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發留學：教育的“皮”，文旅的“骨”

文 | 葉凌慧

編輯 | 吳佩蔚

本文由長青研究社原創

清晨七點，英國伯恩茅斯藝術大學的走廊里，66歲的退休工程師邱戀茹正朝教室走去。一場傷病讓她居家停滯一年多，最終，她選擇用一筆4萬元的短期海外訪學項目，按下人生“重啟鍵”。

和邱戀茹一樣，越來越多的中國老人正在推開世界各地的教室大門。據新加坡《海峽時報》及《中國新聞周刊》等多家權威媒體報道，2019年中國50歲以上海外游學群體在整體海外游學市場中的占比僅為3%，而到了2023年，這一比例已升至20%，四年時間增長近6倍，“銀發留學”迅速成為養老消費新風口。

熱潮之下，一個問題隨之浮現：這些動輒數萬元、短則兩周多則數月的“留學”，到底是教育投入，還是包裝精美的文旅消費？

當前市場上熱炒的“銀發留學”，與大眾認知中的傳統留學有著本質區別：它不以學歷或學術能力提升為目標，也不是單純以觀光為核心的老年旅游，而是面向50至75歲人群的訪學項目。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目前市場玩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推出“郁金香計劃”的新東方前途出國等頭部留學中介，另一類則是垂直老年俱樂部，如2025年初成立的“字老師退休留學俱樂部”，其創始人字文莉曾透露，該俱樂部已與英國、日本、意大利等國的17所院校建立合作，累計送出近500名老年學員，其中最高齡參與者為83歲。

從產品形態看，這些項目高度趨同。項目周期集中在2至4周，費用區間為2萬至7萬元，部分高端項目可達8萬至11萬元。目的地以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為主，少數覆蓋日本、馬來西亞。服務通常包含每周15至20小時語言或主題課程、寄宿家庭或學生公寓住宿、兩至三次文化參訪、一次周末游覽，高端項目額外提供中文領隊、翻譯及接送機等。

這筆數萬元的開銷，花得值不值呢？

不妨以英國兩周語言項目為例，算一筆個人自助出行的成本。具體來看，課程費用方面，綜合Regent’s School of English等機構2026年官網價目表估算，倫敦地區通用英語課程每周價格在395至510英鎊之間，2周約合人民幣7300至9400元。

寄宿家庭方面，根據London Homestays2026年官網價目表估算，倫敦地區寄宿家庭周費用從約200英鎊的基礎型到超過350英鎊的舒適型不等，2周住宿費用按當前匯率折算約人民幣3700至6500元。

機票方面，據去哪兒網等在線旅游平臺查詢，法航、土耳其航空等多家航司淡季中國至倫敦經濟艙往返含稅票價約5000至6500元。綜合各項成本，個人完成同等內容的行程，基礎花費約在1.4萬至2.5萬元人民幣之間。

需要明確的是，這份個人自助基礎成本僅覆蓋課程、住宿與往返機票，并未包含機構配套的增值服務。這類適老化配套服務的確有實際市場價值，但機構整體定價，已遠超同類服務的常規行情。

對比之下，機構打包價的溢價空間驚人。以“字老師俱樂部”公開報價為例：英國伯恩茅斯藝術大學4周項目收費79,800元，不含機票、簽證，美國哈佛大學兩周項目108,000元。即便不考慮個人自助成本已包含機票這一因素，機構報價也已達到前者的3到4倍，溢價高達數萬元。

這筆溢價來自三個層面：第一層是批量采購差價。個人報名海外語言學校需支付散客價，而機構憑借批量輸送學員，能夠以更低的協議價采購。此外，部分機構宣傳的“特色增值課程”往往整合海外院校的閑置課時或場地資源，開發成本相對較低。

第二層是適老化服務附加費。銀發群體對海外環境陌生、語言能力偏弱，對“全程無憂”類服務的需求明顯高于年輕人。機構將常規的地接陪同、翻譯、接送機等服務包裝為“管家級陪伴”，并收取高于基礎成本的費用。

字文莉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該俱樂部學員以55至65歲為主，85%為女性，職業多為醫生、教師、高管，經濟條件好但外語能力有限，對安全感的依賴程度高。這一需求特征為機構的服務溢價提供了定價基礎。

第三層是簽證與保險的灰色空間。簽證方面，機構代辦費用往往比官方費用高出數百元，但并非所有機構都將簽證費包含在報價中，如字老師俱樂部的項目明確標注不含簽證費。

保險更亂：盡管市場上主流境外旅游險產品承保年齡上限已普遍放寬至80周歲如平安“平安行”境外險，但超齡長者仍需投保專屬老齡保險，保費更高且多將既往病史納入免責范圍。但部分機構即便將保險納入套餐費用，也不主動公示保額、承保年齡與免責條款。據業內人員透露，行業內存在用普通旅游險替代專屬老齡險的現象，不少老人直至出險理賠，才發現實際保障遠低于預期。

以字老師俱樂部英國4周79800元項目測算，扣除課程、住宿等直接硬性成本，機構單客毛利可達4萬元。反觀傳統文旅旅行社，行業凈利率普遍不足10%，銀發留學的利潤率是其數倍。

不難看出，銀發留學萬元團費中，硬性真實成本僅占四至六成，溢價空間十分可觀。那么，究竟是誰在為高額溢價買單，支撐起這一快速擴張的市場呢？

機構高溢價能夠被市場坦然接受，核心不在于課程與行程本身，而在于售賣一種情緒價值與心理補償，以“海外訪學”的儀式感，消解衰老焦慮，用“持續學習”的身份認同，對沖退休后的失落感。這也是銀發留學區別于普通老年文旅產品的本質，更是其定價脫離實際成本、維持高溢價的底層邏輯。

對于這批人來說，退休對他們最大的沖擊不是收入的減少，而是角色剝奪。字文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退休后僅一個月，她便經歷了巨大心理落差，“以退休為節點，一個人不僅在生理年齡上被明確標記為‘老年’，社會地位也被快速邊緣化”。

從社會心理機制來看，銀發留學的核心價值是提供了一套對抗退休“角色剝奪”的方案，讓參與者重新獲得“成長中的人”的身份感。

“字老師退休留學俱樂部”學員在西班牙參加短期訪學項目

這種需求的集中爆發，與這代人的代際特征密不可分。目前50歲至70歲的新銀發族，正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主力，他們經歷過恢復高考、下海經商、房地產增值的完整紅利周期，普遍擁有比上一代人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強的經濟底氣。

正如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院長彭希哲所指出的，當人均預期壽命穩步增長，退休后“可能還有二三十年的健康生活時間”，傳統的“學習、工作、養老”三階段人生規劃模式需要被重新審視。

這批新銀發族“自我投資改變命運”的路徑依賴，從青年時期的考學、中年時期的置業，一路延續到了退休之后。根據香港貿發局2026年3月發布的面向內地中產銀發族的消費者調查報告，扣除購房購車等大額開支后，受訪群體的日常消費品及服務月均消費仍達7000元，一線城市更攀升至8000元。對比上一代老人“存錢防老”的消費模式，這代人消費觀念的不同，正是銀發留學市場得以存在的社會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對銀發留學的觀察，都無法回避一個尖銳的批評：這難道不只是一個有錢退休人群的小眾游戲嗎？

據中國旅游研究院統計，2023年我國中老年用戶年度出游總人次接近12億。與此同時，據新加坡《海峽時報》報道，50歲以上人群在海外游學板塊中的占比從2019年的3%躍升至2023年約20%。不過，即便占比大幅上升，銀發留學在國內總體文旅消費中仍然屬于一個小眾賽道，游學板塊本身基數小，絕對受眾人數與12億人次的旅游大盤相去甚遠，這并不妨礙我們觀察它作為新的市場信號所具有的意義。它的社會價值不在于多少人參與，而在于它重新定義了一種關于老年生活的想象邊界：退休不等于退場，衰老不等于停止成長。

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是“這些人該不該花這筆錢”，而是“為什么只有這些人能這樣花”。這個追問指向的是中國當前養老資源分配的階層差異，公辦老年大學覆蓋了“有沒有”，卻遠未解決“好不好”和“有沒有尊嚴感”。

銀發留學之所以顯得扎眼，不是因為它溢價過高，而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個事實：在退休后如何保持身份感和成長感這個問題上，大部分人根本沒有選擇。正如彭希哲所指出的，銀發教育市場的崛起突破了大眾對衰老群體的刻板想象，也意味著中國養老體系亟須從生存型養老向發展型、價值型養老全面轉型。從這個角度看，銀發留學不只是一門生意，更是一面鏡子。

銀發留學的高溢價撐起了這門生意，新銀發族的心理需求賦予了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是：萬一出事，誰來負責？

這并非預設立場。浙江省消保委在2025年的一份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老年研學游已頻繁出現價格陷阱、重游輕學、虛假欺詐等問題，銀發研學本質上是教育服務與文旅消費的深度結合，決定了經營者必須承擔遠高于普通旅游的義務和安全保障責任。

正是這種相似的“雙重屬性”，讓銀發留學墜入了一個身份模糊、監管真空的灰色地帶。紅網的一篇文章直言不諱地指出，部分商業機構眼中的“銀發留學”，不過是為了捕捉老年群體需求而刻意模糊教育與旅游邊界營造出的概念，有誤導老年消費者之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留學”的本義。

問題的根源，首先在于身份定位的模糊。銀發留學不承諾學歷、不納入學分、不屬于教育部門審批監管的范疇；同時，它又不以旅行社名義備案，《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務規范》要求的諸多條款，在法律上并不強制適用于這類機構。

一位老人如果在課程期間突發疾病，適用的法律取決于合同性質，如果它是一份教育咨詢合同，責任認定以教育機構的服務描述為準，如果它被認定為包價旅游合同，則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的安全保障義務。而機構恰恰可以利用這種模糊性。

更深層的問題是監管歸屬的真空。銀發留學項目涉及教育、旅游、養老三個領域，卻沒有一個明確的監管牽頭部門。

從教育部門角度看，這類短期非學歷項目在大部分地區無需辦學審批，機構只需注冊為“教育咨詢公司”即可開展業務，甚至不需要旅行社經營許可證。

珠海市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曾查處一起典型案例：珠海某教育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經營資質的情況下，通過小紅書和微信公眾號組織研學活動，最終以“未經許可經營旅行社業務”被沒收違法所得并罰款，罰沒款合計超2萬元。這個案例揭示了研學業態作為“教育+旅游”交叉領域如何被不法機構利用、逃避監管。

消費者花了錢，買到的是法律上歸屬難定的服務，監管部門看到了問題，發現自己的手伸不進別人的職能領地。當一切順利時，這片真空是機構的利潤溫床，機構可以自由地在“教育”與“旅游”兩個身份之間切換，定義自己的經營范圍；一旦出事，它就變成了消費者投訴無門的維權困境。

把銀發留學放在更大的養老文旅圖景里看，它的監管困境并不孤立。《經濟參考報》曾報道一起涉案3000萬元的老年非法集資案，犯罪團伙以“19.9元江浙滬一日游”等極低價旅游團為引流手段，將老年人帶到上海周邊后宣傳“老年康養”“旅游養老”項目，承諾年化高達30%至66%的收益，誘騙超300名老年人投資。

這兩個市場看似懸殊，一個走高端溢價路線，一個走低價引流路線，但在“比監管快一步”的套利邏輯上如出一轍：都在合法商業外衣下構建了一條從銀發族焦慮到實質風險的鏈條。

回到最初的問題：銀發留學究竟是教育消費，還是換了包裝的高端文旅體驗？答案或許是“兩者都不是，又兩者都是”。

公允地講，這門生意的出現本身不是壞事，它印證了新一代銀發族消費能力的躍升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同時也為“發展型養老”提供了思路。問題不在于老人們“該不該花這筆錢”，而在于他們花出去的錢，能不能買到對等的安全保障和知情權。

在監管真正補位之前，這個市場仍將高速運轉。與其等出事后消費者投訴無門、集體維權，不如在行業規模失控前先行筑好制度堤壩。畢竟，失掉的信任，葬送的不僅是幾個機構的生意，更是整個銀發經濟健康發展的未來空間。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