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奧運冠軍全紅嬋遭遇長期網(wǎng)絡暴力引發(fā)了大量熱議。據(jù)悉,全紅嬋自2022年開始,就受到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lián)盟”的微信群內(nèi)的大量人身攻擊,該社群內(nèi)充斥著各種侮辱性綽號以及誹謗和謾罵等。全紅嬋的經(jīng)歷并非個例,包括谷愛凌、朱易、蘇炳添、陳夢在內(nèi)的體壇明星也都遭受過不同程度的網(wǎng)暴,例如對他們的個人狀態(tài)和外貌等進行大規(guī)模羞辱和攻擊等。
作為一位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經(jīng)歷網(wǎng)暴的年輕女性,全紅嬋遭受的網(wǎng)絡暴力遠遠超過了她這個年紀所能承受的程度。這一事件再次讓“網(wǎng)暴”置于聚光燈之中,也讓治理網(wǎng)暴顯得更為迫切,尤其是在青少年網(wǎng)暴現(xiàn)象在全球范圍內(nèi)上升的趨勢下。
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于2024年發(fā)布的《學齡兒童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研究,在44個國家和地區(qū)范圍內(nèi),有15%-16%的青少年報告曾遭受網(wǎng)暴,這一數(shù)據(jù)相比于2018年有所增加[1]。聯(lián)合國于今年3月發(fā)布的一份最新報告則指出,全球約3萬名兒童中有約三分之二表示網(wǎng)暴現(xiàn)象增加[2]。中國學生群體相關(guān)數(shù)據(jù)顯示,網(wǎng)暴受害高達57%,而有約27%的個體同時是施害者和受害者[3]。
在這些嚴峻數(shù)據(jù)的背后,青少年群體可能正在遭受辱罵詆毀、網(wǎng)絡騷擾和跟蹤、冒充他人、隱私泄露、謠言擴散、群體圍攻、污名化、排斥孤立等一系列傷害,也可能面對近年來逐漸升級的“深度偽造”和“網(wǎng)絡開盒”[4]等更為極端和難以應對的情形。這些行為不僅會在短期內(nèi)引發(fā)強烈的抑郁、焦慮、羞恥與社會退縮,更可能通過持續(xù)激活大腦的應激與社會威脅系統(tǒng),對青少年的情緒調(diào)節(jié)能力、自我認同乃至長期心理健康造成深遠影響。
很多人將網(wǎng)暴歸因于平臺機制或技術(shù)環(huán)境,但這很可能只是表層現(xiàn)象。若要真正理解并應對這一問題,需要回到其更深層的本質(zhì):一種由我們的天然傾向驅(qū)動并通過網(wǎng)絡環(huán)境放大的系統(tǒng)性產(chǎn)物。這些傾向潛藏著大腦最原始的機制:對情緒和威脅的敏感,對模糊信息的過度解讀,以及對區(qū)分“自己人”和“外人”的執(zhí)著。
是什么推動了網(wǎng)暴?
網(wǎng)暴如何始于大腦失衡
如果將網(wǎng)絡暴力放在“霸凌/欺凌”的范疇之下,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行為本身和我們大腦處理威脅和情緒的反應息息相關(guān)。
在負責識別威脅和情緒的關(guān)鍵區(qū)域杏仁核中,已有研究觀察到欺凌者的杏仁核水平異常。例如,在分析了49名青少年在情緒識別任務下的大腦活動后,一項發(fā)表于《社會認知與情感神經(jīng)科學》(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期刊的研究發(fā)現(xiàn),參與欺凌行為更多的個體,其杏仁核對憤怒面孔的反應更強,對恐懼面孔的反應更弱[5]。這意味著,欺凌者很可能更容易被憤怒激發(fā),也更容易忽視欺凌對他人造成的痛苦和傷害。
![]()
杏仁核
與此同時,欺凌者還表現(xiàn)為情緒控制相關(guān)腦區(qū)的調(diào)控失衡,主要受影響區(qū)域為前額葉皮層(PFC)。PFC是大腦中負責計劃、決策和自我控制的區(qū)域,讓人能夠抑制沖動、進行理性思考并權(quán)衡長遠后果。
神經(jīng)影像學研究表明,負責執(zhí)行控制的背外側(cè)前額葉(dlPFC)在欺凌者中激活不足,導致欺凌者難以抑制沖動和規(guī)劃行為[6], [7]。同時,在面對整合道德判斷、情緒反應和最終行為的情況下,欺凌者的腹內(nèi)側(cè)與腹外側(cè)前額葉連接異常,這不僅使個體難以抑制攻擊沖動,也讓其對傷害他人難以產(chǎn)生正常的情緒反饋[8], [9]。此外,欺凌者的內(nèi)側(cè)前額葉(mPFC)也可能出現(xiàn)異常激活,尤其是在面對他人被排斥或處于弱勢地位時[10], [11]。系統(tǒng)綜述還表明,PFC與杏仁核等邊緣系統(tǒng)之間的功能連接異常,這進一步使通過杏仁核等腦區(qū)介導的情緒反應,難以被PFC有效調(diào)節(jié)[12]。
前額葉調(diào)控失衡更容易在青少年階段出現(xiàn),這也是為什么青少年群體中特別容易出現(xiàn)校園霸凌和網(wǎng)暴現(xiàn)象。前額葉皮層是大腦中發(fā)育最晚的區(qū)域之一,其在青春期仍處于持續(xù)成熟過程中。相比之下,與情緒和獎賞相關(guān)的邊緣系統(tǒng)(如杏仁核、紋狀體)則更早達到功能高峰。這種發(fā)育上的不平衡使青少年在面對社會評價、沖突或地位競爭時,更容易受到情緒和即時反饋的驅(qū)動,而缺乏穩(wěn)定的自我調(diào)節(jié)能力。
![]()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欺凌行為還可能通過大腦的“獎賞系統(tǒng)”發(fā)揮作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發(fā)現(xiàn),在觀看他人受到排斥或處于弱勢地位時,具有較高欺凌傾向的青少年,在腹側(cè)紋狀體等核心獎賞區(qū)域表現(xiàn)出顯著更強激活[10]。進一步研究指出,欺凌行為與個體的獎賞敏感性及社會支配動機呈正相關(guān),尤其是在涉及地位、控制和同伴關(guān)注等“社會獎勵”情境中更為明顯[10], [13]。與此同時,攻擊行為也被證實可以激活多巴胺相關(guān)的獎賞通路,其神經(jīng)反應模式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賭博或競爭勝利所帶來的強化效應[14], [15]。因此,當受害者持續(xù)受到網(wǎng)暴時,欺凌者則一邊“享受”他人受到排斥和打壓的樂趣,一邊“花式”傷害別人,在本就情緒失控的情況下更加走向極端。
讓網(wǎng)暴行為繼續(xù)升級的機制,還深深嵌合在欺凌者對理解他人的共情能力中。認知心理學研究表明,欺凌者在心理理論(Theory of Mind)*中表現(xiàn)正常甚至更優(yōu),能夠準確理解他人的意圖、情緒與反應,從而更有效地識別弱勢個體并預測其行為[16]。然而,欺凌者情感性共情能力顯著較弱,即雖然“看得懂他人的痛苦”,卻難以產(chǎn)生情緒共鳴[17], [18]。這一認知和情感上的分離,使得社會認知能力被用于操控而非理解。也就是說,欺凌者可能很清楚他人在遭受什么,但他們并不在乎。
*注:心理理論(Theory of Mind)是指個體能夠理解他人擁有獨立于自身的想法、情緒與意圖,并據(jù)此預測其行為的能力,通常可分為認知性心理理論(理解他人的信念與想法)和情感性心理理論(理解他人的情緒與感受)。
在結(jié)合了一系列神經(jīng)科學和心理學證據(jù)后,發(fā)表于《認知科學趨勢》(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的綜述總結(jié)認為,欺凌行為由兩種不同路徑所驅(qū)動。其中,“冷酷-無情型”(callous-unemotional)個體對他人痛苦反應遲鈍、難以從懲罰中學習;“情緒反應型”(non-callous/reactive)則表現(xiàn)為對威脅高度敏感、情緒調(diào)節(jié)能力不足,更容易在低強度刺激下被觸發(fā)[6]。因此,欺凌,以及延伸而出的網(wǎng)絡暴力,并不能簡單理解為一種道德缺陷,而是大腦的情緒、獎賞與控制系統(tǒng)在不同個體中失衡的結(jié)果。
“腦補”也能導致傷害
當情緒失控在網(wǎng)暴環(huán)境中滋生時,人們本就存在的認知偏誤,也在悄然助推著對受害者的誤解。
所謂認知偏誤,是指個體在接收、解釋和評估信息時所產(chǎn)生的穩(wěn)定性偏差,它是一種具有方向性的加工傾向,會在不確定或信息不足的情境中影響判斷與決策。在網(wǎng)絡環(huán)境中,由于缺乏表情、語氣、上下文等,個體更依賴內(nèi)部認知框架對信息進行“腦補”,再加上負面情緒的影響,很容易使這些偏誤被顯著放大。
網(wǎng)暴正是在認知偏誤的影響下,從信息解釋到行為決策一路加劇。在信息解釋階段,個體容易表現(xiàn)出敵意歸因偏差(hostile attribution bias),即在模糊情境中傾向于將他人言行解讀為有意冒犯或攻擊,這一偏差已被縱向研究證實能夠顯著預測網(wǎng)絡欺凌行為[19]。而在面對評價與道德加工時,個體通過“只是玩笑”“對方活該”等認知方式弱化行為的傷害性,從而降低內(nèi)在道德約束[20]。在行為決策期間,結(jié)果預期偏差進一步強化攻擊傾向,即高估網(wǎng)絡攻擊帶來的收益(如關(guān)注、地位)并低估其成本與后果[21]。在這一過程中,反芻思維等情緒相關(guān)認知偏差還會不斷放大負面體驗,使敵意解釋更加穩(wěn)定,從而推動行為向攻擊方向演化[22]。
![]()
需要警惕的是,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認知偏誤都是一種很難立即克服的傾向。當認知偏誤在情緒與不確定性中被放大時,很多人可能都會滑向誤解的深淵,并將攻擊進一步轉(zhuǎn)化為持續(xù)的行為。
人類天生更排斥“外人”
隨著人們對他人的誤解加深,“他—我”這種心理劃分所形成的群體結(jié)構(gòu),更是將網(wǎng)暴推向群體攻擊的高潮。
“他我”劃分是一種在內(nèi)群體與外群體邊界的社會行為:個體首先通過社會分類將他人劃入“我們”或“他們”,隨后再基于這一劃分進行情緒反應與道德判斷。當施暴者屬于內(nèi)群體時,旁觀者更容易淡化其行為、為其辯護或選擇沉默;而當受害者被視為外群體成員時,同情與干預意愿則顯著下降,甚至更容易發(fā)生去人性化與集體性攻擊。
一項發(fā)表于《英國心理學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的研究通過分析90名兒童在閱讀惡意短信情形下的表現(xiàn)時發(fā)現(xiàn),當兒童被歸入不同群體(施暴者一方、受害者一方或旁觀群體)后,他們對同一欺凌事件的情緒反應和行為傾向會顯著不同,并且這種差異會隨著對群體的認同強度和群體規(guī)范(是否鼓勵攻擊)而進一步放大[23]。類似地,一項基于情境問卷實驗的職場研究通過操控“關(guān)系遠近”和“旁觀者數(shù)量”,發(fā)現(xiàn)當受害者被視為“自己人”時,旁觀者更可能出手幫助,而當其被視為外群體成員或旁觀者較多時,個體更容易選擇不介入[24]。
此外還有研究發(fā)現(xiàn),在線群體行為和社會認同能顯著關(guān)聯(lián)到網(wǎng)絡仇恨行為,當人們越沉浸于某些在線群體,越強烈進行“我們”和“他們”的社會分類,越可能產(chǎn)生外群體敵意表達[25]。發(fā)表于《信息系統(tǒng)研究》(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的研究則通過構(gòu)建模擬社交媒體網(wǎng)暴情境進一步發(fā)現(xiàn),旁觀者的參與(點贊、評論、轉(zhuǎn)發(fā))會不斷強化攻擊、擴大傳播范圍并延長了網(wǎng)暴的傷害周期[26]。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群體劃分的傾向并非欺凌者專屬,它也同樣根植于我們每個人的大腦中。著名暢銷書作家、神經(jīng)科學家羅伯特·薩波斯基(Robert Sapolsky)在《行為:人類最好和最糟行為背后的生物學》(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一書中指出,人類會在極短時間內(nèi)自動完成“我們—他們”的分類,這一過程甚至可以在毫秒級的視覺呈現(xiàn)中被大腦捕捉到,且無需意識參與。
薩波斯基總結(jié)了一系列與這種劃分有關(guān)的神經(jīng)科學證據(jù),例如,當個體看到外群體成員時,杏仁核等與威脅和情緒反應相關(guān)的區(qū)域更容易被激活,而負責面孔精細識別的梭狀回反應則相對減弱,表現(xiàn)為對外群體個體的識別與記憶能力下降;同時,與共情相關(guān)的“同構(gòu)反射”在面對外群體個體時也會減弱,意味著我們在神經(jīng)層面對“他們”的痛苦本能反應更弱。這種“他我之分”不僅影響知覺和情緒,還會影響激素系統(tǒng),例如催產(chǎn)素雖然能增強信任與合作,但主要作用于內(nèi)群體成員,對外群體甚至可能產(chǎn)生相反效果。此外,內(nèi)隱聯(lián)系測驗(IAT)顯示,人們會在無意識層面更快地將正面特質(zhì)與內(nèi)群體聯(lián)系、將負面特質(zhì)與外群體聯(lián)系,這種偏向并非后天刻意形成,而是深植于自動化的信息加工過程中[27]。
![]()
網(wǎng)絡,人性的放大器
當認知偏誤和他我之分這些根深蒂固的傾向推動網(wǎng)暴時,互聯(lián)網(wǎng)無疑添加了最后一把火。匿名化、低上下文、高可見性、高互動性和傳播性等,以及人工智能偽造內(nèi)容的泛濫,不僅促進了情緒蔓延,加深認知偏誤,也讓陣營劃分變得尤為迅速。
在對匿名平臺Ask.fm的分析中,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匿名性顯著提高了攻擊行為的發(fā)生率,并使表達更為直接和極端[28]。也有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高可見性使攻擊行為能夠被大量觀眾持續(xù)觀看,從而放大羞辱效應[29]。攻擊性內(nèi)容還可以通過平臺的傳播機制快速擴散,使單次攻擊演變?yōu)槿后w性圍攻[30]。研究還發(fā)現(xiàn),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與網(wǎng)絡欺凌的參與和遭遇概率均呈正相關(guān)[31]。此外,網(wǎng)絡環(huán)境更容易聚集參與者并形成群體攻擊,網(wǎng)暴也往往嵌入既有的社交關(guān)系網(wǎng)絡之中[32], [33]。
面對網(wǎng)暴,我們能做什么?
網(wǎng)暴對心理健康的危害不容忽視。已有研究發(fā)現(xiàn),網(wǎng)暴受害者的抑郁與焦慮水平顯著升高[34]。進一步的神經(jīng)科學研究表明,受害者的前額葉皮層調(diào)控能力下降,使其更難調(diào)節(jié)情緒,從而更容易陷入焦慮與抑郁狀態(tài)[35]。此外,網(wǎng)絡排斥與攻擊會激活前扣帶回和島葉等“社會痛覺系統(tǒng)”,其神經(jīng)反應與身體疼痛高度重疊[36]。在更長期層面,持續(xù)暴露還可能影響腦結(jié)構(gòu)與發(fā)育,并通過HPA軸改變壓力反應系統(tǒng),導致皮質(zhì)醇異常、睡眠問題以及慢性情緒障礙[37]。
可以說,網(wǎng)暴與心理健康之間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huán)。一方面,已有抑郁或焦慮的個體更容易成為網(wǎng)暴的目標,甚至更可能卷入攻擊行為。從機制上看,情緒脆弱和社會焦慮使個體更容易被識別為“弱勢目標”,且反擊能力較弱和更容易內(nèi)化攻擊,但同時也更容易在壓力驅(qū)動下產(chǎn)生敵意反應或攻擊行為,并將受害經(jīng)歷轉(zhuǎn)化為模仿或反擊。另一方面,持續(xù)的網(wǎng)暴也會進一步加劇情緒問題與認知失調(diào)。
![]()
目前,針對網(wǎng)暴現(xiàn)象亟需通過同伴、學校、家庭與平臺進行協(xié)同干預。從學校層面來看,提高學生的社會能力(如情緒理解與沖突處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攻擊行為[38]。此外,家長的參與,包括日常溝通、行為監(jiān)控與規(guī)則設定,也能夠顯著降低青少年卷入網(wǎng)暴的概率[39]。與此同時,學校和家長還可以通過旁觀者干預訓練,提高青少年對受害者的支持意愿,并減少其參與攻擊的可能[40]。
根據(jù)2024年8月起實施的《網(wǎng)絡暴力信息治理規(guī)定》,平臺方面不僅需要賦予用戶自主防護能力(如屏蔽、限評、私信過濾等),也要進行風險識別與主動提示,并在嚴重情形下提供干預與上報。同時,平臺還需要通過證據(jù)留存與便捷取證支持用戶維權(quán),優(yōu)化投訴舉報流程以提升處理效率,并對未成年人等重點人群實行優(yōu)先保護與快速處置[41]。
如果你或身邊人正在目睹或者遭遇網(wǎng)暴,各個平臺都有提供相應的防范功能。大部分平臺都會在監(jiān)測到用戶遭遇網(wǎng)暴后提醒開啟一鍵保護功能,以屏蔽陌生人的評論、私信和@等。同時,用戶也可以主動選擇開啟相應功能,例如抖音用戶可通過搜索 “網(wǎng)暴” 點擊 “一鍵防護” 進入保護專區(qū),小紅書用戶可在 “小紅書安全中心”開啟“小紅盾·防網(wǎng)暴”,微博用戶可在“隱私設置”中開啟“一鍵防護”。
![]()
抖音拒絕網(wǎng)暴專區(qū)
不過,盡管我們可以通過技術(shù)過濾內(nèi)容、限制傳播、提高違規(guī)成本等,卻難以直接改變我們?nèi)绾卫斫馑恕⑷绾谓忉屇:畔ⅰ⒁约霸谌后w中如何做出選擇。網(wǎng)絡所放大的,正是原本就存在于人類認知系統(tǒng)中的傾向:對威脅的過度敏感、對“我們”的偏愛以及對“他們”的簡化與忽視。
當我們直面這些傾向時,真正復雜的或許從來不是技術(shù),而是如何在尊重他人的同時,持續(xù)警惕我們自身。
參考文獻
1. https://www.who.int/europe/news/item/27-03-2024-one-in-six-school-aged-children-experiences-cyberbullying--finds-new-who-europe-study
2.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6/03/1167111
3.https://cssn.cn/skgz/bwyc/202312/t20231221_5720266.s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4. 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87623
5. Swartz, J. R., Carranza, A. F., & Knodt, A. R. (2019). Amygdala activity to angry and fearful faces relates to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adolescent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4(10), 1027-1035.
6. Viding, Essi, Eamon J. McCrory, Sarah-Jayne Blakemore, and Norah Frederickson. ‘Behavioural Problems and Bullying at School: Ca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hed New Light on an Old Problem?’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 no. 7 (2011): 289–91.
7. Wen, X., Shu, Y., Qu, D., Wang, Y., Cui, Z., Zhang, X., & Chen, R. (2023). Associations of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peer victimization subtypes with preadolescent’s suicidality,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eurocognition, and brain development. BMC medicine, 21(1), 141.
8. Cubillo, A. (2022). Neurobiological correlates of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impact of peer victimization: A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3, 866926.
9. Du Plessis, M. R., Smeekens, S., Cillessen, A. H., Whittle, S., & Güro?lu, B. (2019). Bullying the brain? Longitudinal links between childhood peer victimization, cortisol, and adolescent brain struc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2706.
10. Perino, M. T., Guassi Moreira, J. F., & Telzer, E. H. (2019). Links between adolescent bullying and neural activation to viewing social exclusion. Cognitive, Affective, &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9(6), 1467-1478.
11. Palamarchuk, I. S., & Vaillancourt, T. (2022). Integrative brain dynamics in childhoo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convergence associated with stress psychopathology. Frontiers in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16, 782154.
12. Ke, T., De Simoni, S., Barker, E., & Smith, P. (202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er‐victimisation and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brain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JCPP advances, 2(2), e12081.
13. Güro?lu, B., & Veenstra, R. (2021). Neural underpinnings of peer experiences and interactions: A review of social neuroscience research.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67(4), 416-456.
14. Rosell, D. R., & Siever, L. J. (2015). The neurobiology of aggression and violence. CNS spectrums, 20(3), 254-279.
15. Mathiak, K. A., Klasen, M., Weber, R., Ackermann, H., Shergill, S. S., & Mathiak, K. (2011). Reward system and temporal pole contributions to affective evaluation during a first person shooter video game. BMC neuroscience, 12(1), 66.
16. K Smith, P. (2017). Bullying and theory of mind: A review. Current psychiatry reviews, 13(2), 90-95.
17. Imuta, K., Song, S., Henry, J. D., Ruffman, T., Peterson, C., & Slaughter, V. (2022).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the social–emotional intelligence correlates of the six bullying roles: Bullies, followers, victims, bully-victims, defenders, and outsid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8(3-4), 199.
18. Pedditzi, M. L., Fadda, R., Striano Skoler, T., & Lucarelli, L. (2022). Mentalizing emotions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bullies and victi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4), 2410.
19. Li, X. M., Zhao, Y. Q., & Xia, L. X. (2024). Longitudinal serial effect of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on cyberbullying: A cognitive mechanism of cyberbullying based on its component. Psychology of Violence.
20. Runions, K. C., & Bak, M. (2015). Online Moral Disengagement, Cyberbullying, and Cyber-Aggress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8(7), 400-405.
21. Pornari, C. D., & Wood, J. (2010). Peer and cyber aggression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and outcome expectancies. Aggressive Behavior: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Aggression, 36(2), 81-94.
22. Li, M., He, Q., Zhao, J., Xu, Z., & Yang, H. (2022). The effect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on cyberbullying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s of cognitive processes. Acta psychologica, 226, 103588.
23. Jones, S. E., Manstead, A. S., & Livingstone, A. G. (2011). Ganging up or sticking together? Group processes and children's responses to text-message bullying.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2(1), 71–96.
24. Madden, C., & Loh, J. (M. I. ). (2020). Workplace cyberbullying and bystander helping behaviou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1(19), 2434–2458.
25. Kaakinen, M., Sirola, A., Savolainen, I., & Oksanen, A. (2020). Impulsivity, internalizing symptoms, and online group behavior as determinants of online hate. PloS one, 15(4), e0231052.
26. Chan, Tommy K. H., Christy M. K. Cheung, Izak Benbasat, Bo Xiao, and Zach W. Y. Lee. ‘Bystanders Join in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Deindividu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Perspective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34, no. 3 (2023): 828–46.
27. https://mp.weixin.qq.com/s/gn0iqUVifG_e7PS5_g2zjw
28. Hosseinmardi, Homa, Amir Ghasemianlangroodi, Richard Han, Qin Lv, and Shivakant Mishra. ‘Towards Understanding Cyberbullying Behavior in a Semi-Anonymous Social Network’. arXiv:1404.3839. Preprint, arXiv, 21 August 2014.
29. Chan, T. K. H., Cheung, C. M. K., & Wong, R. Y. M. (2019).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Crime Opportunity and Affordance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36(2), 574–609.
30. Squicciarini, A., S. Rajtmajer, Y. Liu, and C. Griffin.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yberbullying Dynamics in an Online Social Network’.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IEEE/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ining 2015. ACM Conferences. 2015.
31. Ni, J., Fu, H., Zhu, Y., Li, Z., Wang, S., & Su, H. (2025). Social media usage and cyberbully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ie strengt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6, 1490022.
32. Kaakinen, Markus, Anu Sirola, Iina Savolainen, and Atte Oksanen. ‘Impulsivity, Internalizing Symptoms, and Online Group Behavior as Determinants of Online Hate’. PLOS ONE 15, no. 4 (2020): e0231052.
33. Festl, Ruth, and Thorsten Quandt. ‘Social Relations and Cyberbullying: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and Structural Attributes on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via the Internet’.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9, no. 1 (2013): 101–26.
34. von Humboldt S, Low G, Leal I. From Words to Wounds: Cyberbully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Mental Health Across the Lifespan. Behavioral Sciences. 2025; 15(5):619.
35. Nesin SM, Sharma K, Burghate KN and Anthony M (2025) Neurobiology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cyberbullying victims. Front. Psychol. 16:1473807.
36. Mills, L., Driver, C., McLoughlin, L.T.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ies of Online Social Exclusion: Evidence for the Neurobiological Impacts of Cyberbullying. Adolescent Res Rev 9, 135–163 (2024).
37. González-Cabrera, J., E. Calvete, A. León-Mejía, C. Pérez-Sancho, and J. M. Peinado.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bullying Roles, Cortisol Secre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0 (May 2017): 153–60.
38. Gradinger, P., Yanagida, T., Strohmeier, D. and Spiel, C. (2016),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ViSC Social Competence Program to prevent cyberbullying and cyber-victimization: Class and individual level moderators. Aggr. Behav., 42: 181-193.
39. Wang, L., & Jiang, S. (2023). Effectiveness of Parent-Related Interventions on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4(5), 3678–3696.
40. Kutok ER, Dunsiger S, Patena JV, Nugent NR, Riese A, Rosen RK, Ranney ML
A Cyberbullying Media-Based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for Adolescents on Instagram: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MIR Ment Health 2021;8(9):e26029
41. https://www.cac.gov.cn/2024-06/14/c_1720043894161555.htm
作者:EY
特別聲明:以上內(nèi)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nèi))為自媒體平臺“網(wǎng)易號”用戶上傳并發(fā)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