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7日,荷蘭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
日本天皇夫婦向國家紀念碑獻上白色花環,雙手輕撫花環,默哀一分半鐘。
當晚的王宮晚宴上,天皇用英語明確提到:二戰期間日軍攻打當時是荷蘭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亞,“包括平民在內很多人失去了寶貴生命并遭受創傷,令人心痛”,誓言“必須謙虛地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將那些慘痛的經歷和艱辛傳達給后世,繼續為和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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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表態,聽起來像是一位國家元首應有的歷史態度。
但當我們將鏡頭轉向東京,就會發現一個意味深長的反差——同屬日本政治版圖的核心人物、現任首相高市早苗,其歷史觀幾乎與天皇的發言背道而馳。
天皇的“和平表態”為何引人注目?
天皇此次訪荷的細節值得玩味。
據報道,二戰期間日軍在印尼扣留了約4萬名荷蘭士兵和約9萬名平民,造成大量死亡。
戰后,反日情緒在荷蘭“依然根深蒂固”。
天皇在出發前的記者會上特意表示“將念及至今仍有人背負著當時傷痛”。
而荷蘭國王威廉-亞歷山大在晚宴上回應天皇時也說,“感謝將兩國聯系在一起的友誼,同時也意識到共同的故事并非全是幸福往事”,并呼吁“唯有通過幸存者講述的故事,才能了解那個時代的苦難。
正因如此,持續講述下去極為重要”。
作為日本的國家象征,天皇的這一系列表態,至少在形式上履行了“銘記歷史”的責任。
天皇的表態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場?這就要看現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做什么了。
高市早苗:天皇表態的“反向鏡像”
高市早苗是誰?她被外界視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政治門生”,而安倍正是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
高市在歷史問題上的言行,幾乎條條都與天皇此次訪荷的表態直接沖突:
第一,參拜靖國神社。
高市是靖國神社的“常客”,2007年就曾參拜,此后多次公開前往,引發巨大爭議。
靖國神社合祀甲級戰犯,參拜本身就意味著對侵略歷史的態度。
而天皇在荷蘭明確提到“很多人失去了寶貴生命并遭受創傷”,兩相對照,高高的立場不言自明。
第二,美化侵略歷史。
高市曾公然在國會質問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為何承認當年的侵略戰爭是錯誤的。
她還批評承認侵略和道歉的“村山談話”“缺乏具體性,過于情緒化”。
此外,她否認“慰安婦”問題中日本的強制責任,公然踐踏承認此事的“河野談話”。
在天皇說“必須謙虛地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同時,高市的做法恰恰是拒絕汲取、甚至試圖改寫歷史。
第三,修憲擴軍與涉臺言論。
高市主張修訂和平憲法、改自衛隊為“國防軍”,并多次鼓吹“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
這種激進的軍事鷹派立場,與天皇“繼續為和平而努力”的基調格格不入。
天皇與首相:誰代表日本?
這就引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當天皇在荷蘭說出“銘記二戰悲劇”時,日本政府首腦卻在另一條軌道上狂奔,日本的對外形象究竟由誰來定義?
有分析指出,天皇的表態有其歷史傳統——1971年昭和天皇訪問荷蘭時也曾遭遇反戰抗議,有人向座駕投擲熱水瓶,擋風玻璃出現裂痕。
昭和天皇晚年也曾稱二戰是“最令人討厭的回憶”。
但天皇的表態更多被視作“個人立場”或“象征性姿態”,并不直接約束政府政策。
而高市早苗的右翼立場,則直接轉化為政策主張和外交摩擦。
她對“村山談話”的否定、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在臺灣問題上的激進表態,每一條都直接沖擊中日關系底線。
當國家元首在海外紀念館前默哀“銘記悲劇”,政府首腦卻在國內鼓吹“對敵基地攻擊能力”——這種割裂本身,就是日本二戰歷史認知問題的縮影。
回到“與高市對著干”這個判斷:天皇訪荷的和平表態,與其說是與高市“對著干”,不如說是在日本國內政治右轉的大背景下,皇室對國家歷史形象的一種“糾偏”嘗試。
但這種嘗試能在多大程度上對沖首相的激進政策,恐怕要打上一個問號。
正如荷蘭國王所言,“共同的故事并非全是幸福往事”——問題是,在日本國內,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像天皇那樣,公開承認并講述那些“不幸福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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