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寶祥 | 《墨經》中的“知”論

從古至今，人類始終致力于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探究天地萬物、現實生活何以如此的終極根源，其中就涉及指向認識論的關乎人的認識能力如何形成、思維與經驗如何統一的形而上學問題。在人類文明早期，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便先后從“數”“理念”“形式因”出發，探討客觀事物的本質；先秦時代的中國也形成了自身的認識論傳統，以《墨經》最具代表性。墨家長期重視生產勞動、技術實踐與邏輯論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特色鮮明的“知”論。

《墨經》“知”論的宗旨是“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名”指名稱與概念，“辭”指判斷與命題，“說”指論證與推理。“以名舉實”包含兩層內容：一是借助名稱摹擬客觀實物，二是依靠概念指稱相應事物。《墨經》認為，“以名舉實”的關鍵在于把握事物的本質特征，而把握本質、構建概念的最佳方式便是摹擬與抽象。墨家學派中手工業者眾多，工匠制作器物必先打造模具，模具正是對實物的直觀摹擬，這一實踐邏輯與《墨經》的認知路徑高度契合。“以辭抒意”作為認知的中間環節，側重以語言語句承載思想義理，通過經驗歸納形成對客觀事物的基本認識，再經由言說論辯提煉出有效的求知方法，體現出對語言準確性、經驗關聯性的嚴格要求。“以說出故”著重強調推理過程中的因果關系：若甲僅為乙的部分原因，由甲推乙未必有效；只有甲直接、完全導出乙，二者才構成必然因果。從“以名舉實”“以辭抒意”到“以說出故”，《墨經》逐步厘清“知”論的內涵，確立明辨是非、區分同異、研判利弊的認知目標。

《墨經》“知”論的思想淵源，可追溯至墨子提出的“三表法”。《非命上》曰：“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本”是“古者圣王之事”的歷史維度，“原”是“百姓耳目之實”的經驗維度，“用”是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標尺的功效維度。墨子依托“三表法”，確立了檢驗認識成果與實踐行為是否合理有效的三重標準。《非攻》曰：“以往知來，以見知隱。”《經下》曰：“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在墨家看來，現實事物可以被認識，人的感官見聞與客觀經驗是認知形成的基礎，由“已知”推出“未知”是認知拓展的關鍵步驟。人們在社會實踐中不斷歸納總結經驗，逐步獲得辨別是非的能力，當認知水平達到一定層次時，認識與實踐便可相互印證、彼此推動。

在認識與實踐的互動中，《墨經》劃分出經驗之“知”與推理之“知”兩種認知類型。經驗之“知”依賴客觀現實與親身實踐而形成，推理之“知”則偏向邏輯判斷與理性思辨。《經上》曰：“知，材也；慮，求也；知，接也；，明也。”《經說上》釋曰：“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知”是認識能力，“求知”是認識的具體展開過程。在墨家看來，僅有認識能力，無法獲得實質性知識；僅憑感性直觀，也難以洞悉事物的本質，故而完整的認知活動離不開主體的思慮。“思”將人的感官與心靈相連，凸顯認知活動的內在性與主動性。那么如何保證“思”的有效性？《墨經》舉例說道，若以歪斜的姿態觀察事物，所見的形象亦會歪斜，因此必須選擇正確的求知路徑。《墨經》將人與外物建立感性關聯的經驗之“知”稱為“接—知”；在此基礎上，通過邏輯判斷與理性思辨形成的推理之“知”，即“明—知”。無論是經驗之“知”還是推理之“知”，都必須經受現實與實踐的反復檢驗，唯有持續兼顧邏輯合理性與客觀真實性，才能獲得嚴謹可靠、貼合實際的真知。

立足邏輯規律與客觀實際，《墨經》逐步明確了“知”的來源與類型。《經上》曰：“知，聞、說、親；名、實、合、為。”《經說上》釋曰：“傳受之，聞也；方不障，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墨經》認為，“知”有三種主要來源：一是目見耳聞的直接經驗，二是邏輯推理的方法依據，三是親身實踐的效果檢驗。明確了“知”的來源，便可進一步界定“知”的具體分類。《墨經》將“知”分為“名”“實”“合”“為”四種：“名知”是關于概念本身的知識；“實知”是關于事物及其屬性的知識；“名知”與“實知”相合，構成綜合的知識，即為“合知”；“為知”檢驗行動效果，本質上是關于實踐的知識。《墨經》關于“知”的劃分頗為清晰，但依舊留存諸多有待深究的問題：“名知”與“實知”如何結合？結合之后的“合知”如何指導人的認識活動？“合知”與“為知”的區別何在？受限于《墨經》言簡意賅的文本特質，其并未系統闡釋“名知”“實知”“合知”“為知”四者之間的內在關聯。因此，唯有將《墨經》置于先秦百家爭鳴與名辯思潮的整體語境之下，才能理解“名、實、合、為”的“知”論范疇。透過《經上》《經說上》不難發現，墨家既秉持“知行一體”的價值理念，又堅守“名實合一”的邏輯準則。墨家認為，“名”的主要功能在于認識“實”；以“所以謂”“所謂”界定“名”“實”，意在強化概念指向的準確性；“名”對“實”的指向性越強，“名”“實”之間的對應關系就越穩固。名實關系的論證，也為知行關系的辨析與認知活動的開展提供了保障。

在追求“名實合一”的過程中，《墨經》逐步歸納出“或”“假”“效”“辟”“侔”“援”“推”等七種認知方法。“或”為不盡然；“假”為假設；“效”為墨家“知”論的基本準則，合于“效”則是，不合于“效”則非；“辟”為譬喻，就語言層面而言，“辟”是修辭手法，就論辯層面而言，“辟”是論證手段，先秦諸子中，莊子、孟子、荀子也擅長譬喻，相較之下，莊子重玄思，孟子重氣勢，荀子重立論，而墨家更重邏輯推進；“侔”為類比，根據兩個事物在若干屬性上相同或相似，從而推出它們在另一屬性上也相同或相似；“援”為援引；“推”為類推，從已知事物的本質、規律出發，推導出未知事物也具有同類本質、規律的認知方法。

基于類比與類推的認知方法，《墨經》清晰界定了邏輯層面的“同”“異”概念。墨家通過歸納具體事物，將“同”分為“重同”“體同”“合同”“類同”四種。“重同”為兩個事物本質相同，如“狗”與“犬”的“二名一實”；“體同”為同屬一個整體之下的部分相同；“合同”為空間關聯之同；“類同”為屬性之同，如“白馬”“白牛”共同具有“白”的顏色屬性。論及“同異”，《墨經》還有更為高明的說法。《經上》曰：“同異而俱于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同異而俱于一”指同異作為對立屬性可轉化亦可共存，“同異交得”指事物的同一性與差異性以彼此交互的方式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墨家認為，同與異的交互是推進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小取》也寫道，“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大同之中往往蘊含小異，大異之中總是存在小同。一物與他物再相異，也無法遮蔽二者存有共性的客觀事實；一物與他物只要不全同，就必然隱含某種差異性。可見，《墨經》對同異關系的認知飽含辯證思維。

就先秦哲學史的視角來看，《墨經》以經驗歸納為基礎、以實踐檢驗為特征，構建起不同于西方認識論體系的“知”論。《墨經》強調名實合一、知行一體，避免認識脫離現實，形成了由淺入深、由直觀到真知的認知路徑，其中蘊含的實證精神與邏輯自覺，體現出區別于儒家心性倫理與道家生命玄思的認知取向。雖然《墨經》未能發展純粹的形式邏輯，但其強調動機與效果相結合、認識與實踐相統一的“知”論，仍為古代社會奠定了求知與求真的傳統根基，亦為現代中國提供了“經驗—理性—實踐”相貫通的思想樣本。

原載：《光明日報》2026年6月1日

作者：田寶祥，系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