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李木生：魯迅的女性觀

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黃發有 為《文學現場》題詞

魯迅的女性觀

□李木生

思想者或者作家，哲學或者文學，有一個別樣的衡量高下的尺度，那便是對于女性的態度。

魯迅的女性觀是魯迅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魯迅對一個一個女性的具體態度，則最為生動地體現了他的女性觀。貫穿魯迅女性觀始終的，只有兩個字：解放。這是雙重的解放，從專制奴役中的解放與從男權重軛下的解放，“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隨感錄四十》）。對于一半中國人的婦女的解放，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更早的、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魯迅，則是這一解放運動中最為清醒的思想者與始終不渝的中堅。

秋瑾、劉和珍

獲得解放最直捷的途徑當然是革命，對于挺身而出的女革命者，魯迅總是懷著一種對于行先者的格外的尊敬、佩服、理解與愛戴。不是居高臨下地施以光澤，而是心悅誠服地發現她們可以照亮黑暗的光澤，并滿懷熱愛地理解、體貼，甚至還有一些仰望與崇敬。

革命者的秋瑾，與魯迅是紹興同鄉，他們早年先后參加了光復會，又都是辛亥革命的擁護者與參加者，這便有了血脈的想通。但是他們又有著重大的異質與分歧，一個是激烈的行動的革命者，一個是深潛的使用譯介與創作的思想啟蒙者。雖然秋瑾比魯迅大6歲，卻有過共同留學日本的經歷，在1905年年末共同參加中國留學生抗議日本政府頒發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的行動中，甚至有過重大的分歧：秋瑾主張留日學生全部罷課、退學、回國；魯迅則主張短期罷課，并反對退學回國。

但是這些異質與分歧，并不能絲毫減弱魯迅對秋瑾的懷念與欽佩。從1907年7月15日凌晨、被就要滅亡的清政府斬首于紹興軒亭口丁字街頭起，秋瑾就一再地被魯迅記念與提起，尤其在人們早已將烈士遺忘、復古復舊復辟的時候。18年后的1925年12月29日，魯迅寫下論戰長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第四章是“論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沉痛地說：“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一句“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是對于烈士落寞與寂寥地體察與惋惜。這種體察與惋惜，一直在魯迅的心上放著，再過了9年的1934年12月11日寫下的《病后雜談》，重新記起秋瑾臨刑前的那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緊接著又在《病后雜談之余》中，痛切地說到人們的忘卻：“軒亭口離紹興中學并不遠，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他們常走，然而忘卻了。”

最能表達魯迅對秋瑾心情的，還是寫于1919年4月的小說《藥》。盡管愚昧與黑暗籠罩著中國，秋瑾還是慷慨地拋灑了一腔熱血，哪怕這一腔的熱血只能換回冷的“人血饅頭”。在魯迅那里，一個夏瑜（秋瑾），是代表了辛亥革命的犧牲者，而忘掉這些犧牲者則不僅是倒退，甚或竟是一種背叛。所以取名夏瑜，固然可以解釋為“夏”“秋”相對，“瑜”“瑾”互映，或者“夏瑜”諧音“夏逾”，而有“秋近（瑾）”之義——但我還是覺得，在魯迅的心上，夏瑜之秋瑾便是一塊華夏之美玉，無比珍貴的。

劉和珍則是民國其間遇害的新女性。

《記念劉和珍君》讓我們永遠地記住了她。這是一座愛與憎的豐碑，將中國最早覺醒又最富犧牲精神的新女性形象，恒久地保鮮在中國的大地上，同時也將屠殺者的殘暴與罪孽，永久地銘刻在歷史的賬簿里。而那個犧牲在北洋軍閥槍彈與刀棍之下的只有22歲的劉和珍，一個“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溫和而美潤的女子，也便因為魯迅的愛惜與崇敬，而將自已的不朽性松杉一般常綠在這個殺伐而又虛偽的國度里。這是熔巖般的文字，與痛惜國人忘卻秋瑾一樣，依然是“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正如多年后寫下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不是為了忘卻，竟是為了永留——就是要用文字阻斷遺忘并為這個遺忘的民族敲響警鐘。

魯迅用“沉勇”“勇毅”來表達對于劉和珍、張靜淑、楊德群這批新女性的贊頌：“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于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魂的偉大呵……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于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干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于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壓抑至數千年，最早的醒來并試圖反抗者，卻橫遭殺戮，這不僅是女子的悲哀，更是中國的悲哀。那些日子，雖然有著許廣平的親近，卻也不能稍稍減輕他的悲憤，不睡，不吃，在“老虎尾巴”與逃匿的日子里，拋開被逮被殺的危險，不顧一切地與劉和珍們站在一起，連續寫下7篇關于“三·一八”慘案的血淚控訴。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寫于1926年3月18日的《無花的薔薇二》的末了，魯迅專門記下這樣一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我們從此可以一再地看到這樣“最黑暗的一天”并劉和珍溫和的笑容。好在那時的魯迅并不孤單，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杰、聞一多、梁啟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都與魯迅一起，各自發聲發文寫歌聲討與譴責；而《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京報》《京報副刊》等報刊，也一起站在聲討與譴責的立場上刊登大量的圖片與文字。

丁玲、蕭紅

魯迅逝世的消息，丁玲是在前赴延安的途中得悉的。她悲痛之中迅即給許廣平發去一封唁函，這樣表達她的內心：“無限的難過洶涌在我的心頭。我兩次到上海，均萬分想同他見一次，但因為環境的不許可，只能令我懸想他的病軀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現在傳來的噩耗……這哀慟是屬于我們大眾的。我們只有拼命努力來紀念世界上這一顆隕落了的巨星，是中國最光榮的一顆巨星！”

唁函署名“耀高丘”，來自魯迅的一首舊體詩《悼丁君》：“如磐遙夜擁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湘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虹口昆山花園路7號寓所被國民黨當局秘密逮捕，6月便有丁玲被殺的傳言散布開來。傳言魯迅是信的，“三·一八”、“四·一二”以及柔石等5位青年作家的被害，革命者的血淡了又鮮。魯迅的這首詩寫在聽到傳言之后的6月28日，用一個“悼”字，與數月前剛剛寫下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樣沉痛。丁玲被捕，魯迅是與楊銓、蔡元培等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同仁們一起奔走營救未果，才寫下這首詩寄托一種疼惜、憤怒與反抗，還有隱隱的無奈。營救未果，營救者楊銓先已被國民黨政府殺害，6月22日剛寫下《悼楊銓》：“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這年的2月，魯迅還寫下過《悼柔石》：“慣于長夜過春時，攜婦將雛鬢有絲。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魯迅一生4次寫下悼亡詩，除這三次外，最早是寫于1912年的《哀范君三章》，悼念范愛農，“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獨沉清冷水，能否滌愁腸”，“大圜猶酩酊，微醉自沈淪”。四次悼亡，唯獨《悼丁君》魯迅主動尋找發表的園地，9月21日致曹聚仁信：“舊詩一首，不知可登《濤聲》否？”9月30日果然刊登于《濤聲》周刊。發表就是控訴，當然更是懷思，并于發表前有著文字的改動，如將第一句“如磐遙夜擁重樓”中“遙夜”改成“夜氣”，增強了身在其中的氣氛，“擁”改成“壓”，則突出了黑暗的無道與深重；第三句“湘瑟凝塵清怨絕”，“湘”字本來是指丁玲的家鄉湖南，而“湘瑟”改為“瑤瑟”，又如夏瑜一樣，再將丁玲喻為中國的美玉，深托著魯迅的珍惜之意。

寫下這首詩的前前后后，魯迅一直在密集地關注著丁玲的命運。《<偽自由書>后記》里有“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丁玲失蹤后的第三天，魯迅就找良友公司勸其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丁玲的長篇小說《母親》，并查清丁玲母親的詳細地址，請良友將稿酬寄到丁母的手上；6月25日，魯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與增田涉的信中，分別談到了丁玲的被捕與失蹤，并表示“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丁事的抗議，是不中用的，當局那里會分心于抗議。現在她的生死還不詳……楊杏佛也是熱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殺”；6月30曰《我的種痘》“……然而從人類歷史上說，卻已經是半世紀，柔石丁玲他們，就活不到這么久”；8月1日致科學新聞社信“至于丁玲，毫無消息，據我看來，是已經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還造許多關于她的謠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不僅是割舍不下的牽掛，還有憤怒與譴責、保護與捍衛。

終于得到丁玲還活著的確切信息。對于丁玲的活著，魯迅有過兩次不同于以往的口吻：“丁君確健在，但此后大約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樣的文章，因為這是健在的代價”（1934年9月4日致王志之信）；“蓬子轉向；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1934年11月12日致蕭軍蕭紅信）。這里，當然有態度的改變與不信任的成分，但卻絕對沒有“變節”的判斷，甚至還格外地有著不好言說的理解與寬容：活著，尤其一個稀有女作家生命的延續，雖說不必慶祝，卻是應當理解的。因為丁玲的活著與魯迅的這兩段話，激進的革命者曾陸續地長時間地給予丁玲以折磨，其實他們并沒有理解魯迅對于丁玲的理解與憐惜。1934年，魯迅與茅盾應美國作家伊羅生之托編選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準備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時，編入丁玲的《水》和《莎菲女士的日記》；1935年楊霽云編輯出版魯迅的《集外集》，魯迅沒有猶豫地收入《悼丁君》；1936年，魯迅幫助編選的《活的中國》最后定稿時，又收入丁玲的兩篇小說《水》和《消息》……這是肯定，又是信任。

我們都知道，毛澤東也為丁玲寫過一首詩，“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就是其中的名句。歷盡滄桑、嚼過漫長酸澀之后的丁玲，在1981年魯迅誕辰100周年之際，寫下了一篇萬字長文《魯迅先生與我》，回憶她與魯迅交往的所有時光與細節。包括早期在北京從報刊雜志上搜集所有魯迅的文章如饑似渴地閱讀，“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包括后來在上海見創造社與周揚們一群人圍攻魯迅而心生不平決定要站在魯迅一邊、“穿上我最喜歡的連衣裙”與馮雪峰一起去見魯迅；包括自已主編《北斗》雜志時魯迅的支持并應約寫下的15篇文章……都深情地一一縷述。“我想我還是魯迅先生的忠實的學生。他對于我永遠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這一面的”——這是這篇長文的結尾，也是她人生的結論，更是溫暖了丁玲一生的感念。

蕭紅與丁玲不是一樣的人，她們的作品也有著迥異的質地，雖然都是魯迅關愛的作家。

1938年初，蕭紅在山西臨汾民族大學擔任文藝指導員時，遇到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從延安來的丁玲。在因臨汾形勢緊張而一同撤到西安的時候，丁玲曾勸蕭紅一起去延安，但被蕭紅拒絕。林賢治稱蕭紅為“漂泊者”，當然是說她一生的命運，我則在她命運的激流中感覺到她那顆追求自由掙脫羈縻的心。林賢治在書中記下這樣一個鏡頭：就因為也是從延安來的舒群勸說她去延安而“同舒群爭吵了一個晚上”。

丁玲與魯迅結識時已經成名，有《莎菲女士的日記》等，蕭紅卻純粹是在魯迅的發現、推薦、培育之下走上文壇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獨具風格的作家。當漂泊的蕭紅以其《生死場》震動中國文壇的時候，她注定要和延安的丁玲走著絕然不同的文學與人生道路。從文學的不朽性上衡量，《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與《生死場》《呼蘭河傳》相較，其分量的輕重讓人沉思。

是魯迅在為《生死場》的登臺化妝與報幕。他是放下自已或急或緩的事情，騰出專門的時間一字一行地用心打量這部作品，改正錯字，并蘸著心血寫下不朽的序言。“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的魯迅，竟清楚地看到他與蕭紅與東北黑土地上的人們“奴隸的心”，但是“我們還決不是奴才”！推薦，碰壁，再推薦，再碰壁，干脆支持幾個青年創立一個“奴隸社”逃過檢查官的眼睛自已出版。于是，這個對漂泊者蕭紅升起著父親一樣愛護意緒的長者，用母愛一樣的溫情寫下給予無名者蕭紅《生死場》的深刻而又中肯的評價：“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魯迅死時，蕭紅正在日本。她一度有些欺騙自已地就是不相信這個死訊，等到再也無法欺騙自已，她幾乎不能支撐自已地病了，而且一病就是一個多月，發燒，燒到嘴破成“一塊一塊的”。病著，忘了自已，還是讓魯迅占了全部的心。他給上海的蕭軍去信，說“現在他已經離開我們五天了，不知現在睡到哪里去了？雖然在三個月前向他告別的時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說：‘每到碼頭，就有難病的上來，不要怕，中國人就專會嚇唬中國人，茶房就會說，難病的來！來了！’”

1937年初從日本回到上海的蕭紅，第一件事便是到萬國公墓拜見她的魯迅。再也沒有了那個含著煙嘴向她微笑的先生了，只有冰涼的半身的瓷像和在風中徘徊的落葉。那個她所熟悉的灰藍色的花瓶卻在，但也沒有了曾經讓她驚喜的萬年青。鞠躬，深深地鞠躬，流淚，默默地流淚。總得離去，離去了再猛烈地轉身，不顧一切地撲倒在魯迅墓前，號啕慟哭，撕肝裂肺。哭罷痛難去，又為恩師寫下送行的詩：“我哭著你/不是哭你，而是哭著正義……”

蕭紅是讓魯迅掛念的人。他深深地體味到了她的漂泊與苦難，還有孤獨與寂寞。蕭軍頻繁的外遇讓她不能忍受才躲避去了日本。臨行，是魯迅邀了蕭軍等人為她送行，并說了關于船上驗病的一番囑咐。知道魯迅病著工作又重，蕭軍蕭紅兩個人約定一年內不給魯迅寫信免得他撐著病體回復。可是，這更加地讓魯迅擔心，還有14天就要離開人世的魯迅，還在給茅盾的信中說著自已的擔心：“蕭紅一去之后，并未給我一信，通知地址……”從東北逃亡到青島，再從青島漂泊到舉目無親的上海，兩個一貧如洗的青年人，只帶了兩部書稿《八月的鄉村》與《生死場》。是魯迅接納了他們，借給他們錢，請他們吃飯，為他們介紹上海的茅盾、葉紫、聶紺弩和夫人周穎等人，再不懈地為他們介紹發表作品的報刊，讓他們終于有了立足之地。恩師的魯迅，又是父親一樣的魯迅，就是在這次與諸位結識的飯局上，被溫暖著的蕭紅便將祖父留下的兩只山核桃與常帶在身邊的一對小棒槌贈給海嬰。

漂泊者的蕭紅，在她生命最后的漂泊日子里，仍然有著兩個休息的港灣或曰兩個可以將息片刻的家：呼蘭河與魯迅，寫作《呼蘭河傳》與《回憶魯迅先生》。名作《呼蘭河傳》里有她的爺爺，名篇《回憶魯迅先生》里有她父親一樣的魯迅。

還有一個叫白薇的女作家，1926年才見到魯迅的《吶喊》，而1927年去到上海便加入到正在圍攻魯迅的創造社，并在兩個口號之爭中站在魯迅的對立面。但是魯迅沒有計較，還是珍惜她的文才，在自已主編的《語絲》《奔流》等刊物上連續地發表白薇的作品，并在白薇初次拜訪因羞怯而不敢抬頭的時候，為她扇著扇子并找來美術的書為其解圍。魯迅去世后，她寫道：“一位作家常在想念中，每想起就有無限敬意的，在中國作家群中，只有魯迅先生能夠這樣占我的腦子。”

金淑姿、阮玲玉

女子的被侮辱與被損害，是世界性的現象，更是舊中國兩千年間的常態。魯迅對此洞若觀火，并常常采取無保留地站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子一邊的立場。這時他的筆墨，雖然仍舊有著對于社會與施暴者的鞭撻與批判，卻也分外地呈現著另一種模樣：感同身受的體恤、換位思考的體貼與細致入微的體察。金淑姿與阮玲玉，就是這樣的兩位被魯迅體恤、體貼與體察的女子。

影星阮玲玉之死，為她送葬的民眾達20萬人（有說30萬）。父親早逝、隨傭工的母親掙扎生存的身份，被張達民、唐季珊兩個有錢男人始亂終棄的遭遇，以及她不堪欺凌與侮辱服食巨量安眠藥自殺的悲劇，都是引發這場被稱為世紀葬禮的原因。

魯迅當然是站在阮玲玉一邊，“設身處地”地站在阮玲玉一邊。但魯迅是逆潮而上，追責社會悲劇中逼死阮玲玉的報媒的責任，在阮玲玉自殺兩個月后的1935年5月5日寫下《論“人言可畏”》一文。“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罷，那么，大概就會知道阮玲玉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不足兩千字的短文，卻兩次重復以上這一結論，復沓悲吟，足見魯迅的痛切之情。

魯迅直擊本質：“新聞的威力其實是并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余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場。”真是設身處地，魯迅甚至洞悉到一些人的陰暗心理：“‘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卻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后，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而對于報媒添油加醋起哄的惡劣，魯迅也不放過：“對于女性，尤喜歡加上些描寫……這也是玩弄著女性，并且也不會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就是自殺本身，魯迅絕不贊成，但也從這個社會“吃人”的本質上考量，而賦予阮玲玉以反抗的勇者形象：“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豫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么輕而易舉的。”

金淑姿與阮玲玉完全不同，她幾乎就是一位封閉在臆想愛情之中的知識女性，并像《傷逝》中的子君一樣，最終在愛情的絕望中香消玉殞。程鼎興與金淑姿是浙江金華的一對表兄妹，小時相戀定婚并沖破傳統約束于淑姿22歲時自行結婚，鼎興赴上海北新書局工作后，書信來往漸稀漸冷，淑姿卻寫下一些沒寄出的信并在苦苦的相思與突發的病痛之中死去。“而今竟又會有寫如此痛心斷腸的信。唉！世事原來是這樣的。男人的心呵！誠使我什么也難形容了”，這就是失望與孤寥之中淑姿信中的一段話。她死在1931年9月26日中秋的冷涼的月光之下，死前只呻吟著一句話：“恨呵！鼎興！”

等到程鼎興趕回金華，“一棺已蓋”，卻看到這樣一百多封沒有發出的信。他悲痛懺悔為曾經的愛人披麻戴孝，并在金淑姿的棺木前長跪不起。痛悔之中便要將這些信出版以志紀念，并通過北新書局同事費慎祥輾轉請托魯迅為這些信寫一個序。魯迅非但沒有推辭，還以他的所有文字中唯一的胼體文體寫成，雖然只有390個字，卻情深意長、婉轉凄切，幾成絕唱——

夫嘉葩失蔭，薄寒奪其芳菲，思士陵天，驕陽毀其羽翮。蓋幽居一出，每倉皇于太空，坐馳無窮，終隕顛于實有也。爰有靜女，長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茲塵俗，夜看朗月， 覺天人之必圓，春擷繁花，謂芳馨之永駐。雖生舊第，亦濺新流，既茁愛萌，遂通佳訊，排微波而徑逝， 矢堅石以偕行， 向曼遠之將來，構輝煌之好夢。然而年華春短，人海瀾翻。遠矚所至，始見來日之大難，修眉漸顰，終斂當年之巧笑，銜深哀于不答，鑄孤憤以成辭，遠人焉居，長途難即。何期忽逢二豎，遽釋諸紛， 閟綺顏于一棺，腐芳心于抔土。從此西樓良夜， 憑檻無人，而中國韶年， 樂生依舊。嗚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遺簡廑存，則有生人，付之活字，文無雕飾，呈天真之紛綸，事具悲歡，露人生之鱗爪，既歡娛以善始，遂凄惻而令終。誠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無著者也。屬為小引，愧乏長才，率綴蕪詞，聊陳涯略云爾。1932年7月20日，魯迅撰。

9月15日，《淑姿的信》出版，印刷兩千冊。程鼎興送給魯迅的那本，上面題簽：魯迅先生辱存，后學程鼎興抆淚敬贈。

“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茲塵俗”，淑姿是美的；“雖生舊第，亦濺新流”，淑姿是勇敢的；“向曼遠之將來，構輝煌之好夢”，淑姿是善的；“銜深哀于不答，鑄孤憤以成辭”，淑姿當然是悲的苦的；“閟綺顏于一棺，腐芳心于抔土”，對于淑姿命運的痛悼已讓筆墨摻進了濃濃的辛酸與悲哀。悲苦的淑姿畢竟還是幸運的，一篇短序讓她與魯迅的心相通無阻，并讓后人記起或記住那個時代有這樣一位因愛的絕望而死在23歲的女子。

長媽媽、王阿花

魯迅為最底層的勞動婦女立傳有兩次，一次是1924年2月7日寫于北京的《祝福》，另一次是1926年9月18日在廈門寫下的《阿長與〈山海經〉》。

《祝福》雖是小說，卻以主角祥林嫂，將舊中國勞動婦女的命運，形象而又深刻地塑造于世界文學經典之林。當她于大年夜死于風雪之中的時候，既是形象的，雖死猶生，又是理論的，濃縮著舊中國農村的真實現狀與勞動婦女的悲劇人生。

《阿長與〈山海經〉》則是另一種調子，溫暖，懷想，風趣，家常，還有一點為阿長的死去與自已生命的流逝而散開來的薄薄的憂傷。長媽媽是沒有名字的，沒誰知道她的生辰八字與年紀，魯迅說她走時大概在五十至六十之間。但是魯迅在廈門那樣寂寥的地方，蘸著溫情為這個陪著他度過童年的保姆作傳。光是稱呼，就帶有著家人般的親切，這樣一位“一向帶領著我的女工”，生動在自已的童年里：祖母叫她“阿長”，母親和許多人都叫她“長媽媽”，“我平時叫她‘阿媽’，連‘長’字也不帶”。盡管長媽媽會睡成一個“大”字、幾乎占了個滿床，而讓魯迅睡不自在，盡管長媽媽還一腳踩死過他那么喜歡的隱鼠，但是魯迅卻因為阿媽給他送來了帶圖的《山海經》而將一切不快都一筆勾銷，并由衷地感嘆：“使我發生新的敬意了，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卻能夠做成功。”當然也說到她的“切切察察”的閑話，說到她的許多與鄉間風俗同步或者有著迷信色彩的各種禁忌，這些非但不能讓人討厭，反倒使這樣一個連名字也湮沒的人的形象愈加豐滿起來。

不僅是平等的，還有著難以泯滅的感恩在。等到魯迅寫到“我的保姆，長媽媽即阿長，辭了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吧”時，其懷念之緒早已彌散在筆端了。而“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懷里永安她的魂靈！”的結尾——更流淌著魯迅心上的愛。

這樣的一個保姆，魯迅還在其他地方多次記起。如《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細述了長媽媽講過的那個“美女蛇”的故事，《病后雜談之余》里又復述了長媽媽關于太平天國的“長毛”與官府的“短毛”、“花頭綠”沒啥區別的高見：“但在愚民的經驗上，是和長毛并無區別的。”

與祥林嫂幾乎撞車的是魯迅的傭工王阿花。祥林嫂與王阿花，同是紹興人（阿花是紹興上虞），都在傭工的操勞中誠實、利落、能干，皆在將要被夫家賣掉之時逃離，并且都是在河邊洗衣洗菜時發現對岸就藏著來抓她們的夫家一伙人——只是一個是小說的虛構，一個是現實的人物，而且是虛構的祥林嫂在前，現實的王阿花竟出現在5年之后。

王阿花是在海嬰1929年9月27日出生后被雇傭來到魯迅上海橫浜路景云里18號的家中。在具有祥林嫂的優點之外，王阿花還有著活潑的性格，會在勞動中隨意地哼唱紹興小調，很得許廣平與魯迅的喜歡。但是這個活潑能干的王阿花，遇到了祥林嫂同樣的問題：祥林嫂丈夫死掉要被婆婆賣掉為小叔子娶老婆，王阿花是被長期虐待自已的丈夫上門搶人。魯迅敏感地覺察到利落活潑的阿花突然間神不守舍、丟三落四，并終于發生了在河埠洗涮的阿花被丈夫及所糾結的上海幾個流氓追搶、異常驚慌地跑上樓來的情況。魯迅了解清楚阿花被賭博的丈夫長期暴虐且準備將其賣掉重娶的情況，沉靜地告訴阿花不用慌，就在家待著，“我去處理”。

就在魯迅敞開門斥退阿花丈夫一伙，并在幾天對峙之后，上虞同鄉會也參加進來與魯迅糾纏。魯迅不懼，一邊安撫阿花、雇請律師，并親自與上虞同鄉會談判。1929年11月8日致章廷謙的信，更是準確而又詳細地說起這件事：“月前雇一上虞女傭，乃被男人虐待，將被出售者，不料后果由許多流氓，前來生擒，而俱為不佞所御退，于是女傭在內不敢出，流氓在外而不敢入者四五天，上虞同鄉會本為無賴所把持，出面索人，又為不佞所御退，近無后文，蓋在協以謀我矣。但不佞亦無善法，只好師徐大總統之故智，聽其自然也。”真是無巧不成書，同鄉會負責人竟是跟著魯迅上過中學、后在北大學習的學生魏福綿。阿花堅決要求離婚，其丈夫本就為錢而來，最后以魯迅出資150元，既解放了阿花（數月后找到所愛離開魯迅家），又解決了問題。魯迅日記三次記載此事：“夜律師馮步青來，為女傭工阿花事”（1929年10月31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贖身錢百五十元，由魏福綿經手”（1930年1月9日）。“收王阿花所還泉八十，王蘊如交來”（1930年6月21日）。

“俱為不佞所御退”，遙想當年的魯迅，真還有點綠林好漢的味道。也許，他只身面對流氓的當爾，當是想到了祥林嫂的下場并已經下了一個決心：不能讓祥林嫂的悲劇重演！

關于底層的女性，魯迅還寫過農村悍婦愛姑、寡婦而又失掉唯一兒子的單四嫂子、七斤嫂子以及為洋人做家政的阿金，都豐富了魯迅的女性系列。《離婚》中的愛姑與《風波》中的七斤嫂一樣，雖然都是愚昧的、潑辣的，但愛姑卻又是一個蔑視鄉紳與“三從四德”的禮教，敢于向夫權族權挑戰的勇者。當看到她在光天化日之下罵公公為“老畜生”，罵丈夫為“小畜生”，甚至為了報復自已的被休，發誓“總要鬧得他們家破人亡”——總會忍不住要為她發出會意的笑聲。《明天》中的單四嫂子，講了一個農村寡婦的孤苦無依，以及失去兒子的哀傷，有著淡一些的《祝福》的調子。《阿金》中的阿金，則是另一種類型。是上海洋人家中的一個傭工，因是魯迅的鄰居而給魯迅造成了不少的麻煩。雖然在文中魯迅五次斷定自已的“討厭阿金”，但是作為魯迅女性人物系列中的異類，畢竟典型地找出了現代城市欲望在一個底層傭工身上復雜的反映，阿金的那句“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更是有了性的開放意味。但阿金畢竟不是新的健康女性的方向，所以魯迅會在結尾處專門祈望：“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國女性的標本。”

楊蔭榆、衍太太

這兩位女性，都給魯迅留下了別樣的記憶，并在魯迅的筆下留下了別樣的文字。

關于楊蔭榆，或者專門提到楊蔭榆，魯迅的文字里就有《寡婦主義》《“碰壁”之后》,《并非閑話》《我的“籍”與“系”》《答ks君》《咬文嚼字（三）》《紀念劉和珍君》《忽然想到七》等。魯迅與楊蔭榆的沖突，發生在楊執掌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1924、1925年。最早是楊力主開除因南方水災而遲到的學生以整頓學紀，后又反對學生們參加愛國運動并開除學生自治會劉和珍、許廣平等人，繼之以封校并呼引警察與男士拖拽毆打學生；魯迅等教師則堅決支持學生，發表驅楊聲明，并與數位教師另租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不讓學生失學等，可謂針鋒相對。形諸文字的批評與攻擊都是激烈的辛辣的——最早提出楊蔭榆實行“寡婦主義教育”，“許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險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潑的青春，無法復活了……個個心如古井，臉若嚴霜”（《寡婦主義》）；批評楊蔭榆將校長與學生的關系搞成婆媳一樣，并形容在楊治下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成了關鎖學子的壁壘——“碰壁，碰壁! 我碰了楊家的壁了……只有默默地陰森地四周的墻壁將人包圍”（《“碰壁”之后》）；“丑態，我說，倒還沒有什么丟人，丑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答ks君》）；劉和珍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范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紀念劉和珍君》）。

最終是學生勝利復課、楊蔭榆被罷免。

我家有一本三十多年前購下的薄薄的小書，楊絳的《回憶兩篇》，其中一篇《回憶我的姑母》便是回憶她的三姑母楊蔭榆。書中“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便是說的此事。楊絳先生真是會寫，她說“我不大愿意回憶她，因為她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說到“皮膚黑黝黝的”姑母婚姻的不幸，被夫家罵為“滅門婦”，甚至連姑母收養的一個孫女兒，也“一經她精心教育，孩子變成了一個懂事的小養媳婦兒”。但是楊絳還是曲曲折折地講到這位姑母的幾件事：一是1918年離開工作的北京女高師赴美留學時，不少師生到火車站送行，大伙都“哭得抽抽噎噎”的不舍；另一件是姑母1927年在蘇州東吳大學任教時，曾經因為反對學校開除一個大四的學生而辭職；最為讓人難忘的是在日本占領蘇州請姑母出任偽職被果斷拒絕、并自已創辦了“二樂”中學教育和保護婦女而被日本兵槍殺于一座橋上。楊絳當然要說到對姑母的體諒，那是一顆“傷殘的心靈”，“不知道人世間有同情，有原諒，只覺得人人都在叮著責備她，人人都嫌棄她”。一個“叮”字，是否有著對于魯迅批評的不滿？而且楊絳特別地總結道“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罵她的人還不少，記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此一時彼一時，離開北京之后的魯迅，也就不再“叮”著她了，甚或知道一點她的堅持與不易，并沒有打“落水狗”。

衍太太是魯迅的叔祖母，出現在《瑣記》和《父親的病》兩篇文章中，當然算不得“正面人物”。她的“嘁嘁喳喳”撥弄是非，她的散布謠言，以及她的說謊，都現出著紹興民間一種類型的形貌，也是魯迅童年時代的一個不能忘卻的女性。。

衍太太對魯迅有過大的傷害處，是散播關于魯迅的流言：“說我已經偷了家里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里。”其實是衍太太慫恿魯迅去偷母親的錢或者偷了母親的首飾去換錢，被魯迅拒絕。對此，魯迅有一段話值得玩味：“倘是現在，只要有地方發表，我總要罵出流言家的狐貍尾巴來，但那時太年輕，一遇流言，便連自己也仿佛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他是在將衍太太當作童年時代的流言家，與成人時代的流言家陳西瀅之類并列著。“好。那么，走罷！”（《瑣記》），影響當然也是嚴重的，便離開家去了南京。

不同的是，衍太太并不是一味地不好，魯迅也還寬容地甚至有些回想地記起她的另外的“品德”：比如衍太太對于兒童們的自由放任，鼓勵孩子們冬天吃冰與“比賽打旋子”——雖然等到阿祥摔倒，她又會說“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但畢竟“孩子們總還喜歡到她那里去”。至于父親斷氣前聽了衍太太催促大叫呼喊“父親”而造成臨死時父親的痛苦，則魯迅每每想來“就覺得這卻是我對于父親的最大的錯處”（《父親的病》）。

魯迅關于女性的言說

魯迅有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關于婦女的解放》。魯迅很少為別人指路，曾說“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但他唯獨關于婦女的解放說得斬釘截鐵，他從孔子“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養”字，不僅透析出兩千年來中國社會對于女子的輕蔑、侮辱與壓迫，體味著由此產生的無窮無盡的痛苦，更從一個“養”字得出必須經濟獨立而后達到社會地位平等的結論:“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必須地位同等之后，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會消失了嘆息和苦痛。”而這個平等地位之下的經濟權的獲得，不是等來的，而要靠從奴隸的處境中站起來斗爭。“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斗。但我并非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的拿槍，或者只給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我只以為應該不自茍安于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斗。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為了現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斗爭，也還是必要的”——這里，魯迅特別強調了兩點：將婦女的解放放在整個社會的解放之中，而要通過斗爭獲得這樣的解放必須要有一個“思想解放”的前提。

這是魯迅成熟的思想，早在十年前他就寫下過《娜拉走后怎樣》，而且預言沒有經濟地位的娜位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魯迅當然在謀婦女的真正解放，而且“單知道仍然要戰斗”。

女性要有愛與被愛的權利。祥林嫂、王阿花、金淑姿、蕭紅，包括無數個娜拉，都可以自由地愛與被愛，像那個子君一樣，“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而且，不僅是宣告，還要有能夠實行的經濟基礎與社會輿論的后盾，讓愛情能夠“時時更新，生長，創造”（《傷逝》），沒有使人凍餒而死的風雪，也沒有人言的可畏。

而愛的權利的獲得，必須要有持久而韌性的斗爭。“我們能夠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鴟鸮便鴟鸮般叫。我們不必學那才從私窩子里跨出腳，便說‘中國道德第一’的人的聲音。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隨感錄四十》)。

魯迅還告訴我們：斗爭最重要的任務，是砸碎了兩千年間舊的道德的枷鎖，通過啟蒙，點燃思想解放的大火。枷鎖之一，是對于女性格外的節烈的要求與規范。《我的節烈觀》是魯迅思想性與戰斗性極強的一篇重要文章，他直接揭開現實的猙獰面目：“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著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他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議論。”怎么辦呢？“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愿：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愿：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們還要發愿：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枷鎖之二，現實的黑暗正淹沒與殘害著女性：“在文明各國中，女人不和男人一同演劇的是，雖然可羞，雖然可慘，只有中國了……當大眾之前，明明買著三四個姨太太，并不覺得不道德，而于男人和女人一同盡力于藝術的事倒說是不道德，這國度是怎樣黑暗的國度呵”（《觀北京大學學生演劇和燕京女校學生演劇的記》）。“連土匪也有堅壁清野主義，中國的婦女實在已沒有解放的路”（《堅壁清野主義》）。枷鎖之三，禮教與歷史的深重包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卻要比嫖妓更高明。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終身的活財產。當新婦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時候，她只有義務，她連講價錢的自由也沒有，何況戀愛。不管你愛不愛，在周公孔圣人的名義之下，你得從一而終，你得守貞操。男人可以隨時使用她，而她卻要遵守圣賢的禮教，即使‘只在心里動了惡念，也要算犯奸淫’的”（《男人的進化》）；“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長遠了”（《女人未必多說謊》），“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阿金》）。怎么辦呢？當然是砸碎了枷鎖！“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那么，無論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里去”（《忽然想到》之七）；持續地施以教育，文化的教育、人的平等權利的教育、性的教育，“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在魯迅那里，他還為我們做出了一個榜樣，這便是發現女性的美。“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在《女人未必多說謊》里，魯迅引用了五代十國后蜀花蕊夫人的這首詩后，“快哉快哉！”的快評，讓古代這位女子的陽剛之氣呼之欲出。“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是魯迅《小雜感》中的一句話，是在抒釋女性的無私的愛心之美。就連悲絕投繯的女吊的形象，魯迅也在發現著她的美并從心里喜愛著：“石灰一樣白的圓臉，漆黑的濃眉，烏黑的眼眶，猩紅的嘴唇……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遠處隱約著一位這樣的粉面朱唇，就是現在的我，也許會跑過去看看的”。等到她“兩肩微聳，四顧，傾聽，似驚，似喜，似怒，終于發出悲哀的聲音”，形象美里又透出著魂靈的悲劇之美。

聽到美的女性的悲哀的聲音，設身處地地體會她們的苦難與呻吟并深思熟慮地找出療救的辦法，魯迅在麻木的國度里開掘出一道清涼的小溪，灌溉而又醒世。我還注意到魯迅1913年2月3日，在北京紹興會館寫下的40個字，是對于自已手繪的明器略圖所做的題識：“偶人象一，圓領披風而小袖，其裙之襞積系紅色顏料所繪，尚可辨，高約八寸，其眉目經我描而略增美。”這位遠在明代的只有八寸高的人偶像，在魯迅的心中手上，不僅紅色的褶裥、窄袖與圓領的披風已具有了人的溫度，那雙細長的眼眉，更流動起情感的波光。

百年魯迅，女性被壓迫被損害被侮辱的見證者，一位呼喚以斗爭獲得婦女平等解放的戰士與女性之友。

2022年9月15日至10月12日寫于濟寧方圓忻居墾荒齋

（本文刊發于2023年《書屋》第5期）

李木生簡介：山東省散文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講師團專家，濟寧散文學會、淄博市散文學會名譽會長。發表出版散文作品近300萬字，作品曾被《人民文學》《當代》《十月》《大家》《鐘山》《花城》《隨筆》《新華文摘》等刊物重點推介，并入選《三十年散文觀止》、《新中國70年文學叢書散文卷》、《新中國散文典藏》、《中國百年散文》等二百余部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