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失業在家，可否讓我少交點個稅？”｜小家大家

失業前，高進在一家民營上市公司從事運營工作，擔任中層管理，每年稅前收入大約30萬元。他的妻子也在一家民營企業工作，每年稅前收入約15萬元。

這樣的收入在北京不算低，但家庭支出壓力依然較大。過去7年，高進家庭收入的一半，用于償還北京四環外一套住房的貸款、車貸和支付房租——為便利孩子上學，他們在市中心租了一套房。回想起有穩定工作的日子，夫妻倆最懷念的，就是兩年前還清房貸時，短暫實現了“車厘子自由”，還出國旅游過兩次。

這樣的日子只持續了一年，便因高進被裁員戛然而止。失去家庭過半收入后，他們很快便退租了市中心的房子，搬回四環外那套已還清貸款、但房齡老舊、配套一般的房子居住。雖然這讓孩子上學的路程從步行5分鐘，變成了早晚高峰時車程50分鐘，但核算下來依舊能省下一大筆錢。

高進今年已經47歲，賦閑在家一年有余。他說：“到了這個年紀，想要再找到一份和以前收入相當的工作，幾乎不太可能，投出去的簡歷大多石沉大海。”

目前，家庭主要收入來源是他妻子的工資收入。他希望，稅收能更好地發揮收入分配調節作用，特別是個人所得稅政策能作出調整。由于高進的家庭開支全靠妻子一人收入，他期盼在個稅基本減除費用標準、專項附加扣除等方面，能向單方失業家庭傾斜，切實減輕家庭負擔。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院長袁海霞一直建議推行個人所得稅家庭綜合計稅。她說，應優化綜合所得稅稅率結構，關注以家庭為單位的人均實際收入差距，在充分考慮所得稅公平與效率的基礎上，研究家庭申報所得稅的可行性，建立個人與家庭申報相結合的稅制，制定家庭稅率等級調整等配套措施，賦予納稅人更充分的自主選擇權與一定減稅降負空間。同時，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居民收入增速等情況，繼續出臺并加大優惠政策力度，及時靈活調整專項附加扣除標準，讓稅制更精準地反映納稅人的真實負擔能力。

安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葉永青對經濟觀察報表示，需要從稅收調節功能出發，考量失業給家庭帶來的影響。首先，所有的稅收規則都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量能課稅原則，單收入、零收入家庭與雙職工家庭的負擔能力明顯不同，稅法理應考慮這種差異；其次，個稅扣除項目本質上是對社會生活必要生計成本的覆蓋，包括基本生活、贍養、撫養等合理成本。即便家庭只有一份收入，生活成本卻是按整個家庭發生的，稅制設計應當充分體現這一點。

狀況

這段時間，也有朋友和家人勸高進去跑網約車司機或送外賣，但他一方面早晚要接送孩子，時間正好與出行高峰沖突；加之年齡偏大、擔心體力跟不上，此外雙方老人年事已高也需要照顧，幾經權衡，他最終留在家中，包攬一家三口的三餐與日常瑣事。

他自我安慰道：“好歹能照顧父母和上班養家的愛人，把孩子盯緊點。平平安安、沒病沒災，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就是賺錢了。”至于所有出游和添置新衣服、更換家電等計劃，已全部取消。

現在，這個三口之家的全部收入，只有高進妻子每年15萬元的稅前工資，折合每月到手1.1萬元左右。刨去每月4000元車貸、孩子每年2萬元的輔導班費用，再加上日常吃飯等基本開銷，每月工資幾乎所剩無幾。再過三個月，他的失業補貼也將到期，屆時每月還需要承擔社保和醫保費用。

對高進來說，稅負變化帶來的落差同樣明顯。之前上班時，他可以享受贍養老人、子女教育、房租等個稅專項附加扣除，每月能退稅約1500元；失業后沒有工資收入，不再涉及個稅申報，這些扣除額度也就暫時用不上了。

高進說：“我特別希望，稅收能夠真正做到雙向調節。以前我們夫妻二人都有收入，依法納稅；現在一方失業，整個家庭的壓力都壓在一個人身上，稅負是否能按照家庭來核算？或者，能不能把一方失業的影響，體現在另一方的扣除額度上，讓普通家庭在面對失業時壓力小一點？”

高進曾從事企業管理，了解一些稅務知識。他說：“以前我們收入高，繳的稅也多。現在收入降低，尤其是我這種沒有收入的，稅收政策似乎就和我無關了，但其實日常消費都是含稅的，并沒有因為失業少繳一分錢。我希望，個稅政策能夠更平滑地對沖家庭收入波動。”

高進的情況并非個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幾年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整體呈緩慢上漲態勢，16—24歲、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波動更為明顯。以每年12月為例，2023—2025年，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從14.9%升至16.5%，25—29歲勞動力的失業率從6.1%升至6.9%。

國家統計局每年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21—2024年，全國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呈持續上漲態勢，其中2024年人數上漲最明顯，由2023年年末的352.1萬人上漲至2024年年末的463.2萬人，漲幅為31.6%。

個稅如何減負

2018年8月3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按照修改后的規定，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三項所得將與工資薪金合并起來計算納稅，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房屋貸款或者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的支出也將作為專項附加項目予以扣除。此外，綜合所得的基本減除費用標準從以往的按月計算調整為按年計算，基本減除費用標準提高到5000元/月（6萬元/年）。

2022年3月28日，國務院印發《關于設立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的通知》，明確自2022年1月1日起，納稅人照護3歲以下嬰幼兒子女的相關支出，按照每個嬰幼兒每月1000元的標準定額扣除。2023年該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又提高到2000元。

在高進看來，夫妻一方失業后，是否可以考慮提高另一方的個稅基本減除標準。

基本減除費用是覆蓋個人基本生活支出的基礎性生計扣除，采用定額扣除標準，即公眾俗稱的“起征點”。

高進的想法是，自己失業后，基本生活的成本仍需要支出，而這些支出又都要壓在妻子唯一的來源上。“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能否合并基本減除費用額度？”

袁海霞認為，以家庭為單位綜合計稅，有助于降低失業家庭整體稅負。短期內可以通過增加專項附加扣除的方式實施，比如增加失業配偶專項附加扣除或家庭失業專項附加扣除，扣除基數可以根據每個地區的水平確定。“這種方式調整幅度小、好操作，微觀主體獲得感也會很強。”袁海霞說。

據葉永青介紹，中國在2019年引入綜合所得申報時，曾考慮過家庭申報方式，只是因種種原因暫未落地，但從趨勢看，這也是未來個人所得稅法修訂的方向之一。葉永青說，家庭申報能夠更好平衡家庭成本，特別是多孩家庭往往看護成本更高，對促進生育率上升更具有積極作用。考慮到現實家庭分工存在一定的男女性別差異，允許一方不工作時將其扣除轉移至另一方，也是社會平等的體現。

葉永青說，多個國家和地區采用家庭綜合合并申報的方式來解決類似問題。比如，美國稅法的“已婚聯合申報”允許夫妻全部合并收入與扣除項目，由有收入一方統一計算應納稅額，充分體現家庭整體稅負能力。德國實行“夫妻分割制”，將夫妻總收入平均分為兩份分別計稅。“因為合并申報將家庭視為社會基本成本單元，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因社會分工導致的‘一方主外、一方主內’與雙職工家庭之間的稅收公平問題。”

葉永青認為，失業家庭個稅政策的實施路徑并不復雜。比如，可以將基本扣除、撫養扣除參照子女教育扣除模式，允許夫妻選擇一方全額扣除或雙方分別扣除；也可對有收入一方給予一定比例加計扣除，如加計扣除30%，未來逐步推進至家庭聯合扣除或合并計稅。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個人所得稅法暫不修改的前提下，通過政策層面規定加計扣除是更可行的方式。例如明確：夫妻一方失業或月收入低于2000元，另一方可享受50%的基本扣除加計。當然，此類制度設計需要配套反避稅規則與事實核查機制，通過申報、基礎證明材料與事后核查予以保障。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高進系化名）

（作者 杜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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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濤

財稅與環保新聞部主任 長期關注宏觀經濟，財政和貨幣政策領域。主要關注財稅、審計、環保、基建以及PPP等方向。線索請聯系：dutao@ee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