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巖老革命1927入黨1930建紅軍游擊隊甘做供銷工作

他1930建紅軍游擊隊，1950年過六旬率民兵剿匪，赤誠為黨可鑒日月

戴大夫，原名戴普送，1887年出生，浙江省黃巖縣東南鄉蔣僧橋村人，小地主家庭出身。

他父親早亡，祖上留下30多畝田地和4間房子，母親帶著他們兄弟兩人務農為生，家境較為寬裕。但人生總是會有意外和不幸，在家里遭土匪搶劫時，戴普送的右腿被搶打傷，落下了殘疾，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好像撐船的船老大一樣。以前在東南鄉一帶，船老大還有一個別名叫“大夫”，后來人們就習慣把他稱為戴大夫了。

“若我死國盛，則雖死猶榮。”這十個字在戴大夫的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

1927年秋，共產黨員林泗齋帶著黨的使命回到家鄉田際村，秘密開展革命活動，發展黨的組織。他了解鄰村戴大夫的為人，便特意找他談心。

他和戴大夫談起農民苦情和社會的不公，指出要想改變這個世道，必須靠農民弟兄的團結和共產黨的領導。戴大夫茅塞頓開，覺得從此有了解救農民的好辦法。此后，戴大夫經常與林泗齋接觸，并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要求。

1927年冬，經林泗齋介紹，戴大夫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春，蔣僧橋村建立了新橋地區第一個中共支部，由戴大夫任支部書記。

當年5月下旬，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團省委書記曹曉時到臺州巡視。到黃巖時，在戴大夫家召開全縣黨、團活動分子會議，成立了中共黃巖縣首屆縣委，共青團首屆縣委亦同時成立。戴大夫被推舉為縣委委員。縣委機關就設在戴大夫家。戴家成了路橋革命斗爭的重要據點，也一直是黨的聯絡點和接待站。

6月下旬，浙南特派員管容德到黃巖指導工作，在路橋召開黨、團縣委聯席會議，傳達省委指示精神。會議決定采取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方式，利用國民黨的減租條例和村農民協會名義，在東南鄉發動早季“二五”減租斗爭。

戴大夫協助林泗齋在新橋鄉的蔣僧橋和田際一帶，領導各支部的黨、團員和群眾骨干，發動廣大佃農起來投入減租斗爭。戴大夫組織了黨、團員10余人，乘著夜色，分頭將減租標語和復制的布告貼遍周圍各地的村莊、路廊。不到幾天時間，減租斗爭深入人心，廣大佃農情緒高漲。

7月上旬，早稻黃熟，臨近收割。林泗齋和戴大夫秘密召集各村支部書記開會，決定第二天在三娘廟舉行群眾大會，然后進城游行請愿，要求黃巖縣政府履行減租法令。

不料，第二天當群眾大會結束，請愿隊伍準備出發時，他們得知黃巖當局已令軍警封鎖城門。為了避免無謂的傷亡，林泗齋和戴大夫決定取消進城請愿。

三娘廟集會以后，當地豪紳地主勾結反動政府，將林泗齋逮捕入獄。接著，縣委書記林冶亦動搖脫黨，剛剛發動起來的減租斗爭受到挫折。

面對反動勢力的猖狂挑戰，戴大夫不懼恐嚇。他組織黨、團員繼續發動佃農，堅持斗爭。他們先制服了出頭的地主林福照三，使其他地主深感組織起來的農民之可畏，不得不表示愿意遵守“二五”減租規定。

蔣僧橋、田際一帶減租斗爭的消息很快傳到鄰近各地。溫嶺縣下馬灣村減租受阻，他們也想殺殺地主的威風，便向戴大夫提出支援。戴大夫就帶領本村幾名骨干分子，攜帶一支駁殼槍趕至下馬灣，暗中將一名受地主雇用、向佃農強行收租的警察擊斃，其他警察再也不敢為地主保鏢，從而使下馬灣的減租斗爭得以順利進行。

戴大夫領導的“二五”減租，在東南鄉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一度流行著“田際省，蔣僧橋府”的說法。

自林泗齋被捕、林冶脫黨以后，黃巖縣委一度處于癱瘓狀態，革命形勢趨向低潮，但戴大夫仍然隱蔽堅持。1929年5月，戴大夫被指定為黃巖臨時縣委委員。

1929年春，黃巖城里的官僚地主和資本家勾結反動政府開辦“鹽廒”，收購了從海門到金清沿海的私鹽，并貼出布告，“禁賣私鹽”，強令群眾改吃“官鹽”，壟斷了食鹽買賣。

鹽廒以低價進高價出的手段，使食鹽價格一下子上漲6倍。其他貨物也隨鹽價而飛漲，天災加上人禍，廣大貧苦百姓特別是西部山區（舊稱西鄉）的農民，更是苦不堪言。

在城鄉民怨沸騰的情況下，中共黃巖縣委發動群眾進行拆除鹽廒的游行。戴大夫等人帶著浩浩蕩蕩的隊伍，在高呼“取消官鹽，讓我們吃私鹽”的口號中向黃巖縣城進發，途中不斷有群眾自發加入隊伍。當游行隊伍來到黃巖小南門的時候，聚集的群眾達3000余人。但是游行隊伍遭到血腥鎮壓，為了避免更大傷亡，在縣委的指示下，游行隊伍撤出了縣城。

這次游行是路橋黨組織成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斗爭，迫使當局解散了“鹽廒”，取消了“官鹽”。

1930年4月，臺州中心縣委書記石瑞芳在路橋主持會議，重建了黃巖縣委。戴大夫又被指派為縣委委員。

同年7月，浙南特委組織部部長兼臺州中心縣委書記石瑞芳來到黃巖，在戴大夫家召開黃巖縣委會議。根據特委指示和“打鹽廒”的深刻教訓，會議決定正式建立紅軍游擊隊，以革命的武裝對付反革命的武裝。

1930年7月，戴大夫和戴元譜受上級派遣，在葡萄坑當地原有武裝組織的基礎上吸收黨員骨干，組建了一支隸屬于紅十三軍一團40余人的紅軍游擊隊。同時，他們還把附近一些土著武裝爭取過來，結為同盟，壯大自己的力量。

游擊隊建立后，四周的地主豪紳紛紛密報要求派兵“圍剿”游擊隊。9月11日，國民黨黃巖縣團防游擊總隊總隊長蔣亨周帶領100余人，星夜趕至葡萄坑進剿紅軍游擊隊。由于戴大夫等事先得知消息，做好了準備，打得蔣亨周大敗而歸。

1931年以后，反動勢力瘋狂反撲。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中共臺州中心區委和中共黃巖縣委先后遭到破壞，路橋地區的黨組織失去上級領導。葡萄坑紅軍游擊隊把槍支埋藏起來，分散隱蔽。

1932年9月，縣委書記楊云震被捕以后，黃巖地下黨組織均失去領導或遭破壞。

在嚴重的危難時期，戴大夫隱居家鄉，仍然從事秘密活動。他秘密聯絡分散隱蔽的同志及進步人士，互相交流情況，分析形勢，商討對策，并賣掉自己的家產，購買槍支，組織小股武裝，與反動派周旋。

有時戴元譜到他家避難，就會受到他全家人的多方關照。不久，戴大夫也遭到通緝，國民黨兵經常到他家搜查，他也被迫四處隱蔽。

有一次，戴大夫悄悄回家。不久，見到一群國民黨士兵向他家竄來。他沉著地緩步出門，隨手抱起門口一個坐在竹椅中的鄰家娃娃，在娃娃屁股上扭了一把，隨后對著啼哭的孩子說：“不要哭，不要哭，送你吃奶去。”有個士兵大聲喝道：“戴大夫在哪里？”戴大夫隨手向西邊一指：“在那邊。”國民黨士兵便一窩蜂地向西邊擁去，戴大夫乘機得以脫身。

1936年，國民黨兵到蔣僧橋逮捕戴大夫。在沒有找到他的情況下，國民黨兵開槍恐嚇他的家人，將他的獨生兒子戴賢吉逮捕入獄，并查封了他家屋門。

戴賢吉在獄中五六年時間受盡折磨，遭坐老虎凳、吊打、灌辣椒水等酷刑，后來盡管從監獄逃出來，還是落下了病根，年紀很輕就去世了。

此后，戴大夫背井離鄉，避往上海，在一家地下黨開的商店內做工。直至抗日戰爭爆發，他才返回故里。

1938年春，中共黃巖臨時工委書記林泗齋通過個別鑒，在新民鄉首先恢復了戴大夫等人的組織關系，并建立了中共蔣僧橋村支部，由戴大夫任書記，他家也成了黨的聯絡站。從此，他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

抗戰初期，黃巖縣委建立了與保全、新民兩鄉鄉長的統戰工作，派黨員和積極分子分別擔任了田際、鄭際和蔣僧橋三保保長，并在此基礎上先后建立了田際、蔣僧橋兩個保隊，后來組成三保聯防隊，由鄭仙球、戴大夫負責領導。

這實際上是我黨領導的一支武裝力量，由二三十人組成，擁有10多支槍。他們保衛特委領導安全，幫助群眾堅持減租，防止壞人敲詐搶劫，為黨和群眾做了不少工作。

1939年4月，中共黃巖縣委在蔣僧橋召開首次黨員代表會議。縣委把會場布置和接待、保衛任務交給了戴大夫。他想方設法將會議地址布置在一條船上，自己帶領一些隊員通宵站崗放哨，保證了20多位代表的安全，使會議得以順利召開。

抗戰勝利前夕，浙東共產黨組織派應為民來到黃巖，對抗日戰爭時期的黨員作個別聯絡和考察工作。1946年下半年，經上級批準，恢復了戴大夫的組織關系，并在他家建立了黨的聯絡點。

戴大夫從此又煥發了革命青春。他在當地發展黨員，堅持減租，接待來往同志，尤其在組織民兵斗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戰爭開始后，戴大夫將原來的聯防保隊逐步擴大，發展成為一支由黨支部直接領導的民兵隊伍。他還積極幫助其他村莊建立民兵組織。

1948年，國民黨為了內戰需要，大肆征抽壯丁，一些鄉保長和土豪劣紳乘機敲詐勒索，大發橫財，人民群眾無比憤慨。

戴大夫在中共椒路工委領導下，首先在蔣僧橋、田際一帶，以民兵為骨干，充分發動群眾，向反動政府開展抗丁斗爭。他和各村約定，不論白晝黑夜，一村發現來人抓丁，立即鳴鑼為號，各村男女老少攜帶鋤頭、刀槍，一齊前往阻攔，迫使國民黨兵不敢動手。后來其他村莊見此法甚好，也都紛紛仿效。

1949年1月28日（農歷除夕），戴大夫在上級的指示下，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抗抽壯丁示威。這天晚上，蔣僧橋首先鳴鑼，接著橫街、路橋、洪家一帶鑼聲齊響，群眾手持槍械，聚集街頭，高呼反對抽丁口號，鑼聲、喊聲震天動地，鄉保長和軍警驚恐萬狀，從此再也不敢前去抽丁了。

黃巖解放前夕，為配合解放軍的迅猛攻勢，戴大夫率民兵四處繳槍。他們在路橋、新橋、澤國一帶收繳了地主、鄉公所的槍支數百支，并控制了大片鄉村政權。

黃巖解放后，年逾六旬的戴大夫革命銳氣仍不減當年。

國民黨殘留在黃巖內地及一江山島、大陳島的反革命武裝分子還相當猖獗，他們不甘失敗，瘋狂地進行暗殺、破壞和顛覆活動。戴大夫不顧年高體弱，率領蔣僧橋的武裝民兵，投入剿匪戰斗。他們白天參加生產勞動，晚上集中睡在戴大夫家中，一旦發現匪情，就立即出動。

1950年3月16日拂曉，大陳匪軍乘駐黃野戰部隊開赴山舟前線，沿海兵力薄弱之機，糾集400余人，分3路進犯金清。戴大夫聽到槍聲，立即率領蔣僧橋、田際民兵30余人，一路奔跑趕至金清參戰。

他們協同縣大隊第二中隊和當地干部、民兵，打退了中路匪軍的多次強攻，迫使該路匪軍狼狽撤退。以后，戴大夫還曾多次率領民兵參加剿匪斗爭。

進入和平建設環境后，戴大夫沒有居功自恃。他家鄉的一個供銷社工作，在普通平凡的崗位上默默無聞地為人民服務。1956年，組織上考慮他體弱多病，就讓他退休回家。

在艱苦的斗爭中，戴大夫總挺身而出，傾其所有。為籌措斗爭經費，他家里的30多畝良田逐漸變賣，到最后只剩下3畝糊口。

戴大夫的曾孫戴嶠回憶：“曾祖父當時把地都賣掉換成銀元，鋪在床上滿滿一堆，最后都捐獻給革命事業了。”

1968年11月13日，戴大夫在家中病逝，終年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