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播修辭學》中，尋找2026高考作文的“打開方式”

隨著一年一度的高考正開啟，2026年高考作文也公布了！

其中，全國Ⅰ卷的題目如下：

對此，“人民日報”公眾號解讀設計思路的參考為：

本題充分發(fā)揮語文在“立德樹人”方面獨特的優(yōu)勢，以“詞語”為切入點來打開學生的思維與寫作——試題先點明詞語的雙重作用：表達思想情感的載體、展現社會生活變化的窗口。

這里的“詞語”，也就是語言學、修辭學所討論的術語。一種有效的寫作思路便是選擇某一恰當的術語，以術語為觀照窗口，來洞察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那么，如何理解術語的知識內涵，又如何認識術語、思維與社會的內在關系？暨南大學劉濤教授在《傳播修辭學》中對這一問題給出了學理性的論述。

劉濤教授在《傳播修辭學》中認為，從傳播修辭學的角度講，意義的基本載體是符號，離開符號，意義便無從談起。在龐大的符號家族中，術語則是一種基礎性的符號形式。

正如一滴水可以映出世界的模樣，術語乃是意義世界的源代碼——通過對術語的觀察、解剖與分析，可以發(fā)現更為復雜的語言規(guī)則和秩序，也可以揭示話語世界運作的內在秘密，亦可以闡釋人類在術語及其修辭體系中的存在方式。事實上，任何意義網絡的形成，必然伴隨著對術語的生產及意義再造實踐。正因如此，術語如同一個概念工具，有助于解析更深層的話語的、權力的、文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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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術語僅僅視為簡單的語匯或詞語，那便遠遠低估了術語之于意義世界形成的方法論意義。作為語言系統(tǒng)中的源代碼，術語在修辭維度提供了一種理解世界、分析世界的方法——意義以何種方式被組織、被建構、被生產、被爭奪，都受制于術語的“指令”控制模式。在險象環(huán)生的“語言紅塵”里，術語是有生命的，有前世，也有今生，亦有未來，它們所訴說的，又何止是千言萬語——有些術語淡出人們的視野，成為無人認領的棄兒；有些術語歷經滄桑存活下來，走出斑駁的光影，矚目遠方，更像是站在光里的英雄；有些術語在各種力量的角逐與爭奪中，不斷變換著自身的模樣，它們的“身體”里，上演著一場場“權力的游戲”……

因此，以術語為意義單元和認識錨點，走進術語所打開的意義世界，無疑有助于把握語言何以“以術語的方式”影響并塑造人們的認知、情感和行為。

例如，為了捕捉當下社會正在發(fā)生的文化事件，曹軻等學者編著了《淘詞十碼——語言里的中國》，在浩瀚的語言世界里精心選擇了十個術語——“碼”“隔”“商”“虛”“留”“卷”“詐”“社”“代”“容”，通過解析這些術語的前世今生，嘗試發(fā)現、識別、梳理、洞悉時代的文化脈搏。與其說是在“淘詞”，不如說是以“術語”為抓手，開啟了一場社會實驗。在“虛”那里，我們有理由想象一種生活方式；在“碼”那里，我們得以窺視時代前行的尺度；在“卷”那里，我們不得不追問生命應有的內涵……

任何術語都是人為構造的產物，它們是語言的基礎細胞，也是話語的構成基石，亦是知識的最初形態(tài)。與此同時，術語又在修辭行動的作用下，成為權力關系的角逐場域，也成為知識話語的改造對象，承受著各種力量的塑造和擠壓，最終言說的是米歇爾·福柯在《詞與物——人類科學的考古學》中反復提及的“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正因如此，“以術語為方法”意味著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修辭命題，其可以幫助我們以術語為抓手，洞悉語言、知識、話語、現實的內在運行機制。這里重點聚焦于術語與思維、術語與話語、術語與安全三個認識維度，揭示術語對于人類生存境況的認識論意義。

第一，術語與思維。任何一個術語的出場，并非僅僅作為一個普通的語言“構件”參與語言系統(tǒng)的簡單部屬和組裝，而是下沉到語言的認識規(guī)則與意義秩序層面，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當“精神內耗”這一概念被生產出來時，它提供了一種簡易的認識世界的思維框架——那些正視自己內心矛盾與沖突的心理活動和行為，被視為負面的、消極的，甚至被視為對自我意志、自控等資源的損耗。伴隨著這一術語在網絡世界的流行，“精神內耗”便上升為一種話語形式，是對一種心理活動進行屬性界定，更是以一種簡易的思維模式進行道德判斷，由此助長了人類思維活動的認知惰性——即使有些自省行為是積極的，是必要的，但依舊會被簡單粗暴地劃入“精神內耗”的范疇，其結果便是忽視了心理活動本身的復雜性。

按照認知語言學的觀點，術語鋪設了一個基礎性的隱喻結構，即人類是在隱喻維度認識術語。正如“時間就是金錢”所打開的隱喻結構那樣，人類通過對“金錢”的部分屬性的選擇與強化，將其投射到“時間”之上，從而形成一種轉義生成的認知關系，以建立關于“時間”的理解方式。而作為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隱喻基于事物的相似性，形成的是一種類比性的聯想關系。那么，我們在認識術語的時候，不僅要關注術語表達了什么，還要從思維方式出發(fā)，批判性考察術語是在何種修辭結構中制造并形成意義的，如此才能打開一個更為豐富的意義世界。

第二，術語與話語。術語是話語的核心概念，亦是話語構成的主要符號單元。任何一種話語網絡的形成及其合法性建構，往往都會發(fā)明、構造或征用一定的術語。通過對術語的直接生產或意義爭奪，話語將其吸納到自身的語義結構中，使其服務于合法性生產過程。瑞士語言學者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指出，語言活動是以“關系”為存在和認識基礎的，因此術語之間的“關系”無疑是意義形成的認識基礎。當一個術語進入公共場域時，它并不是孤立地發(fā)揮作用，而是通過對其他術語的激活、征用與勾連，制造了一個巨大的意義網絡，從而在知識維度賦予術語及其鋪設的話語網絡以合法性。“精神內耗”之所以能夠在術語層面上升為一種話語形式，是因為其征用了“反芻”“精神資源”“負性情緒”“自我損耗”“完美主義”“焦慮抑郁”“情緒調節(jié)”“高敏感群體”“默認模式網絡”等一系列術語，并通過對這些術語的意義進行勾連和整合，構建了一種話語形式。

如何開展術語研究？一種常見的研究思路便是將其置于話語系統(tǒng)中加以考察，既要關注其進入話語網絡的連接方式，也要觀察其離開話語網絡的反連接方式。在連接與反連接之間，話語運作的縫合機制被悄無聲息地生產出來。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術語基礎上想象并認識一個更大的話語網絡及其運作機制。

第三，術語與安全。由于術語并非停留在文本維度，而是作用于人們的思維模式和話語世界，因此術語已然潛入現實世界，在修辭實踐維度深刻地塑造著現實世界的話語、規(guī)則和秩序。黨的二十大提出系統(tǒng)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這里的安全具有多重含義，而語言安全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著“壓艙石”的作用。作為一種基礎性的意義組織方式，語言限定了思維的方式，也限定了現實的邊界，亦調和了文化的形式。語言中儲存著世界的代碼，因此，世界擁有一種本體性的語言顯現結構。當前，國家語言能力建設問題，被推向極為重要的國家戰(zhàn)略位置。我們在考察術語的意義系統(tǒng)及其變遷時，同樣需要站在語言安全的高度，審視術語本應承載的倫理承諾，即術語安全問題。在“國際在線”刊發(fā)的新聞評論《警惕網絡文化空間的“語言腐化”》關注的恰恰是現實世界的術語安全問題。語言一旦腐化，自我認知的連續(xù)性和一體感就被破壞了，人們便容易陷入認同的困境。過往的殖民歷史反復告訴人們：支配并奴化一個民族的常見方式便是浸淫、腐蝕甚至篡改其語言系統(tǒng)。例如，英國在尼日利亞北部進行殖民統(tǒng)治時期并未推行英語，而是沿用當地的豪薩語，但卻對豪薩語進行了一定的“改造”，其結果便是英國“維多利亞式”的思維方式悄然潛入被“改造”的本土語言系統(tǒng)。因此，一種術語的無序化流動、低俗化發(fā)展，可能會引發(fā)猝不及防的語言安全、認知安全、文化安全等公共危機。

在術語的構成生態(tài)中，不同術語在意義世界中的位置和分量是不同的，本部分重點關注修辭學意義上的“意指概念”這一術語形式，探討其在話語實踐中的生產/再生產實踐。之所以關注意指概念問題，是因為修辭實踐往往離不開對一系列意指概念的發(fā)明、構造與意義爭奪，其不僅強調對意指概念本身的歷時與共時分析，還強調對意指概念所搭建的概念網絡的結構分析。區(qū)別于一般的符號術語，意指概念指向意識形態(tài)范疇，本質上回應的是話語問題。在公共議題表征、社會現實建構等問題領域，修辭學對意指概念展開了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代表性的理論話語。那么，意指概念如何被生產出來？如何被卷入話語爭奪的符號斗爭？又如何參與社會現實建構？這些問題是傳播研究需要正面回應的修辭學命題。

（本文摘編自劉濤：《傳播修辭學》，第三章第二節(jié)“術語：符號表征的意指概念”。）

傳播修辭學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劉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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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新聞敘事：故事、語言與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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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由由&茶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