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昨天寫文章說《胡錫進反川普，已經到了魔魔怔怔的程度》，其實，很多文人、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派知識分子，都和胡錫進有點類似，只是魔怔的程度輕重不同而已。在理解和分析川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運動時，常常表現出深刻的困惑、誤判乃至情緒上的拒斥。他們依據嚴謹的數據、宏大的歷史敘事和普世的價值藍圖所做出的預測，如川普必然快速垮臺、其主張毫無民意基礎、其行為將遭致美國體制的“糾偏”等，屢屢與現實發展相悖。
孫立平教授可以視為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孫教授自稱中間偏右，但我認為還是具有左派烏托邦的底色，這樣影響了孫教授對川普的客觀理性評價。孫教授對川普的全面負面評價應該開始于川普對俄烏戰爭的言論，所引用的也基本上是進步自由主義派甚至是激進進步主義的文章。感覺國內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川普的不滿基本都來自川普對俄烏戰爭的態度。這也正常，畢竟，俄烏戰爭沖擊的是二戰以后最深入人心的國際規則。
以孫教授為代表的對川普的這種系統性的“不理解”，或許不能簡單歸咎于個體智識的局限，而恰恰暴露了其背后共享的、占主導地位的“進步主義”思想范式，在遭遇異質性政治現實時的盲區與無力。這種“流毒”之深廣，不在于其理念好壞，而在于它已內化為一種無意識的認知濾鏡，過濾掉了那些無法被其理論所編碼的真實世界。
進步主義范式的核心預設，構成了其理解川普的第一重障礙。該范式通常隱含著幾個堅不可摧的前提：歷史是線性進步的，指向更理性、更平等、更全球化的必然未來；政治的核心驅動力是經濟利益與理性計算；非理性的、基于身份與情感的政治動員是落后且可被“啟蒙”的；任何“開倒車”的現象都只是歷史前進中的短暫逆流。
在這一框架下，川普的崛起被自然地解讀為一場“意外”、一場“民粹的癲狂”、或是被操縱的“虛假意識”，其支持者則被簡化為“全球化受害者”或“種族主義余孽”。這種解釋看似深刻，實則是一種“病理化”處理——將無法理解的事物定義為“病態”，從而回避了對其內在邏輯與真實訴求的嚴肅探討。它無法回答：為何這套被認為“病態”的話語，能產生如此持久而強大的政治能量？
更深層的障礙，在于進步主義對“人民”概念的抽象化與其現實構成的撕裂。進步主義話語中的“人民”，往往是一個道德化的、同質化的整體，是“沉默的大多數”、“進步的推動者”或“需要被代表的受害者”。然而，川普所調動起來的，恰恰是一個具體的、異質的、情感復雜的“人民”截面。他們中有感到被全球化拋離的工人，有恐懼文化傳統被顛覆的中產，有厭倦政治正確的普通民眾，也有對建制派徹底失望的群體。他們的訴求混雜了經濟、文化、身份與尊嚴，無法被單一的“左或右”或“階級分析”模型所切割。
進步主義的敘事習慣于為他們“代言”，定義什么是他們“真正的利益”，而川普（無論其初衷如何）的直接性話語，在感覺上繞過了這種“代言”，形成了某種直接的、盡管可能是粗糙的回應。當進步主義精英忙于論證這些民眾“不該”這樣想時，便已失去了理解他們的可能。
這種不理解，最終揭示了進步主義“流毒”最核心的一點：對自身價值優越性的絕對自信，導致了對“解釋權”的壟斷，并關閉了學習的可能。它將自身置于歷史的“正確”一邊，將不同意見視為需要被教育或清除的“錯誤”。這種心態導致其分析常常淪為一種“立場展示”而非“真相探究”。面對川普現象，首要反應是道德譴責和價值劃界，而非好奇地追問：“這究竟反映了什么樣未被傾聽的社會真實？美國（乃至西方）社會機體的哪些深層裂痕被暴露了出來？”
理解不等于認同，但拒絕理解則必然導致誤判。當一整套思想體系習慣于將異己思維視為“病毒”或“流毒”時，它自身也便失去了免疫和進化的能力，只能在自我重復的預言中，不斷驚訝于現實的“失控”。
因此，孫教授們對川普的“不理解”，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案例，它標志著一套曾所向披靡的解釋系統，在新時代復雜癥候前的局部失靈。這尖銳地提示：任何思想，一旦固化為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濾鏡，便會喪失對鮮活世界的感知力。川普與其說是一個原因，不如說是一個結果，一面鏡子，照出了被主流敘事長期忽視的社會溝壑與情感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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