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上唯一支持博古李德的人，建國后其子參觀舊址：感謝講解

遵義會議上，公開替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辯護的人，通常只記下凱豐一人。多年后，他的長子何明走進遵義會議舊址，聽講解員講到父親的這段經(jīng)歷，沒有要求回避，反而向對方表示感謝。

“歷史就應該照實講。”

父親犯過什么錯，兒子沒有遮掩?？蓜P豐的一生，也沒有停在遵義會議的那次發(fā)言上。

凱豐原名何克全，一九〇六年出生于江西萍鄉(xiāng)。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進入武昌中山大學學習，隨后參加共青團，并赴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

這段求學經(jīng)歷改變了他。

一九三〇年回國后，何克全轉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開始使用“凱豐”這個名字。他先后從事共青團和黨的宣傳工作，曾在香港被捕，獲釋后進入中央蘇區(qū)。

一九三三年，凱豐出任少共中央局書記。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他擁護當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以及共產(chǎn)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指揮方針。

代價很快出現(xiàn)。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被迫長征。一九三四年末，湘江戰(zhàn)役造成嚴重損失，紅軍的處境已經(jīng)十分危險，改變軍事領導和指揮方式成了迫在眉睫的問題。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集中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的經(jīng)驗教訓，毛澤東對軍事指揮中的錯誤作了系統(tǒng)分析。

凱豐沒有贊同。

在與會者陸續(xù)轉變態(tài)度、支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情況下，凱豐仍然站出來替博古、李德辯護。黨史著述在概括這場爭論時，常將他記作會上唯一明確堅持支持博古、李德意見的人。

他為什么如此堅持？

凱豐長期從事理論和宣傳工作，又有莫斯科學習經(jīng)歷。他當時更相信已經(jīng)形成的理論判斷，對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實際情況缺少足夠認識，也沒有及時看清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根本原因。

會議沒有采納他的意見。

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tǒng)治，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凱豐則成了這場重要會議上那個醒目的少數(shù)者。

但事情并未停在這里。

離開遵義后，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逐步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戰(zhàn)爭實踐讓凱豐重新認識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他后來承認自己在遵義會議上的認識是錯誤的。

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企圖另立中央。凱豐沒有因為自己在遵義會議上受過批評而疏遠黨中央，反而堅決維護中央的統(tǒng)一，并撰文批判張國燾的分裂活動。

他改了。

到延安后，凱豐繼續(xù)從事宣傳、教育和理論工作。一九三七年，他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校歌作詞，開篇便是：“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子孫。”

這首歌由呂驥作曲，唱遍抗大校園。它與后來創(chuàng)作的《團結就是力量》并不是同一首歌，凱豐真正留下的是那首雄壯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凱豐還參與黨的宣傳文化工作，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等職。延安整風期間，他進一步檢查自己過去受教條主義影響的問題。

承認錯誤并不輕松。

對凱豐而言，那不是刪掉一段履歷，而是用此后的行動重新作答。他繼續(xù)留在黨的重要宣傳和理論崗位上，沒有因一次錯誤選擇便離開革命隊伍。

新中國成立后，凱豐先在東北工作，后來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馬列學院院長等職。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年僅四十九歲。

多年以后，何明走進遵義會議舊址。講解員依照歷史講到凱豐當年的錯誤立場，他站在父親曾經(jīng)開會的那座樓里，安靜聽完，并向講解員道謝。

沒有辯解。

墻上的照片、會議室里的桌椅和父親留下的名字都沒有改變。何明走出舊址時，也沒有要求抹去那次錯誤——照實講完，才是對歷史和父親完整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