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的兩種死法

徐渭一生只中過秀才。二十歲入學，此后八次參加鄉試，一次也沒考中。四十六歲那年，他因殺妻下獄，連秀才的身份也被革去。這個被時人稱為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人，從此徹底斷絕了科舉入仕的可能。

徐渭的才華是公認的。詩文、書畫、戲劇，無一不精。他八歲時業師就期許他為謝家寶樹，十歲時知縣勉勵他期于大成。可這樣的天才，偏偏被困在秀才的層級里動彈不得。科舉之路壅塞，向上流動性極小，他只能在縣學生員、教書先生、幕府書記、筆耕文人之間來回轉換。他做過胡宗憲的幕僚，胡宗憲倒臺后他一度發狂，作《自為墓志銘》，用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三次自殺而未死。晚年的徐渭老病貧交加，七十三歲時死于所寄居的兒子岳父家中。一個自負才華的人，終其一生連舉人都沒考上，最后在潦倒中死去。

與徐渭的潦倒形成對照的是另一類秀才的活法。萬歷四十三年秋天，松江華亭發生了一件事。大書畫家董其昌的次子董祖常看中了家仆陳明的繼女綠英，率悍仆陳明糾眾打毀生員陸兆芳的家，將綠英強行搶走。董家勢壓鄉里，輿情早已不服。有讀書人編出唱本，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在閭巷流傳。董其昌又羞又怒，懷疑唱本出自親戚范昶之手，逼他來對質。范昶矢口否認，到城隍廟賭咒發誓。回家十來天就氣死了。

范昶父子都是秀才。此事在讀書人中激起公憤。一郡生員為范家鳴不平，先是向官府控告，繼而飛章傳檄，遍及大街小巷，連街上的小孩子也在唱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三縣一衛的百姓齊來華亭，擁擠于道路兩旁，不下十萬，罵聲如沸。董家被焚搶一空，三處住宅燒為白地，董其昌一生搜集的字畫也成了灰燼。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民抄董宦事件。

范昶這個秀才死得冤。他什么都沒做，只是聽了別人編的唱本，就被董家逼到死。而他死后，成百上千的生員為他鳴冤叫屈，最終把董家燒了。這說明什么？說明秀才這個群體雖然個體可能窮困潦倒，但一旦聯合起來，能量極大。事關一人，乃倡通學，事關本學，乃聯各學，遂成地方政治中的一大力量。一個范昶死了，千萬個范昶可以為他報仇。

但秀才們替范昶出頭，真的只是為了公道嗎？當然不全是。范昶是秀才，董其昌也是秀才出身。這件事本質上是一個特權階層內部的沖突。董家仗著勢大欺壓另一個秀才，觸動了整個秀才群體的利益底線——如果今天董家可以隨便逼死范昶，明天就可能逼死任何一個人。

徐渭和范昶，代表了秀才的兩種死法。徐渭是困死在秀才的身份里，一輩子爬不上去，最后貧病交加而死。范昶是被另一個更大的特權者踩死，連秀才的身份都保不住他。兩種死法看似不同，根源卻是一個：秀才這個身份太脆弱了。說它有用，確實有用——免役特權、高于平民的社會地位、聚眾鬧事的能力。說它沒用，也確實沒用——在真正的權貴面前，秀才什么都不是。董其昌的兒子敢帶二百人打砸陸秀才的家，就因為知道一個秀才翻不起大浪。范昶被逼死，官府也沒怎么管，直到事情鬧大、百姓抄家，才不可收拾。

這種不上不下的處境，把秀才逼成了兩種人。一種是徐渭這樣的，憤世嫉俗，走向癲狂。一種是惡霸型的，既然往上爬不上去，就在下面作威作福。后者更普遍。明代后期，生員利用免役特權，或買富差貧，詭寄錢糧，或出入公門，勾結胥吏，干預行政。顧炎武說得狠：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他把生員和鄉官、吏胥并列，認為是禍害百姓的三種人。

秀才橫行鄉里到什么程度？市井之人相爭，常威脅說我雇秀才打汝。這句話的信息量極大。第一，秀才是可以花錢雇來打人的。第二，秀才打人有威懾力，因為他們的身份特殊，官府不好管。第三，這說明秀才已經淪落到和打手差不多的地步了。一個本該讀書明理的人，變成了可以花錢雇用的暴力工具。藍袍大王的稱號就是這么來的。秀才不再是溫文爾雅的藍袍先生，而是形同無賴一般。

正德年間，霸州秀才趙璲乘劉六劉七之亂肆行殺掠，毒流數省。秀才為盜，比普通人危害更大。因為他的身份本身就是護身符，官府抓了他，還要顧忌讀書人的名聲。而他自己也清楚這一點，所以更加肆無忌憚。萬歷四十年元宵節，涇縣幾個童生去某顏鄉紳家看戲發生沖突，一個童生被毆死。僅一天時間，周圍五縣的童生便發動起來，圍攻顏家，把家財搶得精光。這幫人的組織能力和行動力，比官府還快。

朝廷難道不知道這些亂象嗎？當然知道。明太祖立過臥碑，規定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可規定歸規定，執行歸執行。五十萬生員，法不責眾。誰也不敢擔上迫害讀書人的名聲。于是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更荒誕的是，秀才們作惡的同時，自己也在被更大的惡壓迫。徐渭被科舉制度壓死，范昶被董其昌壓死。他們一邊欺負百姓，一邊被權貴欺負。這個群體就像夾在磨盤中間的豆子，上下擠壓，碎成粉末，粉末又去磨別人。

董其昌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白手起家，至家產極為可觀，主要來源是大批的投靠。投靠是明代賦稅制度下特有的一種現象，貧民把田產投獻給勢家，換取庇護，逃避賦役。董其昌靠這個發了大財，家中的豪奴悍仆專恣橫行，聚斂多方。他自己是書畫大家，官至禮部尚書，表面上風光無限。可民抄董宦之后，他一生搜集的字畫化為灰燼，名譽也一落千丈。一個靠投靠制度起家的人，最終被制度養出來的民憤吞噬。

這就是秀才這個群體的全部悲劇。他們是被制度制造出來的，又被制度困住。往上走的路太窄，幾十萬人擠一條獨木橋，絕大多數人掉下去。掉下去又不甘心，就在下面拼命抓撓，抓不到別的就抓身邊的人。于是弱者欺負更弱者，強者碾壓弱者，整個社會在內部摩擦中不斷失血。朝廷知道問題在哪，但不敢動。動了五十萬秀才，就等于動了五十萬個家庭，牽涉的人口以百萬計。帝國的基層治理靠的就是這幫人，動了他們，誰來管地方？

不動，就讓制度繼續腐爛。動了，可能立刻崩潰。明代的選擇是不動。于是徐渭繼續潦倒，范昶繼續被欺負，藍袍大王繼續橫行。直到王朝覆滅，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

徐渭死的時候七十三歲，窮困潦倒。范昶死的時候大約四五十歲，被逼而死。他們活在同一個時代，都是秀才，都是讀書人，都死得不明不白。一個死于爬不上去，一個死于被人踩下來。秀才這個身份，既不能保護徐渭，也不能保護范昶，卻能讓他們去欺負比他們更弱的人。這大概是明代制度最殘忍的地方——它給了一個群體虛假的安全感，讓他們以為自己是人上人，實際上他們和那些被他們欺負的百姓一樣，都是制度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