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論李婷老師的「中國離世界杯有多遠？」

如李婷老師前文所分析，

中國男足為何無法進入世界杯決賽階段，可能遠比直覺復雜的多。 嚴肅的人口學八卦組，公眾號：嚴肅的人口學八卦

人口學作為一門極其依賴于統計數據和力求在精細描述后尋求機制的現代學科，其內核往往指向確定性。但確定性并不是一場微觀層面的足球比賽以及其背后運行機制的特色，相反，多樣性（而不是隨機）才是這項運動的底色。

盡管本屆世界杯決賽圈階段的隊伍已經擴軍到48支隊伍，但除開中國，仍然有印度、越南、印尼等具有相當（或在某些解釋下具備適宜的）人口規模，并在一定階段內經歷了快速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長期面臨無法進入世界杯的問題。

對于印度，也許我們可以歸結為體育市場長期被板球占據，足球難以成為全國性的體育資源集中中心；對于越南，也許我們可以歸結于職業市場和人才厚度不足以支撐長期穩定沖擊世界杯；對于印尼，也許我們可以歸結為雖有足球熱情，但制度并不穩固。如果我們把這些國家的特點視為不能進入世界杯的因素，但這些自變量也并不能夠構成進入或者不進入世界杯的充分條件。例如美國職業大聯盟的商業價值遠遜于NBA、NFL、MLB、NHL，美國也能長期穩定進入世界杯決賽圈階段甚至后半程淘汰賽；國家治理混亂，在南美反而形成了所謂的“低門檻”優勢；而更具比較意義的，同在亞洲賽區的中東乃至是中亞的一些國家，在制度失敗、也并無長期崇尚足球的歷史文化狀態下，同樣能夠進入世界杯。

更為有趣的是，有球迷提出了所謂的“華人悖論”，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臺北以及華人占比較高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區或者國家的代表隊，在沖擊世界杯決賽圈的過程中也無建樹。但如果要反駁“華人悖論”，其實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所謂的“華人悖論”，其背后強調的是歷史上受到儒家文化長期影響以至于進入現代化階段后，對于教育和穩定的極端重視，由此還涉及到關于國家體制和資源內卷的討論。但只要指出朝鮮和韓國的例子，并足以再次推翻“華人悖論”。

因而，同許多經典社會議題一樣，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出發，進入世界杯并不是一條單線的道路，而是制度、文化和偶然的多種組合，這種組合甚至可以是一系列“國家失敗”的因素。而如果需要對中國男足在2002年韓日世界杯后沒有再次進入決賽圈階段進行過程分析，一些極為偶然且帶有戲謔成分的因素在其中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但作為一名極其熱愛足球，立志踢進國家隊帶領中國隊再進世界杯（這個希望已經被傳承到我兒子身上），但在12歲放棄校園足球訓練的人口學老師而言，還是想為中國足球再多談些內容。

從生命歷程來看，對于李婷老師文中提到的“12歲退役”現象，我作為親歷者，對于該現象的存在，是毫無異議的。但對于如何解釋12歲退役以及李婷老師文中提到的第二點「關于選才問題」，則需要將兩者聯立起來從更為微觀的學校內部機制來看待。

客觀而言，在義務教育階段，體育課程或者體育活動時間存在被其他教學內容擠占的現象，但并不意味著體育上的成就不能夠成為量化評判教師或者學校成果的內容。許多擁有運動天賦的學生，完全能夠在學校的環境下脫穎而出，許多學校也以自身的體育特色為榮，因此，許多具有運動天賦的孩子并不會在小學階段被埋沒。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運動天賦，在眾多的體育項目當中是相通的，但不同體育項目的通路和確定性是完全不同的，特別是涉及到個人和集體項目的抉擇上。例如擅長足球的孩子，在小學階段，通常在身體天賦上是突出的（如C羅、孫興慜、伊布拉希莫維奇等，這里要忽略掉絕對意義上的超級足球天才，如梅西、馬拉多拉等），因而極有可能在田徑（如長短跑、投擲類項目）、籃球、乃至小球項目上，在同年齡階段中也展現出統治力。

此時，一個具體的情景并不是孩子更熱愛哪個項目，而是基層老師更愿意讓其代表學校參加哪個項目的比賽并投入更多的時間。針對小學義務教育階段的老師，更需要考慮的是孩子能否通過任意一個項目獲得優質中學的保送資格，因此單人項目或者人數更少、個人作用更大的集體項目，會成為這些有運動天賦孩子的選擇，并成為一種后續發展中相對固化的路徑，同時小學階段老師也能夠從孩子的成就當中獲得績效以及激勵（例如本人曾就讀的Y小學有足球隊、田徑隊等，都能夠參加市級比賽，但最終通過體育保送或特招的都是單人項目，盡管獲得保送的學生都在足球隊內）。

換言之，短跑天才的確更容易發現，就算是在鄉村小學，一個短跑天才也極難被埋沒，但田賽、徑賽、甚至是乒乓球天才，也可能是足球天才。這個時候，對于足球人才產生擠壓效應的是其他的體育項目，而背后的機制也大抵可以解釋為體育項目的內部競爭。

各類運動上產生的冠軍和金牌，在“數量”上是一致的，這個邏輯在奧運會上就很好理解，體制內部考察的是金牌數量，因此“小巧難女少”被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同理，對于小學老師，足球冠軍、短跑冠軍都是一個冠軍，而前者甚至更難，因而在資源限制（大多數小學無專門的足球體育老師）和理性考慮下，老師和具有天賦的孩子都更容易選擇其他項目。

進入中學后，需要進一步關注校園和職業的聯通問題。

延續上面的討論，其他項目對于足球的擠壓作用并不是絕對的，必然會有一部分、特別是在一些具備足球傳統的學校、地區，選擇足球作為“特長升學”甚至是職業的路徑。在經歷了12歲之后，一個關鍵的階段是15-18歲，如能堅持至此的青少年足球運動員，將要面臨是通過“特長”繼續升學、還是直接進入職業梯隊的問題。此時，競爭已經從體育項目之間開始進入到體育和教育（特別是高校教育）之間。

當然，體育和教育并不是矛盾的。在歐洲高水平足球國家，15-18歲的高潛力球員通常已經處在職業俱樂部青訓體系中。法國克萊方丹學院并不是簡單的足球工廠，同樣是一種預備職業化的教育機構，既訓練球員，也保留學校教育，既強調技術、戰術、身體和心理，也重視球員未來的成長路徑。而日本的三笘薫更為我們提供了令人艷羨的例子，三笘薫進入筑波大學完成《足球比賽 1 對 1 場景下進攻方信息處理的研究》的論文后進入J聯賽，隨后進入英超成為絕對主力，在世界杯上也有著出色的表現。

（聲明：作者不認可且強烈反對三笘薫的涉政涉史言行）

但在這一階段，中國足球人才面臨的是“足球作為職業資本”還是“足球轉化為教育資本”的艱難甚至是單向選擇。

其特殊就在于，此時頂尖的青少年足球運動員，往往被綜合水平最強的大學吸引，特別是一些高水平大學符號資本極強，進入這些高校就讀，在中國社會中能夠獲得遠高于普通職業球員身份的社會承認。對一個足夠優秀、但尚未達到絕對天才級別的青少年球員而言，職業足球在中國仍然是一種高風險、高淘汰率、短周期的可能性，而高水平大學提供的則是高度可見、可被家庭和社會立即承認的身份資本。當然，如能建立高校到職業的通路自然能夠較好的處理這一問題，北京理工大學就進行過嘗試，其足球隊曾經以大學生球員為主體進入職業聯賽，2006 年沖上中甲，但當前仍然徘徊在中乙中游。

一個冷酷的事實：迄今為止（中國足球職業化后），從未有中國男足國家隊隊員（不包括U23及以下梯隊）經歷從大學到職業隊再到國家隊的職業發展通路。也就是說，中國的高校足球在吸納中國的足球人才，但卻幾乎不具備對于足球人才進行加工的能力。將歐洲和日本的例子同中國進行對比，并不是強調其道路的正確性，但至少可以說明，教育（特別是高校教育）在中國往往成為職業路徑的替代和退路，但并未成為職業道路的延伸（中國男籃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

中國足球的未來，終究是屬于少年和青年的。

本文無意于將中國足球為何“失敗”推及至后續的“成人階段”，開篇對于足球多樣性的對比分析，也正是想說明，看待足球不能落于窠臼。今年1月，U23國家隊站上了亞洲杯決賽的舞臺，5月，U17國家隊在亞洲杯決賽再次面對日本，即便上半場大幅落后，仍然扳回2球；一星期前，中國足球小將在U12年齡段歷史性地獲得了西吉斯蒙迪杯國際青少年足球賽冠軍。言至于此，會不由自主地會暢想在2029或是2033年的某個夜晚，大街上歡樂的人群擁溢，人們相互慶祝，一如2001年我們在五里河取得勝利之后一樣。20多年前，千禧年的開頭，經濟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人們喜氣洋洋地。進入世界杯不會是“國運平衡器”，但肯定是那時經濟上行期的注腳。

李婷老師珠玉在前，從人口高質量發展的角度對于足球進行很好的闡釋，也許在不遠的將來，當我們再次沖進世界杯，甚至是觸及到我們曾經遙不可及的目標時，這會是一次次競技的勝利，但也必然意味著一個已經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的民族，能夠更加從容的理解生活、理解身體、理解熱愛，讓人的潛能、人的多樣性在社會結構中得以施展。它不會是某種國家失意后的情感補償，也不會是發展困境中的短暫安慰，更會是一個民族在走向復興、走向現代化、走向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自然生長出的結果。當我們開始討論并著手讓足球成為我們生活一部分的時候，我們已經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

作者：邱玉鼎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