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新潮》為何拿“高市繼孫中國留學”做文章

作者：蔣豐 來源：香港新聞社日本分社

近日，日本媒體爆炒“高市早苗首相的孫子正在中國一所名牌大學留學”的訊息，其來源是日本著名周刊雜志之一《周刊新潮》。6月11日發行的該刊，拿出4頁版面，以“特集”形式進行報道，主標題為“丈夫一家為親華派和高市首相的危機管理正在崩壞”，副標題為“‘孫子’在中國留學……”。從標題上看，不可不謂“抓眼球”；從訊息量上看，不可不謂“有貨”；從目的上看，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包藏著險惡用心。

記者在從事高市早苗研究中獲悉，1961年3月7日出生于日本奈良的高市早苗，其父親是豐田集團企業的營銷員，其母親是奈良縣警察本部的少年輔導員。高市早苗擅于推銷自身理念，以及女性政治人物中罕見的“戾氣”，應該都與其家庭成長環境有關。

當然，高市早苗1979年畢業于奈良縣立畝旁高中后參加高考落榜，做過一年“補考生”——日語稱為“浪人”的經歷，也讓她較早認識到日本“學歷社會”的鋒芒。其后補習一年，雖然同時考上日本私立“雙雄”——慶應義塾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卻因為家里支付不起高額學費，不得不進入神戶大學經營學部經營學科。這段經歷，讓她對教育、學識、素養的追求與一般人不同，也使她后來在日本政壇始終帶有一種強烈的“經營意識”。

值得關注的是，這次《周刊新潮》報道的“高市早苗首相的孫子”，并非她本人的嫡孫，而是丈夫山本拓與前妻之間兒子山本健的孩子。通俗地說，高市早苗與這位“孫子”之間沒有血緣關系，本質上是一位“繼孫”。這一點原本只是家庭關系的事實說明，但《周刊新潮》卻有意將其放大成高市早苗“危機管理”的政治問題，這正是報道目的所在。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2004年，高市早苗自己在網上宣布與在日本政壇幾經折騰的眾議院議員山本拓結婚。山本拓此前已與妻子離婚。當年12月，在山本拓的故鄉福井縣舉行“結婚祝賀會”時，山本拓20歲的兒子山本健在父親催促下，曾經走上臺向“后媽”高市早苗獻花，贏得全場一片掌聲。高市早苗或許也因此對這位“繼子”有了好感。

但是，高市早苗與丈夫山本拓的婚姻也出現過波折。2017年，兩人統一口徑對外宣布“因為政治志向不同”而離婚。到2021年10月，在日本第49屆眾議院大選中，高市早苗當選，山本拓落選。其后的12月，兩人宣布復婚。高市早苗也迎來了“繼子重歸”的局面。根據目前公開訊息，高市早苗與山本拓“初婚”以及“復婚”以后，兩人之間都沒有孩子。

據《周刊新潮》報道，曾經在家鄉福井縣當選過縣議員、后來競選國會議員幾經落選的山本拓，也算出身“地方政治世家”。他的父親山本治曾經擔任福井縣議會議長、日本自民黨福井縣聯干事長等要職，還在有著“眼鏡制造之都”之稱的鯖江市擔任過兩屆市長。與此同時，山本治還擔任過鯖江市第一任日中友好協會會長。

山本治出生于日本大正年間，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曾經在大阪外國語學校蒙古學部學習，還到過中國內蒙古。擔任市長期間，他一方面積極開展與中國地方城市的交流，另一方面積極接收中國留學生。從市長之位退任后，山本治還擔任過上海科技大學顧問教授，把大量有關日本政治的書籍捐獻給該校，并在圖書館內建立了“山本文庫”。他因此被當地稱為“親華派”，也被稱為“中國通”。

山本治一直希望競選國會議員，從地方政壇進入中央政壇，但這個愿望最終沒有實現。而他的兒子山本拓繼承父志，成功競選為國會議員以后，加入了國會內超黨派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并且加入自民黨內具有濃厚親華色彩的“二階派”派閥組織。當年，高市早苗與山本拓結婚時，地方上便議論紛紛，有人帶著懷疑口吻表示：“喜歡美國的高市早苗與喜歡中國的山本拓今后怎么相處呢？”

高市早苗的繼子、山本拓的兒子山本健，也是一位親華派人物。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的兒子自己提出希望到中國留學，我尊重他的意愿和選擇。因為我也早已獨立成家，因此對于兒子到中國留學這件事情，事前沒有與父親山本拓商談，事后向繼母高市早苗做了報告。”

這樣梳理下來，可以看出，山本拓一家四代都是積極參與對華交流的人物。可是，擅于“無事生非”、奪人眼球，并與號稱輿論界“文春炮”的《周刊文春》展開激烈競爭的《周刊新潮》，卻打開了自己的“腦洞”，大膽聲稱中國大學與日本大學不同，中國社會存在較強的政治管理和意識形態環境，因此日本年輕人在中國長期生活、學習，有可能受到中國方面影響。部分受訪者甚至直接拋出了“統戰”“情報收集”“竊聽”“美人計”等敏感詞匯。

這篇報道的作者“腦洞大開”，借采訪安全保障領域人士之口，渲染赴華留學可能面臨的信息安全風險。他們聲稱，中國有關機構可能通過各種渠道接觸“高市早苗之孫”，甚至通過異性交往、社會關系建立等方式獲取信息。這種說法雖然沒有具體事實支撐，卻成為整篇報道后半部分的核心論調。

《周刊新潮》這個“特集報道”其實相當自我擰巴、自相矛盾。一方面，它承認山本家族長期從事日中交流，對地方經濟和民間往來作出過貢獻；另一方面，它又不斷借助匿名人士、安全專家和政治評論者的說法，把“中國留學”與“統戰風險”、“情報風險”、“美人計風險”聯系起來。換言之，它并不是在認真討論一個年輕人的留學選擇，而是在借這個選擇制造政治聯想、輿論壓力和對華疑懼。

置放在今天日本社會的大背景下看，這篇報道的意義已經超出了山本家本身。近年來，日本媒體關于中國的報道越來越頻繁地采用“安全保障化”的敘事框架。無論是經貿往來、科技合作、地方交流，還是留學教育，都容易被納入所謂“國家安全風險”的討論之中。過去被視為促進理解與交流的留學活動，如今在部分媒體筆下，也被賦予了強烈的地緣政治色彩。

因此，這篇報道表面上是在討論一個政治家家族的留學故事，實際上反映的是當前日本社會的一種深層心理：在經濟上無法離開中國，在交流上仍然需要中國，但在輿論和政治層面，又不斷受到“中國風險論”的影響。正是在這種矛盾心態下，一個年輕人赴中國留學的普通選擇，才會被包裝成一場有關“親華”、“安全保障”、“統戰風險”、“美人計”的輿論事件。

進一步說，《周刊新潮》這篇報道至少有三重目的。第一，是給首相高市早苗制造政治難題。高市早苗長期以強硬保守、親美反華形象立足政壇，如今卻被揭出“丈夫一家四代親華”、“繼孫在中國留學”，這無疑會讓她在右翼支持層中陷入尷尬。第二，是借家庭關系攻擊其“危機管理能力”。一個沒有血緣關系、事實上也未必受她直接影響的“繼孫”，被強行納入“首相風險管理”框架，本身就是一種輿論設套。第三，是把正常的中日民間交流污名化。它真正想制造的并不是一個家庭新聞，而是一種暗示：凡是與中國有深度接觸，就可能存在政治風險、安全風險乃至忠誠風險。

這才是這篇報道最值得的警惕之處。它借八卦之殼，裝政治攻擊之實；借家庭新聞之名，行攪動中日關系之事。它一方面迎合日本社會中正在上升的對華疑懼情緒，另一方面又試圖在高市早苗與中國之間、高市早苗與其右翼支持者之間、高市早苗與丈夫家族之間制造裂縫。

從新聞價值看，這篇報道真正值得關注的，并不是山本拓的孫子去了哪所大學，而是日本部分主流周刊媒體正在如何重新定義“對華交流”。在過去，這可能是“友好交流”；今天，卻越來越容易被貼上“風險管理”的標簽。這種變化，或許才是這篇《周刊新潮》報道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給高市早苗首相“出難題”、給日本右翼陣營“遞刀子”、給中日民間交流“潑臟水”、給中日關系“添堵”，正是《周刊新潮》這個特集報道的險惡用心。（本文作者還系日本記者俱樂部會員、日本外國人特派員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