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工的針尖上，容不下“萬能”的車企老板

斗子一直相信，社會分工的精細化，是人類文明從蹣跚學步到健步如飛的根本密碼。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講的那個制造扣針的工廠，十八個工序，十個工人，一天做出四萬八千枚扣針——如果沒有分工，每個人從頭干到尾，恐怕連二十枚都造不出來。一枚小小的扣針尚且如此，何況是今天動輒上萬個零部件的汽車？分工越細，效率越高，財富越多，社會越進步。這個道理，就像太陽從東邊升起一樣，不需要論證。

然而，斗子發現，總有那么一些人，要么是錢多了燒的，要么是膨脹得找不著北，非要跟這個規律對著干。早年是互聯網大咖們一窩蜂沖進造車圈，嘴里喊著“顛覆”“生態化反”，手里揮舞著數據大棒，仿佛汽車工業那上百年的積累、上萬人的供應鏈、精密的制造分工，在他們眼里不過是幾行代碼就能重寫的東西。

結果呢？八年過去了，那些從互聯網轉身造車大軍的，誰真正站穩了？誰不是在資金鏈斷裂的邊緣反復橫跳，誰不是在交付量和虧損額之間玩著“拆東墻補西墻”的游戲？

如今，舊的泡沫還沒破完，新的泡沫又吹起來了。斗子看到，一大批車企老板正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從車企領導的真皮座椅上站起來，撲向直播間那盞環形補光燈。他們學網紅喊麥，學主播比心，學帶貨博主扯著嗓子喊“家人們”“上車”，甚至不惜在鏡頭前表演吃火鍋、跳熱舞、講段子。美其名曰“打造個人IP”“構建自媒體矩陣”，省下了一大筆廣告費，好像找到了戰勝對手的秘密武器。

斗子看著這些熱鬧，心里頭卻像吞了一只蒼蠅。

這不是什么創新，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倒退。 一場向著社會分工粗放化、企業全能化的歷史性倒退。

一、分工的針眼，穿不過萬能的線

社會分工為什么細化？因為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煉鋼專家、電池化學家、軟件架構師、底盤調校大師、營銷鬼才和直播頂流。但分工可以——讓材料學家在實驗室里死磕固態電解質的離子電導率，讓軟件工程師在代碼海里優化自動駕駛的感知算法，讓生產線上的工人把一顆螺絲擰到教科書級別的扭矩，然后讓專門的廣告公司和媒介團隊去負責把車賣出去、把故事講好。

每一個環節都在自己的針尖上深耕，這枚針才能刺穿市場的鐵幕。

反過來，如果車企老板覺得“我能干營銷的活，我還能干媒體的活，我甚至能把經銷商和公關公司的飯碗都搶過來”，那么請問：你還有多少時間去研究產品？你還有多少精力去盯著研發？一款車的研發周期是三到五年，涉及幾千個工程師的協同，數百家供應商的配合。你把寶貴的大腦和日程表，塞滿了直播話術、流量數據和粉絲互動——你確定你造的是一輛經得起碰撞測試的車，而不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人設”？

斗子不是反對企業家做宣傳。

福特、喬布斯、馬斯克，他們也都站在聚光燈下。但他們的“個人IP”是結果，不是目標。是他們在產品和技術上做出了驚天動地的事情，聚光燈自己找上門的。而今天我們的某些老板，是產品還沒搞明白，先給自己買了一堆熱搜；技術還沒突破，先學會了在直播間喊“哦買噶”。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買櫝還珠。

二、互聯網造車的遺產：只剩一地雞毛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2018年。那一年斗子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違背社會分工細化趨勢，互聯網造車難有未來！》。當時有人罵斗子保守，說互聯網思維能顛覆一切。斗子不敢說自己有多高明，斗子只是信一個樸素的道理：社會分工越來越細，是馬克思老人家都承認的歷史總趨勢。

互聯網企業最大的依仗是什么？是龐大的客戶數據資源，是強悍的電商能力。這些東西，跟一個合格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比如博世的ESP系統、采埃孚的變速箱、寧德時代的電池——完全是兩碼事。數據不能代替底盤調校，算法不能保證焊接強度。互聯網企業如果老老實實跟整車廠合作，你做你的整車集成，我干我的軟件或媒體，大家分工協作，你好我好大家好。可偏偏有人要“整合汽車制造”，要“形成完整的汽車產業鏈”——這等于說，一個廚子看完菜譜，就覺得自己能開養豬場、建醬油廠、燒制鍋碗瓢盆。

八年過去了，結果擺在那里。蔚來汽車當年IPO風光無限，可利潤呢？小鵬、理想，哪個不是在虧損的泥潭里掙扎？更別提那些已經消失在歷史塵埃里的名字——拜騰、奇點、威馬、極越、高合、愛馳……它們留下的，除了幾輛概念車和一地雞毛，還有什么？

歷史已經給出了判決：違背社會分工細化，縱然你有金山銀海，也買不來一個未來。

三、車企老板做網紅：一場自欺欺人的“全能幻覺”

如果說互聯網造車是外來者不懂規矩，那么今天車企老板親自下場做網紅，就是圈內人自己拆自己的臺。

有人會辯解說：“這不就是營銷創新嗎？省了廣告費，還能拉近和用戶的距離。”

斗子聽了想笑。省了廣告費？你把CEO的寶貴時間折算成時薪，你看看那筆賬劃不劃算？你把整個管理團隊的注意力從戰略、產品、質量轉移到鏡頭前的表情管理、段子儲備和流量焦慮上，你看看那筆賬怎么算？更不用說，當老板在直播間里信口開河、拍胸脯保證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售后服務部門的同事正為了一句無法兌現的承諾而焦頭爛額？——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當年互聯網造車欠下的侵犯隱私之類的賬還沒算清楚，現在車企老板又給自己挖下了“人設崩塌”的坑。

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家車企開始自己搞自媒體矩陣、自己做直播帶貨、自己包攬宣傳發行的時候，它在做什么？

它在逆分工而動。它在試圖讓自己變得“萬能”——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不想外包，什么錢都想自己賺。但問題是，一家汽車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永遠應該是造出一臺安全、可靠、好開的車。營銷、傳播、廣告，這些是應該交給專業團隊去做的事情。你可以選擇外部廣告公司，也可以內部組建團隊——但內部團隊依然是一個分工明確的專業部門，而不是讓CEO本人親自沖到最前線當“頭號主播”。

CEO的戰場在董事會、在研發中心、在試車場、在全球供應鏈的談判桌上，不是在直播間里跟人比誰喊的“家人們”更響亮。

四、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才是真正的效率

斗子想起一些例子。德國那些百年車企，大眾也好，奔馳寶馬也好，你見過它們的CEO穿著花襯衫在TikTok上跳舞嗎？你見過它們的董事長為了博流量在鏡頭前拆自家的車嗎？沒有。不是他們不懂營銷，是他們知道什么叫“本分”。

他們選擇和全球最頂尖的廣告公司合作，比如奧美、BBDO；他們選擇和最專業的公關公司合作，比如霍夫曼、愛德曼。這些專業公司里有成千上萬的創意人員、媒介策劃、數據分析師，他們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品牌故事講好。這是社會分工帶來的紅利——車企付出一筆費用，換來一整個專業團隊的智慧結晶，自己則把全部精力放在產品本身。

反觀我們某些車企老板，非要一個人干十個人的活，結果是：產品沒搞好，營銷也沒搞好，兩頭不討好。

你省下了廣告費，卻輸掉了產品競爭力；你賺到了流量，卻失去了口碑；你在直播間里笑得燦爛，轉身看到銷量報表卻哭不出來。

五、結語：回到分工的原點

斗子不是反對變革。社會分工的總趨勢是細化，但細化的方式會隨著技術進步而變化。互聯網的出現，催生了新的工種——數據分析師、算法工程師、新媒體運營。這些新的工種，依然是在分工的鏈條上增加節點，而不是把鏈條揉成一團塞進一個人的手里。

車企老板做網紅，本質上是把“專業傳播者”這個工種消滅了，試圖用個人的萬能去替代團隊的專能。這是開歷史的倒車。

互聯網造車已經用八年的血淚教訓告訴我們：違背社會分工，輕則交學費，重則葬送整個企業。今天，斗子要把同樣的話送給那些熱衷于直播、做網紅、搞自媒體的車企老板們：

請回到你的辦公室，回到你的圖紙和報表前。把直播交給主播，把文案交給文案，把策劃交給策劃。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造出一輛對得起消費者的好車。這才是你的本職工作，這才是社會分工賦予你的使命。

不要把企業變成一個人的獨角戲，不要把競爭力押寶在老板的臉蛋和口才上。工業文明的基石是精密的分工協作，不是孤膽英雄的單挑。當你覺得“我什么都能干”的時候，不妨想想那個制造扣針工廠的故事——十個工人分工協作，一天造出四萬八千枚扣針；一個人從頭干到尾，一天造不出二十枚。

你的企業，想做那四萬八千枚，還是那二十枚？

斗子今天把話撂在這兒：那些逆分工潮流而動的車企老板們，遲早會明白——出來混，真的遲早要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