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刻上飛機的英偉達能上桌嗎？中美大交易才剛剛開始 | 地緣科技「平」論 x 黃平

大灣區評論 x 黃平

地緣科技

vol. 8 no. 8

「平」論

2026/05/13

May

今年是中美關系的“大年”，而這第一次元首會晤，更像是大交易前的探路。

第8期

總第8期

編者按

PREFACE

此前一度未出現在特朗普隨訪名單中的黃仁勛，卻在代表團啟程前夕確認隨行，上演了一場“最后一刻登機”的戲劇性轉折，折射出當前中美科技互動的復雜態勢，也引發各界對芯片議題走向的高度關注。

英偉達CEO“先出局、后上車”隱含著怎樣的中美科技博弈邏輯？中美的大交易將如何展開？中國芯片自主戰略與對外合作如何并行不悖？本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分析，解讀此次特朗普訪華背后的科技地緣深意。

今天，特朗普將踏上北京的土地，開啟他時隔九年的再次訪華，也是他第二任期的首次中國國事訪問。隨行的16位美國商界領袖名單已經公布：蘋果、高通、美光、特斯拉、波音、黑石的掌門人悉數在列，覆蓋科技、金融、航空和農業等多個領域。

然而，這份名單在過去24小時里，經歷了一次戲劇性的反轉。

5月11日，白宮公布隨行名單，英偉達CEO黃仁勛榜上無名——這位此前已公開表態“若受邀將是莫大榮幸”的芯片巨頭掌門人，被媒體普遍報道為“爆冷出局”。就在特朗普登機前夕的5月12日晚，劇情突然反轉：英偉達官方向CNBC證實，黃仁勛將隨特朗普訪華。

先出局，再上車。這個“最后一刻逆轉”的細節，比整份隨行名單加起來更值得細讀。

它說明了什么？英偉達來了，但這不意味著AI芯片議題上了桌；黃仁勛登機了，但他真正想要的東西不在北京的會議室里。讀懂這個區別，才能讀懂這次訪華的真實底牌。

01

特朗普的芯片算盤和

中國的芯片戰略

英偉達：先被踢出，再被拉回，

說明了什么？

要理解黃仁勛這次“先出局、后上車”的含義，必須把兩個邏輯同時放在桌上。

第一個邏輯，是美國政界對中美AI競爭的戰略共識：美國必須在AI領域對中國保持代際領先，而不只是領先一步。這不是某一黨派的偏好，而是貫穿華盛頓兩黨、橫跨政府與硅谷的戰略底線。無論是拜登時期的《芯片與科學法案》，還是特朗普時期對英偉達H100、A100乃至H20的出口管制逐步升級，背后驅動的都是同一個判斷：頂級AI芯片一旦進入中國，將直接壓縮美國的代際技術優勢，這是不可接受的。

正是這個邏輯，讓白宮最初把英偉達排在了名單之外——帶來的是能快速結賬的商業清單，而不是涉及戰略芯片的敏感議題。美光的內存芯片是通用存儲器件，戰略敏感性有限；英偉達的GPU是AI軍備競賽的核心彈藥，完全是另一個量級。這就是那條隱形的切割線：可以談的芯片，和不可以談的芯片。

第二個邏輯，是英偉達對特朗普的特殊政治意義：科技右翼不只是特朗普的政治金主，更是他家族自身商業利益的直接相關方。特朗普的兒子們已經在AI、無人機等領域建立了規模達10億美元的投資網絡，英偉達作為整個AI產業鏈的核心算力供應商，其商業前景與這些投資的回報高度相關。

從這個角度看，黃仁勛最終出現在隨行名單里，與其說是芯片政策的松動，不如說是特朗普對科技右翼利益的一次政治安撫——讓科技圈看到：我來北京，沒有忘記你們。

但這里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分必須說清楚：英偉達上了飛機，不等于AI芯片議題上了桌。他的出現，傳遞的是特朗普對科技右翼的政治姿態，而非美國對華芯片政策的實質性轉向。

黃仁勛過去五天的矛盾表現，把這個處境暴露得淋漓盡致。5月9日，他在論壇上明確表態：中國不應獲得英偉達最先進的芯片，美國必須保持AI絕對領先；同期又表示，若受邀隨訪將是“莫大榮幸”。先被排出名單，最后一刻又被確認隨行——這三個節點連在一起，勾勒出的是一家被夾在中美兩個戰略市場之間、無法自主選擇立場的公司的真實處境：對華盛頓必須表態支持管制，對北京又不敢徹底關上大門，最終的命運是被政治而非商業邏輯左右。

英偉達的困境，是硅谷在中美科技脫鉤時代的深層縮影。

英偉達總部（圖源：NBC新聞）

中國：不買H200，

但歡迎英偉達來訪

再看中國這一側，同樣存在兩個并行的邏輯，需要同時理解。

第一個邏輯，是中國清晰的芯片自主戰略：自從美國對華禁售H100、A100乃至H20，中國高層和科技界已經形成了明確共識——在高端AI芯片上，擺脫對英偉達CUDA生態的依賴，形成自主技術能力，不只是應急措施，而是長期戰略方向。

這一共識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特朗普放開H200禁售后在中國市場出現的戲劇性冷遇。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國會聽證會上親口承認：放開H200之后，一塊都沒有賣出去。這不是中國企業買不起，而是中國政府明確不鼓勵購買，AI企業也集體選擇觀望。DeepSeek V4適配華為昇騰950PR首發，是這一戰略推進的最新體現：核心方向是科技自立自強，這一點不會因為峰會氣氛的好轉而改變。

第二個邏輯，是中國對此次訪華誠意的主動釋放：中國沒有拒絕英偉達隨行。事實上，黃仁勛最終確認隨訪的背后，有中方對此次會晤釋放的積極信號。歡迎英偉達掌門人來北京，傳遞的是一種姿態：中國對中美科技對話持開放態度，并不將先進芯片議題視為絕對禁區，愿意在坦誠對話的框架內探討未來可能的合作空間。

這種開放姿態與自主路線并不矛盾——核心戰略是科技自立自強，但這不代表中國要徹底關閉與美國科技資本的對話渠道。

兩個邏輯疊加，給出了理解英偉達此行的完整框架：黃仁勛來了，說明中美雙方都愿意把科技對話的大門留開；但H200的零成交擺在那里，說明這扇門目前通向的是對話，而不是交易。

中美方向一致，但利益錯位

把中美放在一起看，會發現一個頗為詭異的現象：在高端AI芯片問題上，中美兩國政府的戰略方向高度一致——美國不想賣，中國不想買。

但在政府戰略之外，企業層面的利益關系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復雜圖景：美國芯片企業（英偉達）想賣，美國AI企業（OpenAI、Anthropic等）不希望它賣；中國AI企業（阿里、字節等）理性上想要更好的芯片，但政治上不得不配合自主路線；中國芯片企業（華為）則希望AI企業堅定用自己的產品。

這四組力量之間，構成了一種復雜的利益博弈。但在中美如今缺少互信、競爭對抗的大背景下，政治力量必然壓過商業利益。因此，至少在高端AI芯片問題上，中美雙方政府層面的“方向一致”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這不是合作，而是兩種對立戰略的奇妙平行。

相比之下，成熟制程芯片、存儲芯片（如美光的DRAM）的情況則更為復雜多變。這類芯片的戰略敏感性較低，商業利益的邏輯更強，也因此更有空間在元首會晤的框架內被作為籌碼使用。

英偉達展示臺前密集的人流（圖源：紐約時報）

02

第一次元首會晤只是

大交易的準備

美光換波音

這是“小生意”，不是大交易

美光來了，帶來的是存儲芯片市場準入的訴求；波音來了，瞄準的是中國航空公司積壓已久的巨額訂單；蘋果來了，要的是供應鏈的穩定性承諾；特斯拉來了，需要的是上海工廠的政策延續。

這是一張“能快速變現”的清單，每一個項目都可以在峰會框架內被量化、被談判。但從根本上看，這還算不上中美之間真正意義上的大交易。今年是中美關系的“大年”，而這第一次元首會晤，更像是大交易前的探路——信任建立之前的試探，而非信任建立之后的真正交換。

為什么今年有條件談大交易？

外交部長王毅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說過一句話：“今年是中美關系的‘大年’，高層交往的議程已經擺在我們的桌面上。”

這句話背后，有幾層實實在在的支撐。

第一，今年的會晤密度為大交易提供了條件。除了今天的北京峰會，中美兩國元首今年還有望在G7（6月，法國埃維昂）、APEC（11月，中國深圳）和G20（12月，美國邁阿密）等多邊場合再度會面，全年可能多達四次高層接觸。如此密集的會晤頻率，在中美關系史上并不多見，也為持續推進哪怕極為困難的議題提供了節奏上的可能。

第二，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已進入新常態。雙方對彼此的傷害已有清晰感知，各自的應對策略也已基本成型。這種“穩定的對抗”反而為理性談判創造了條件——雙方都知道底線在哪里，才有可能在底線之上尋找交集。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特朗普亟需一場勝利，而且時間緊迫。伊朗戰爭加劇了MAGA內部的分裂——塔克·卡爾森等核心盟友公開反水，愛潑斯坦案爭議持續發酵，特朗普的傳統基本盤出現了清晰的裂痕。與此同時，民主黨的中期選舉形勢持續向好：在過去14個月內，民主黨已贏得全美28個原由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席位；截至今年3月，Polymarket數據顯示民主黨“橫掃”概率已飆升至49%的歷史新高，而共和黨橫掃概率僅有17%。

局勢對共和黨極為不利，特朗普亟需一場能在11月前兌現的重大勝利。而在他的“贏學”中，能給他賦能的最大對象，毫無疑問是中國。這不只是今年的需要，也是為2028年總統大選布局的戰略考量。

今年3月預測美國2026中期選舉兩黨橫掃概率（圖源：Polymarket）

中美可能的大交易是什么？

特朗普的談判和交易風格有一個鮮明特點：他喜歡把政治、經濟、外交、甚至軍事問題捆綁在一起交易，用一個領域的讓步換取另一個領域的收益。這一點從他對俄烏問題的處理方式中看得最為清楚——他公開威脅，如果俄羅斯在結束俄烏沖突方面沒有進展，將在10天內對俄征收關稅并采取其他措施，把關稅作為外交施壓工具的邏輯，貫穿了他第二任期的幾乎所有重大外交行動。

對華交易同樣遵循這個邏輯。筆者認為，中美今年有望實現一個最積極的大交易：

美國想要的，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層面。其一是政治層面的“贏學”素材——特朗普需要一個能在中期選舉前拿得出手、說得出口的重大外交成果，中國是他全球外交棋局中唯一能提供這種量級成果的對象。其二是經濟層面的實利——中國擴大采購美國商品（農業、航空、能源），以及繼續持有并增購美國國債，這不只是貿易賬本上的數字，更是為美國金融霸權續命的結構性支撐。其三，也是最微妙的一層，是硅谷和華爾街共同在意的市場預期——科技右翼希望重新打開中國科技市場，特別是AI相關領域的準入。中國不只是全球最大的單一AI市場，它的戰略價值還在于，一旦這個市場重新向美國AI企業開放，將為華爾街對“科技七巨頭”的高估值提供最有說服力的敘事支撐。說得直白一點：特朗普和華爾街都需要中國市場來撐住AI泡沫——讓它至少再飛幾年，而不是在特朗普任期內率先爆破。

黃仁勛與特朗普近期互動頻繁（圖源：路透社）

中國想要的，同樣可以歸納為三個層面，但每一層的份量并不對等。其一，也是最重和最難的，是臺灣問題上美國明確的戰略背書——不只是一句“不支持臺獨”的例行表態，而是在結構性層面約束美國對臺軍售、限制日本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和政治表態，形成某種可信的、可落地的不干預框架。這是中國在這場大交易中最核心的政治訴求，也是最難換來的那一張牌。其二是穩定可預期的外貿環境——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關稅歸零，而是商貿政策的可預期性，讓企業和市場能夠在一個相對穩定的規則預期下做中長期規劃，而不是每隔幾個月就要重新應對一次突發的政策沖擊。其三是科技層面的競合共存，而非徹底脫鉤——特別是在成熟制程芯片、應用層AI合作等戰略敏感性相對較低的領域，維持一定程度的技術交流和市場互通空間。這不是中國在科技自主路線上的退讓，而是一種務實的判斷：徹底脫鉤對中國有損失，但對美國同樣有代價，保留合作空間，才是兩個理性行為體應有的選擇。

也許有人覺得這種展望過于樂觀，特別是在中美基本信任嚴重缺失、全方位對抗持續的背景下。但筆者認為，正因為今年是中美關系穩定乃至改善的少數可能窗口之一，我們需要一個積極的愿景。因為只有先有了積極的愿景，政治才有可能朝著好的方向被推動；如果連好的圖景都不敢想象，政治就只會被民粹主義綁架，越走越遠。這不是中國想看到的，不是美國想看到的，更不是這個世界想看到的。

03

中國的“三步走”戰略

讓愿景從可能變成現實

今天邁出的第一步無疑是積極的。但更重要的是，接下來的幾步應該怎么走。考慮到中美元首今年還有望G7、APEC和G20三個重要多邊場合再度會面，筆者認為中國需要一個清晰的三步走戰略，每一步的重心應當有所不同，層層遞進。

第一步——G7（6月，法國埃維昂）

鞏固信任，守住成果。

G7是西方主要經濟體的主場，中國不是成員，這個場合的價值在于：特朗普剛從北京回去，大概率會向西方盟友溝通這次訪華的成果，而元首雙邊會晤如果能在G7期間或前后補充發生，將是對北京峰會成果最及時的鞏固和確認。

這一步的核心任務不是推進新議題，而是穩住已有共識，防止北京峰會達成的框架性成果被國內政治或盟友壓力所侵蝕。中國需要做的，是在這個窗口期持續釋放積極信號——無論是在貿易讓步的落實上，還是在外交表態的配合上——讓特朗普在G7盟友面前有足夠的素材展示“對華接觸是有成果的”。信任的建立從來不是一次峰會就能完成的，G7是這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中間站。

第二步——APEC（11月，中國深圳）

以科技市場換臺灣背書，這是最難也是最關鍵的一步。

APEC在深圳舉行，東道主是中國，這個場合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戰略象征意義。更重要的是，APEC的經濟合作屬性，為討論科技議題提供了天然的平臺。

這一步的交易邏輯，是圍繞特朗普最在意的科技右翼利益來展開的。科技右翼不只是特朗普的政治金主，更是他家族自身的商業利益所在。對他們而言，中國市場的重新開放——特別是AI方面的市場準入——具有直接的資本價值。

這就是中國在這一步可以打出的牌：以有條件開放中國科技市場、允許美國科技企業在特定領域重新進入，換取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更明確的戰略背書，以及對日本在該地區立場施加有效約束。

這個交換的內在邏輯是清晰的：特朗普給科技右翼一個他們最想要的市場，中國給臺灣問題一個最需要的政治空間。但實現這個交換的前提，是中國在談判桌前做足了兩件事：其一，在軍事上形成對臺灣方向和相關地區無可爭辯的戰略主導能力，這是談判籌碼的根本來源；其二，在商貿上持續給予特朗普足夠的“贏學”素材，讓他有信心和動力把這筆交易推進到政治層面。

第三步——G20（12月，美國邁阿密）

鞏固臺灣問題成果，開啟AI治理框架的全球布局。

G20在美國本土舉行，特朗普是東道主。在自己的主場接待習近平，對特朗普而言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展示——他可以向國內選民展示，他不只是“去北京拜訪”，而是“讓中國來美國談”。這個敘事對他的國內政治有價值，中國完全可以利用這個心理需求。

這一步的兩個重心：其一，鞏固前兩步的成果，特別是臺灣問題上的框架性共識。G20是APEC之后的第一個重要多邊場合，是檢驗前兩步成果是否真正落地的試金石。如果臺灣問題在APEC上達成了某種框架性共識，G20就是用更正式的雙邊文件或雙邊表態加以確認和固化的最合適窗口。

其二，也是這一步最重要的增量議題：推動建立中美共同參與的全球AI治理框架。G20的經濟合作屬性與APEC略有不同——它涵蓋了更廣泛的南方國家，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多邊平臺，在這個場合討論AI治理的全球規則，比任何雙邊框架都更具合法性。具體可以探索的方向包括：在G20框架內設立“AI安全與治理”專題工作組，由中美共同牽頭；就防止AI觸發軍事誤判建立某種技術層面的“熱線機制”；以及在特定高風險AI應用領域（如自主武器、關鍵基礎設施）就最低限度的規范原則達成G20層面的框架聲明。

這一步對中國的戰略價值，超越了所有前面的步驟。它意味著：中國將以“共同治理者”而非“規則接受者”的身份，參與定義AI時代的全球秩序。這不只是外交成果，更是中國AI走向世界的制度性入場券——只有參與了全球規則的建構，中國的AI才有可能真正成為全球的AI，而不是永遠只能停留在中國內部，或只在“全球南方”的有限圈子里流通。

2024年5月14日，中美舉行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首次會議（圖源：央視新聞）

04

結語

最后回到標題的問題：最后一刻上飛機的英偉達能上桌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這個細節，是這次訪華隨行名單里最值得反復咀嚼的一個注腳。它同時說明了兩件事：特朗普需要科技右翼為這次訪華背書，而中國也愿意保留與美國科技資本對話的窗口。但這兩件事加在一起，并不等于中美AI芯片關系的實質性松動——H200的零成交擺在那里，華為昇騰的自主路線仍在推進，這些都是比峰會氣氛更真實的戰略信號。

黃仁勛來了北京，但他真正想要的——重新打開中國市場、重新為英偉達芯片找到最大的增量用戶——不會在這三天里得到答案。那個答案，取決于APEC、G20，以及中美之間更深層的政治交換能否真正發生。

對中國而言，這次峰會最大的風險，不是談崩，而是談順了之后產生的松懈——誤以為芯片戰的壓力已經過去，誤以為自主路線可以緩一緩，誤以為峰會的暖意可以替代技術的硬實力。英偉達上了這班飛機，不是因為中美芯片戰結束了，而是因為這場競爭進入了一個更復雜、也更需要政治智慧的新階段。

那場真正的大交易，才剛剛開始。

本文作者

黃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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