩情我始終不敢忘，更不敢攀比和揮霍。

老婆說，大學跟我談戀愛的時候，曾經覺得我很吝嗇，出去吃頓飯、看部電影，心痛的表情就掩飾不住。她一度以為我太過小氣，不值得交往，了解之后才發現我不是那種人。如果要大方，我就只能拿父母的錢去“裝”，那樣我更會看不起自己。

聽親戚們說，堂弟后來在2012年入讀了南華中學高中部，開家長會那天，堂弟硬是要他爸租一輛瑪薩拉蒂去學校接送，不允許開自己家的車去。聽說堂弟每周末，都要他爸開車帶他在外地采購土特產。聽了這些，我只是笑笑。

2014年，父母的工作也換了，他們不在市場賣豬肉了。父親在鎮上一個社區醫院當廚師，母親在公園里做保潔。賺的錢依然不多，捉襟見肘，勉強維持生計，他們依然保留著省吃儉用的習慣。

2016年，我參加過初中同學聚會，或許大家都長大了，成熟了不少，同學對我的惡意減少了許多，但人與人之間聊的，還是那些彰顯隱形階層的話題。有人留學歸來，講述國外的生活；有人創業賺錢，說著生意經；有人做投資，每天盯著K線圖炒股。話題總是繞不開賺錢、花錢，誰家里做什么生意，誰買了什么名牌、開什么車。這些話題我插不上嘴，也沒什么興趣，或許他們沒有惡意，但那種“潛在的比較”就像空氣中的細粉塵，悄無聲息地飄著，卻讓人無法呼吸順暢。

現在的我，已經工作了，有了一份還不錯的穩定收入。隨著經濟條件改善，我也不再那么斤斤計較，只要是必要的開支，我都愿意花，比如給老婆孩子挑禮物，我會認真去選、去配，愿意用心，也愿意花錢，不是因為我變得“大方”了，而是我終于可以用自己的錢，去表達愛和體面。

但我也不得不承認，我其實從來沒有真正走出來。那段在貴族學校讀初中的經歷，如同刻刀在心上劃過，哪怕結痂了，也還有痕。如今，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它仍然影響著我，不只是消費觀，還有我對人的信任、對關系的判斷、對自我價值的衡量。

如果時間可以倒流，讓我再讀一遍初中，以我當時的心智，在南華中學或許還是逃不過霸凌和孤立。我不敢面對那段過去，也無法真正和它和解，我所能做的，是盡量淡化那段痛苦的感覺，學著去接納那時的自己，然后告訴他：你不是不夠好，只是你太早看清了世界。

編輯 | 小滿 實習 | 琦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