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SpaceX送上天的“瘋子”馬斯克——中國真的“需要”嗎？ | 地緣科技「平」論 x 黃平

大灣區評論 x 黃平

地緣科技

vol. 13 no.13

「平」論

2026/06/17

JUNE

中美的科技合作甚至科技融合，是最符合全人類利益的。

第13期

總第13期

編者按

PREFACE

SpaceX上市與馬斯克財富神話，再次把一個老問題推到中國科技界面前：我們是否需要、又能否孕育出馬斯克式的“瘋子”企業家？在中美科技競爭日益尖銳的當下，這個問題表面關乎個人天才，深層卻指向不同文明土壤、創新制度和資本邏輯之間的差異。

本文并不簡單贊美馬斯克，也不急于否定中國創新能力，而是把馬斯克放回新自由主義美國的人才、技術、資本三要素聚合中理解，指出其成功既來自對怪才的包容、對技術烏托邦的崇拜，也來自資本市場對未來敘事的極高定價能力。文章進一步提出，中國未必需要復制馬斯克，而更需要孕育更多汪滔式人物：有執念、有棱角，但扎根工程實踐和產業場景，以漸進性務實創新把技術做到極致、做到普惠。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中國科技強國之路究竟應追求“造出一個馬斯克”，還是建設能夠不斷涌現“無數個汪滔”的創新生態？在零和博弈加深的世界里，馬斯克式原始創新與汪滔式工程普惠能否形成互補，而不是彼此對立？這篇文章給出的，不只是中美創新范式之辨，更是一幅關于人類科技共同體的愿景。

6月12日晚，紐約納斯達克交易所見證了人類商業史上最震撼的一幕。SpaceX正式掛牌交易，IPO募資750億美元，首日收盤暴漲19.22%，市值沖上2.1萬億美元。馬斯克的個人凈資產隨之突破1萬億美元，成為人類歷史上首個凈資產過萬億美元的人。

這個數字的含義，遠超其字面意思。從在線支付系統PayPal，到電動汽車特斯拉，再到商業航天SpaceX，甚至參與創立人工智能公司OpenAI——馬斯克似乎引領著這個時代每一個科技革命的最前沿。

這個故事的震撼，自然又引出了一個在中國被反復討論、卻始終沒有答案的老問題：這樣具有革命性原始創新能力的人才，中國有沒有能力培養和孵化？

這個問題與李約瑟之問一脈相承——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發生？背后指向的是更深層的追問：革命性原始創新能力源于對科學精神的追求，而中國的文化土壤是否具備這種底層支撐？對于這個問題，大家可以各執己見。比較主流的觀點仍然認為，中國底層缺乏科學精神，因此也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性原始創新。

但這里，我不想討論這個問題本身。我想討論的是這個問題的前提——即這個問題預設了中國需要這樣的革命性原始創新，以及需要創造這些創新的天才。

在此，我先把觀點甩出來。筆者認為，中國確實需要這樣的革命性原始創新能力，但是中國不“需要”創造這些創新的天才，或者說瘋子。

01

馬斯克是新自由主義

美國的產物

馬斯克的故事不僅僅是天才的故事，也不僅僅是技術的故事，同時也是資本的故事。這三個要素，只有在將新自由主義奉為圭臬的美國，才可能同時出現、相互作用、最終催生馬斯克這樣的怪才。

對天才或瘋子的包容

馬斯克12歲賣掉自己編的游戲軟件源代碼，17歲離開南非移民加拿大，24歲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經濟學和物理學雙學位后進入斯坦福攻讀博士——然后僅僅兩天后就輟學創業。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路徑，在美國不只被容忍，甚至被崇拜。硅谷文化里，“dropout”（輟學者）不是貶義詞，而是某種叛逆精神的象征——喬布斯、比爾·蓋茨、扎克伯格，都是這個路徑的成功案例。

對技術的崇拜

SpaceX的最終目標是讓人類成為多行星生命，讓意識能夠延續下去。這是一個聽起來像科幻小說的愿景，但美國的技術文化允許、甚至鼓勵這種“瘋狂”的想法被認真對待。當馬斯克在2002年成立SpaceX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個注定失敗的項目——私人公司造火箭？不可能。但美國的技術文化給了他試錯的空間。

給資本的空間

SpaceX此次IPO通過發行5.556億股募資750億美元，這個數字的背后，是全球資本對"未來敘事"的極高溢價能力。SpaceX尚未實現年度盈利，但資本市場愿意給它2.1萬億美元的市值。這種全球資本對美國科技公司的狂熱追捧，不只是因為SpaceX本身，更是因為美國資本市場在過去幾十年建立的“技術溢價”信仰——投資美國科技公司，就是投資人類的未來。這種信仰，讓美國科技公司獲得了全球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比擬的融資能力。

這三個要素缺一不可。沒有對天才的包容，馬斯克這樣的怪人不會被給予機會；沒有對技術的崇拜，SpaceX這樣的“瘋狂項目”不會獲得社會認同；沒有給資本的空間，750億美元的IPO募資根本不可能發生。

因此可以說，美國，或者說當今的美國，是唯一一個能夠孵化出SpaceX和馬斯克這樣故事的地方。不是因為美國人更聰明，而是因為只有美國同時具備了足夠體量和質量的人才、技術和資本——以及將這三者高效整合的制度和文化。

SpaceX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格溫·肖特韋爾在紐約納斯達克交易所舉行的SpaceX首次公開募股敲鐘儀式上與同事們慶祝（圖源：美國之音）

02

馬斯克不會，

更不能出現在中國

為什么中國不會出現馬斯克

第一，中國的世俗文化沒有給人執念地追求技術的價值取向。馬斯克可以為了“讓人類成為多行星生命”這個愿景，投入數十年、燒掉數百億美元、承受無數次失敗。這種近乎宗教般的技術執念,在美國被視為某種英雄主義；但在中國的世俗文化中，這更可能被視為不務實、不理性、甚至是對家庭和社會責任的逃避。

第二，中國的教育體系沒有給人非標準化的成長路徑。馬斯克可以在斯坦福讀了兩天博士就輟學創業，這在美國雖然罕見,但并非不可想象。但在中國，這幾乎不可能——從小學到大學，標準化的考試體系、統一的培養模式、對“正軌”的強烈推崇，使得任何偏離主流路徑的選擇都會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和制度阻力。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教育體系培養的是“解決已知問題的能力”，而非“定義未知問題的能力”。前者需要的是勤奮和方法，后者需要的是想象力和叛逆精神。馬斯克式的革命性原始創新，恰恰屬于后者。

第三，中國對資本的理解，從根本上不支持馬斯克式的敘事。SpaceX在尚未盈利的情況下,市值2.1萬億美元。這種“用敘事定價”的資本邏輯,在美國市場被廣泛接受——投資者愿意為一個足夠宏大的愿景支付溢價，哪怕短期內看不到回報。

但在中國，資本的邏輯截然不同。中國把資本作為測算當下的工具，而不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押注。一個燒錢多年、持續虧損、但聲稱要“改變人類未來”的項目，在中國很難獲得足夠的資本支持——不是因為中國投資者不懂這個項目的價值，而是因為這種價值的評估方式，從底層邏輯上就與中國資本市場的運作機制不兼容。

可以說，無論是從文化、教育還是資本市場的邏輯來看,中國都不會出現馬斯克式的多次推動革命性原始創新并持續造富的商業故事。

為什么中國不能出現馬斯克

設想一下，中國如果真的出現了這樣一個馬斯克，會發生什么？

或者換一個方向來思考：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急需馬斯克來推動我們的革命性原始創新。這里的“中國”具體是指誰？是企業界？還是社會？還是政府？

可以確定的是，我們確實需要馬斯克推動的那種技術上的革命性原始創新。但客觀地說，無論是企業、社會還是政府,似乎都不希望出現一個個性如此張揚、社會影響力如此大、甚至政治影響力都如此大的馬斯克。

首先是企業界，一個個性如此張揚、如此高調的企業家，必然會被同行批評和指責。馬斯克對資本市場的運作、對技術產品的炒作，在美國雖然引發爭議，但被視為企業家的個人風格；在中國，這種行為很可能被視為不負責任、嘩眾取寵。

其次是社會，如果馬斯克真的在中國，社會的關注點可能不再是他所引領的革命性原始創新，而是道德——也就是他的家庭生活。馬斯克目前官方確認有14個孩子，分別與四位女性所生，均為非婚生育或婚外生育。在美國，這種私生活雖然引發媒體熱議，但并不妨礙他成為公眾崇拜的科技英雄。但在中國，這種家庭狀況放在任何一個公眾人物身上，都足以讓他在道德輿論的漩渦中萬劫不復——技術成就會被私生活爭議徹底淹沒。

最后從政府來看，一個掌控核心科技基礎設施、擁有巨大社會動員能力、同時又游離于政治權力框架之外的馬斯克式人物，在結構上就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不兼容。正如鄭永年教授所概括的“制內市場”，在中國，市場是在政治體制的框架內運轉的，市場的邊界由政治邏輯來劃定，而非反過來。在這套邏輯下，市場不應干預和影響政府，市場活動本身也是國家治理職能的組成部分。

與之相對，在美國，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是模糊的——馬斯克可以公開批評美聯儲、游說國會、通過DOGE直接介入聯邦政府的行政運作，資本可以堂而皇之地影響政策走向，市場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左右著政府的決策邏輯。用一個概念來概括，美國是一個“場內國家”——國家本身就是市場博弈的參與者，政府的邊界由市場力量動態劃定。在這個邏輯下，馬斯克這樣的人不只是被容忍的，更是這套體制的天然產物。

所以理性地說，馬斯克所引領的革命性原始創新，確實是中國想要的；但引領這些技術的馬斯克，卻是中國各界都不想要的。

2026年5月，埃隆·馬斯克和蒂姆·庫克等美國企業高管與特朗普共同造訪北京（圖源：紐約時報）

03

中國不需要“馬斯克”

而需要更多“汪滔”

務實創新vs原始創新：

兩種不同的文明基因

中國是一個世俗社會，是一個崇尚德大于能的社會，是一個講究平衡和各安其位的社會。這樣的社會結構和價值已經歷經數千年，延續到今天的現代社會，雖然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質是一脈相承的。

雖然并不能絕對地說，革命性原始創新只能源于像馬斯克這樣的瘋子，但從歷史上看，真正跳出人類常規思維范式的革命性創新——將人類送上火星、將大腦與計算機直接連接，往往需要一些非理性的科技怪才推動才能實現。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我們的文化、教育和資本邏輯確實很難自發孕育出這類跳出常規思維范式的革命性原始創新。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清醒的自我認知。

中國更擅長的：

漸進性務實創新

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創新。事實上，中國的創新活動，無論是從體量還是質量上，都在全球名列前茅。中國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已連續多年保持全球第一；深圳每平方公里的專利密度位居全球城市首列；中國新能源汽車、光伏、高鐵、移動支付等領域的技術進步，都是全球公認的創新奇跡。

但相較于馬斯克式的革命性原始創新，中國更擅長做的是漸進性務實創新。前者是基于理想甚至夢想的，往往不計成本、不問回報；后者則更多基于實際需求，是非常務實的。

這種務實的創新，在中國文化以及社會各界中被共同接受和推崇。它的價值不應該被低估——許多看似“只是跟隨”的創新，在迭代過程中積累的工程能力和產業經驗，往往會反過來推動原始性的技術躍遷。

汪滔：中國真正需要的那種“怪才”

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中國并不需要馬斯克，而是需要更多能推進漸進性務實創新的汪滔。

大疆的汪滔與馬斯克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有一種執念，都不愿意接受“這是不可能的”這個答案。但汪滔的創新是務實的、工程性的。他不需要把大疆的愿景包裝成“拯救人類文明”，他只需要把無人機做到極致，讓每一個普通人都能拍出電影級別的航拍畫面。

十年前，汪滔以一句“這個世界太笨了，笨得不可思議”出圈；今年4月，沉寂十年的汪滔首次接受深度專訪，為當年這句話補上了后半句——“我也是”。這三個字，道盡了一個中國式技術怪才從狂妄到自省的完整旅程，也恰恰說明了什么是中國土壤能夠孕育的那種創新人格——有棱角，但不失分寸；有執念，但知邊界；有野心，但不脫離現實。

中國需要的，是在各個細分領域都能孕育出更多的汪滔——在無人機領域有大疆，在工業機器人領域能否有另一個大疆？在具身智能領域能否有另一個大疆？在量子計算、生物醫療、腦機接口的應用轉化領域，能否有另一個大疆？

大疆創新科技的創始人汪滔（圖源：鳳凰網）

04

結語

6月12日，SpaceX上市，馬斯克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身家過萬億美元的富翁。這一天注定會被載入史冊。

但這個故事的真正意義，不在于那個1萬億美元的數字，而在于它所揭示的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是什么樣的土壤，孕育了馬斯克？是什么樣的制度，允許了SpaceX？是什么樣的文化，支撐了這種非理性的技術執念？

答案是：新自由主義美國所獨有的人才、技術、資本三要素的極致聚合。這個土壤，中國沒有，在可預見的將來也很難有。

但這不是中國的不足，而只是中國的不同。中國有自己的土壤，孕育的是汪滔，而不是馬斯克。馬斯克通過革命性原始創新把人類帶向宇宙，汪滔通過漸進性務實創新把無人機做到極致和普惠，讓每一個普通人都能用上曾經只屬于好萊塢的航拍鏡頭。這兩件事，都是人類文明進步所需要的。而在中美博弈最激烈的科技創新領域，這兩種范式其實存在極高的互補性。

從全世界的視角看，或者說從全人類的利益角度看，中美的科技合作甚至科技融合，是最符合全人類利益的。一個能夠突破技術邊界的美國，加上一個能夠讓技術惠及全球的中國，這個組合的價值，遠超任何一方單獨能夠創造的價值。SpaceX把衛星互聯網送上天，中國的工程師把終端設備的成本壓到普通家庭可以承受的程度——這不是假設，這幾乎是新能源汽車領域已經發生過的故事的翻版。特斯拉定義了電動汽車的技術方向，中國產業鏈把電動汽車的成本壓到了全球消費者都可以接受的區間。

誠然，筆者非常清楚，在人類歷史上，政治和國家利益的力量往往會戰勝人類更大的整體利益。當下中美科技競爭的大趨勢，不會因為這篇文章的論述而改變。但還是想把這個觀點拋出來，讓已經深度陷入零和博弈思維的美國——特別是美國的科技右翼——聽到中美關系的另外一種可能：一幅馬斯克式的革命性原始創新與汪滔式的漸進性務實創新攜手共進的圖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類科技共同體下的新型大國關系。

也許這是一個烏托邦。但烏托邦，往往是一個時代最需要的那面鏡子。只有先描繪出最好的可能，這種可能才有實現的機會——如果連愿景都不敢想象，那么通往它的路徑就永遠不會出現。在中美關系陷入零和博弈、科技脫鉤日益加深的今天，這個“馬斯克加汪滔”的烏托邦，或許正是我們最需要大聲說出來的那個愿景。

本文作者

黃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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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