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景 | 聲音如何參與國家的建設

以國家與聲音為基本架構，我們不僅能看清國家力量如何塑造聲音，還能同步觀察到市場、社會力量如何與之互動，最終共同繪就現代中國聲音歷史變遷的全景圖。

原文 ：《聲音如何參與國家的建設》

作者 |浙江傳媒學院播音主持藝術學院副教授 詹晨林

圖片 |網絡

聲音作用于聽覺，是人類感知世界最直接的通道之一。然而，古登堡印刷術以機械化的文字印刷開啟了一個屬于視覺的現代時空。西美爾甚至認為，現代性集中體現在視覺方面，因為現代社會集中“表現在眼的活動大大超越耳的活動”。聲音，這一深刻塑造著社會感知與個體經驗的維度，在現代性問題上被“靜音”了。

20世紀70年代以來，聲音研究開始勃興，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已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跨學科領域，包含眾多不同的但往往相互重疊的分支”。19世紀中期以后，一系列技術革新出現——電話、無線電廣播、電視、手機讓聲音傳輸突破空間限制，誕生了包含生產、儲存、流通全鏈條的現代傳播流程，徹底將聲音從混沌一體的原生狀態中剝離，讓聲音從感性的、內在的、一體的狀態進入理性的、分離的境地，與現代性的理性、脫域形成對應關系，經由現代媒介發出的、被理性重新塑造的聲音由此成為現代性的鮮明象征。

文藝美學領域率先開啟了對聲音現代性的討論。2007年，胡安.A·蘇亞雷斯（JUAN A.SUAREZ）在《流行現代性：噪音與日常生活的再定義》一書中明確提出了“聲音現代性”的概念，認為現代媒介技術重新組織了聲音，引導人們的聽覺發生變化，并在世紀之交徹底改變了日常生活和文化生產。這種變化、沖擊與齊美爾、本雅明等人所描述的現代生活所具有的特征完全一致，由此形成了聲音現代性的概念。此后，薩姆·哈利迪（Sam Halliday）、阿德里安·柯廷（Adrian Curtin）等學者相繼將聲音現代性作為關鍵詞，與戲劇、音樂、電影等藝術領域銜接展開研究。他們清晰地了解，“聲音現代性涵蓋了各種體驗和感知。它并非指任何單一的事物，因此無法被清晰地概括”。聲音現代性不是一個有單一、標準答案的術語，而是一個學術框架和視角，用于理解和分析現代性如何深刻地改變了人類與聲音的關系。

時至今日，人們對現代性的理解已超越以西方經驗為唯一主導的模式，進入多元現代性的探索，中國的特殊歷史情況讓現代性有了更為豐富的展現。

自周公制禮作樂，禮樂即成為國家禮制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天下”。在正式的政治交流場合，春秋時已經形成了一種大略一致的交際語言——雅言。禮樂、雅言都是國家組織政治運行的重要聲音方式。然而，伴隨著書寫與印刷技術的崛起，聲音退居次席，“重文輕語”成為常態。直到十九世紀晚期，現代聲音媒介技術陸續進入中國。此后，在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總體進程中，經由現代媒介技術傳播的聲音作為兼具情感滲透力與符號指涉性的基礎性信息交往媒介，再次被納入其中，與現代民族國家互為條件、彼此生成。

考察國家與聲音的關系，首先需要建立起捏合國家與聲音的立體架構。這個架構可以分成三個部分：象征符號塑造（如國語、普通話、播音腔、領袖聲音、國歌、紅歌等）；物質基礎設施（如聲音通信網絡、留聲機、唱片、錄音機、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制度法規設定（如準入許可、聯播制度、聲音規訓知識體系等）。在三者之中，聲音的象征符號塑造是前臺表征，物質基礎設施是硬件前提，制度法規設定則是塑造手段。通過調用并整合上述資源，現代聲音不再只是物理波動或審美客體，而是被納入國家理性的計算框架，參與到國家建設的過程中來。在此意義上，對媒介聲音系統的理性調用，既是中國對“現代聲音”的規劃與實現過程，又是“現代聲音”參與中國現代化發展最為直接、重要的路徑。

當然，將國家與聲音視為理解聲音現代性在中國本土探索的基本原點，并不意味著對其他領域的隔絕，甚至意味著更大程度的包容與接納。正如現代性本身充滿張力與多元軌跡，聲音現代性也是一個包含多重實踐、多種邏輯與多重主體的復合場域。除國家主導的聲音建構，還存在大量發生于國家系統內外，與之形成補充的聲音實踐形態，共同構成中國聲音現代性的完整圖景。首先，部分邊緣化的聲音實踐。其次，商業與市場機制從一開始便伴隨著現代聲音媒介一同進入中國，催生以盈利為導向的聲音系統。最后，現代社會的個體化與媒介技術相結合，為社會的個體化以及更加廣泛的政治參與贏得了成長空間。由于現代民族國家建設在中國現代化歷程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以國家與聲音為基本架構，我們不僅能看清國家力量如何塑造聲音，還能同步觀察到市場、社會力量如何與之互動，最終共同繪就現代中國聲音歷史變遷的全景圖。

在這一框架下，諸多中國媒介史上的著名聲音事件，都可以找到新的闡釋路徑。例如孫中山遺音的制度化傳播，標準聲腔的建立、極化與松動，廣播聲音的全國性統一，廣播熱線節目與城市市民社會的建立，網絡傳播的眾聲喧嘩與大眾經濟模式重建等，當我們再次回顧這些事件，很容易發現，聲音的現代化在中國不是一個自下而上的、商業或技術主導的過程，而是一個由國家主導的、有計劃的、旨在進行社會動員和國民塑造的政治工程。

然而，國家對現代媒介聲音的接納與應用也并非單向的、固定的。無論基礎設施建設、制度安排還是聲音的最終呈現，往往基于中國在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歷程中的具體階段、核心任務展開，呈現出不同的歷史面貌。這其中存在著大量可待進一步發掘的研究空間，既能為中國新聞傳播學科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引介社會學、歷史學的視角，又能給中國現代性研究提供媒介史的面向。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4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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