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伶仃洋對岸的他山之石丨軍亦吾之民（七）

州縣與衛所

有關衛所屯田的積弊衰落，嘉靖《香山縣志·政事志·屯田》里面有一段這樣的文字：

香山所額田四十六頃五十二畝，糧一千三百五十五石六斗。

知縣鄧遷議：照得香山所坐派實征，嘉靖二十三年，分折色屯糧米四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升四合七勺。每石折銀三錢，該銀一百四十兩二錢六分三厘二毫，該支二十四年正月分間月折色銀兩支給。本色屯糧九百三十五石零八升九合六勺，該坐支閏正月二月分本色米石支給。

緣旗軍慣習刁強，屯丁素無畏憚，不惟見拖未納，遞年積欠尚多；今欲不為軫處，則官弱屯遠，威令不行，循習逋負，其弊，不足以給軍，不為定制，則一遇缺糧屯聚告擾，其勢亦難于為。

上為照前欠銀米乞為持，奉撫按明文差委風力能干指揮或千戶一員詣屯，追納責限完官就給軍士，以補足正月閏正月二月之數。又除折色原已定價外，前項本色及后來米石例折銀四錢五分給予軍士，既革屯丁運赴展轉之弊，亦絕磨戶、包攬、侵漁之奸。

又乞立為定制，查照原行，每年正月月分的係該屯折色銀兩，送縣關支，二月三月分則于該屯本色折辦價銀送縣給散，如或該所追征未辦，則聽令本管衙門告催，不許聚集赴縣噪擾。

三月四月以后十二月，以前則案月支給，責在有司；使屯丁者知軍士之待哺，而勢不敢緩，為軍士者知分部之畫一，而非不敢肆；為有司者亦得以展布其中豫為之，所不至于團聚告擾策應繁難矣。

這段文字大概出自黃佐的手筆，詳細地記述了當時屯政的弊病以及官府的應對措施，信息量非常大。

嘉靖《香山縣志》書影

原本按照明初的設計，衛所和地方是互不統屬的兩套體系，衛所處理自身事務，地方官府無權干涉。但是可以看到，到了明朝中期，地方已經需要深度介入衛所事務，尤其是屯政。而且，屯田經常距離衛所衙門或者旗軍駐地比較遠，甚至就不在一個州縣。比如廣州前后左右四衛在省城，但屯田分別在東莞、香山、番禺、順德四縣，這樣的話，需要介入的地方官府等級也就比較高了，至少是府一級的。

衛所之弊

廣東從明朝中前期開始，甚至早在宣德正統年間，許多賦役項目都已經折銀征辦，并且越來越普遍。屯糧同樣也有折銀征收的案例出現，例如上面這一段文字所記載，香山所的屯糧折銀征收，雖然折銀的方式需要分項按不同匯率折銀頗為麻煩，但最終的效果是省去屯丁運糧的周折。

屯糧折銀征收的記載不算很多，香山所的案例不知道是個例還是缺少記載的通例（筆者未能進行全面的統計，但從已知的來看，不像是全省范圍內的通例）。

《廣東省總圖》（香山縣部分）

黃佐作為軍籍出身的士大夫，看起來對衛所官軍，無論是旗軍還是屯丁，印象都不好，他的筆下“旗軍慣習刁強，屯丁素無畏憚”。

明朝中期以后戰事頻繁，但是衛所旗軍缺額過半，其實根本不是征戍的主力，所謂“慣習刁強”，卻并沒有用在戰事上，而是在州縣聚集鬧事，當然被拖欠糧餉只是其中一個理由。屯田本是供給衛所軍隊糧餉的，但是屯丁卻“素無畏憚”常常欠繳屯糧，并且還“磨戶、包攬、侵漁”。“磨戶、包攬、侵漁”，自然是黃佐所處的年代非常常見的屯丁惡習，這些行為使得衛所逐漸喪失屯田所有權以至于屯政敗壞。

屯丁的官司

成書于崇禎年間的《盟水齋存牘》，為廣州府推官顏俊彥在任職期間所編撰的案例以及判詞集。這本書里面就收錄了幾件跟屯丁相關的案例，很好地描述了“磨戶、包攬、侵漁”的行為——衛所本來有獨立的司法權，但明末地方官府已經很大程度代替衛所行使司法權。

《署府讞略一卷·刁軍陳進（杖）》：“審得陳進以左衛旗軍與陳妙游告爭贍軍屯田，三道有詞，見批戎廳，未經審決，而即以所爭之田得銀七兩二錢批佃鄉民居兆覺，原中唐秀宇可證也；乃串族元岳詭認新軍，奪其佃并賴其銀，覺能默然而已哉；合照數還本銀，田聽戎廳案結；仍加責擬杖是示懲。”

《署香山縣讞略一卷·爭軍楊嘉齊、楊德（杖）》：“審得楊嘉齊乘楊德之歸，而攙補其伍也，利軍產也；乃四房輪流，十年一替，既立有合同矣，德止六年耳，安得利其田而奪之；生員楊思誠期其田收租，田隨軍轉，亦問之楊德而已，無庸他擬議也；嘉齊之不應攙越，楊德之不應久曠，罪均也，各杖之。”

《讞略二卷·重佃屯田黃建昭等（杖）》：“審看得黃建昭以逋糧追比，將屯田立契佃李代滋，乃復重疊私佃伍世懋，除加佃三年，無別法也；屯糧于代滋、世懋名下追完；其聞壬德頂承，聽原價贖還；建昭、代滋、世懋各杖無辭，悉如縣擬，招詳；布政司批，屯田一軍一分，而黃建昭攬種至十八分，屯田不許賣買，而李代滋、伍世懋公然價承，均違法制；姑照限年完官，各依擬杖折收贖發落，如照行取庫收繳。”

《盟水齋存牘》是明代顏俊彥編纂的司法案件文集，成書于崇禎年間。作者為崇禎元年進士，曾任廣州府推官，書中收錄其1628-1631年任內處理的1448件司法案件讞詞及公文，分初刻13卷、二刻10卷，計23卷60萬余字 。2002年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劉斌教授點校整理本，以北京大學藏明崇禎五年刻本為底本。

全書涵蓋刑事、民事、行政等司法領域，涉及商業、土地、宗族、婚姻等內容，案件附有上級機關批文，反映明末地方至省級司法程序運作 。現存明崇禎刻本與抄本兩種版本，分別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14冊）和廈門大學（9冊）。

此處不就每個案例進行具體分析。簡單來說，這些案例清楚地表明屯政的敗壞。明朝中后期，屯丁可以肆意放佃屯田由佃戶繳納屯糧——“磨戶”，可以大量攬種屯田以謀取利益——“包攬”，可以以各種卑劣手段把屯田據為己有——“侵漁”。顯然，黃佐所記述的整飭屯政的措施，并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進入清朝，衛所的軍事功能完全喪失，但屯田即便在衛所裁撤之后都一直保留。這一時期，屯田就像普通民田一樣可以交易，只是稅則不一樣。小欖保留了不少清朝以后的與屯田以及以衛所為名的社會組織的相關民間文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由明朝留下的衛所和屯田滲透在小欖清朝地方社會上的表現。

從《劉晨所舊本抄錄》說起

明清時期包含今天的小欖、古鎮兩鎮的大欖都，曾經總共有二十多個屯田百戶所，這些屯田百戶所，都有名稱，而且看起來明清時期的大欖都人是有清楚認知的。有一份乾隆嘉慶年間的《劉晨所舊本抄錄》，抄錄了一些跟屯田佃種相關的案件檔案，這是迄今為止廣東省內發現的唯一一份屯田檔案，收錄在《明清廣東稀見筆記七種》的附錄中。

廣東的地方史料中，筆記是不可或缺的一類

《劉晨所舊本抄錄》記錄下了當時大欖都所有有屯糧征收的屯田百戶所的名稱，包括廣州后衛的劉清所、鄒諒所、陳憲所（《劉晨所舊本抄錄》記作“陳獻所”，但是其它文獻中出現的都是“陳憲所”）、左珍所、張侃所、任官所、王成所、陳禮所、祝貴所、梁相所、汪智所十一所，廣海衛的劉晨所、張鑒所、錢廣所、陳鑒所、古鎮所五所，以及新寧所和新會所。乾隆《香山縣志·戶役》里面記載，古鎮屯實際包含楊邁春所、尚方所和顧成所三所——等價于《劉晨所舊本抄錄》里面的“古鎮所”。

《劉晨所舊本抄錄》所記載的十八個所當時的屯田面積總和，大致跟《香山縣志·戶役》里面的記載接近。《欖溪風物·小欖衛所設置的緣起和發展·分布》在廣州后衛的屯田百戶所中加入那個“后人無復知有”的“李光所”，排除掉不屬于小欖的“古鎮所”，按照小欖的俗稱把“新寧所”和“新會所”合稱“新寧衛”，這樣小欖本地就有了“三衛十八所”的統稱（也有把“李光所”去掉而不分“新寧所”和“新會所”的“三衛十六所”的統稱）。

這些所的名稱，除了古鎮、新寧、新會，看起來都是人名，大概每個屯田百戶所最初的管屯統領。能夠確定的有左珍、張侃、梁相和劉晨。

《香山縣志·欖鄉捐建梯云義學姓名》

左珍、張侃和梁相分別是小欖左氏，其中一支小欖張氏和其中一支小欖梁氏的祖先，大概就是洪武年間的管屯統領，在道光《香山縣志》最后附錄了《欖鄉捐建梯云義學姓名》中，就有明朝的“左公珍”、“張公侃”和“梁公相”，指的是后人以祖先的名義參與捐建。

劉晨，指的是劉起晨，民國《香山縣志續編·輿地·氏族·欖鎮》記載：“劉族始祖起晨，原籍遼陽人，明世襲廣海錦衣衛百戶，因屯兵小欖，遂家焉，現歷十代分兩房，共丁口三十人（明初到民國才十代是肯定不對的，不過這個家族確實不興旺）。”

《劉晨所舊本抄錄》在每個所的后面，還列了屯丁，但這些屯丁的“姓名”并一定不代表當時真實的人名。這里頭，很多“姓名”實際上是戶名，這類戶名多數會跟早期的屯丁姓名相關，但不代表繼承這些戶名的就是他們的后世子孫。例如劉晨所列有屯丁“劉起晨”，但劉晨所后來似乎沒有了劉姓屯戶。

每個所的屯丁名

也有一些“姓名”可能確實是當時的屯丁名字，例如梁相所列有屯丁“黎朝賓”，據重修于清末的《圓欖黎氏宗譜》，有一位生于康熙庚戌（康熙九年，1670年），終于乾隆辛未（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三房十二世黎應科，字朝賓，而《劉晨所舊本抄錄》記錄的第一個案件發生在乾隆四年（1739年），有可能對應得上。

小欖其他軍戶家族

小欖除了九郎何氏、十郎何氏、泰寧李氏和欖溪麥氏這三姓四宗，還有眾多的家族，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都出身軍戶，尤其是屯田軍戶。《欖溪風物·欖溪古籍·祠宇》列出了民國時期小欖的祠堂和書室，并且記載了相應的家族以及來歷，這當中就包括出身屯田軍戶的家族。這些家族相比起三姓四宗規模較小，很多都沒有家族文本留下，因此《欖溪風物》的資料就非常珍貴。

小欖在明朝除了九郎何氏、十郎何氏和泰寧李氏各出了一個文進士，以及欖溪麥氏出了一個武進士之外，還出了一位文進士，就是天啟二年（1622年）中進士的盧兆龍——出身劉清所的屯田軍戶。

天啟二年進士題名碑錄：盧兆龍，廣東廣州府香山縣軍籍

《欖溪風物》中明確的屯田軍戶當中，在清朝還出了一個文進士，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進士的朱潮——出身王成所的屯田軍戶，以及兩個武進士，乾隆四年（1739年）中進士的李定元——出身任官所的屯田軍戶（并非泰寧李氏，泰寧李氏退出屯田之后，何氏、李氏和麥氏的屯田軍戶都不是那三姓四宗的族人）和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進士的蔣大年——出身梁相所的屯田軍戶。

蔣大年進士旗桿石

大欖羅氏

在眾多的屯田軍戶家族中，有一支大欖羅氏，可以稱得上是整個小欖鎮首屈一指的軍戶家族。重修于民國七年（1918年）的《大欖羅氏族譜·世系》記載：“迄明太祖洪武代有天下定鼎之際，我祖乙堂公（大欖羅氏二世祖）年約七十有三，康祥公年約四十有八，維時父子偕從錦衣衛百戶劉起晨公祖上分屯廣海衛軍，因遷于大欖東寧坊而居。”

民國《大欖羅氏族譜·世系》

大欖羅氏沒有出過進士，倒是在清朝，先出了三個武舉人，后出了兩個文舉人，似乎早期還挺有軍戶風范的。按照《香山縣志續編·輿地·氏族·欖鎮》的統計，大欖羅氏到民國時期“歷二十一代丁口六百有奇”，算是比較大的家族。

大欖羅氏直至清末都一直持有屯田作為嘗業

大欖劉氏

還有一支大欖劉氏，大概也出身屯田軍戶。重修于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的《中山欖鎮劉氏族譜》，現藏于澳門大學圖書館，筆者無緣閱讀，但是劉志偉教授曾經引用里面一段文字，這段文字細致地描述了明初建立衛所屯田的過程，現也在此重引（斷句略有調整）：

鄉在宋元時無屯田；至國朝洪武間，兵火殘破之余，人民凋謝，田野蓁蕪，居者不能固藩籬，耕者不能盡隴畝；遂分撥附近衛所官軍屯耕戍守；所于小欖者十一，隸治廣州后衛也，所于大欖者五，隸治廣海衛也；屯軍比至，舉全欖之地與土著之民共之，藉產之沒入官者為屯田，擇地之不彷者為營舍；官司復遴選鄉人之老成正直者簽督其事，以屯田俟事上報簽督者，例得附名于公移，我祖齋公諱孟富者與焉；劉所適屯于吾宅之前，延袤繚繞，又迫于其右；吾祖時方有事，簽督不能自庇，白狀于提督府；都御史蕭公與之司平，移檄所司體勘，凡無劉氏屋宇影占者，悉屬諸所。

這段文字描述的是明初建立衛所屯田這種體系和制度的時候，衛所與本地土著人群之間的沖突。在衛所看來，建立屯田是收編“化外”人群和開發“無主”荒地的重要手段，但在土著人群看來，被收編就要被賦役束縛，沒有登記的土地（不管是否開發成形）原本是可以屬于自己的，但是一旦登記就相當于被衛所搶占。當然，獲得編戶齊民的社會身份代表著認同國家正統性，長遠而言對家族會更加有利。

不過，這段文字始終顯得有點模棱兩可。按要求整個大欖都的土地和鄉民都要支持屯務，田產被沒收成為屯田，平坦（“不彷”大概是這個意思）的地方用于建立營地。

但是，當時大欖劉氏主事人劉孟富的“與焉”，看起來只是督促他人登記屯田，而劉孟富偏偏因為“有事”，保不住家中土地（“簽督不能自庇”字面上的意思更加像是這樣），后來經過申述，使得自家屋宇不被侵占，但剩下的都歸了屯田百戶所。這樣解讀起來，大欖劉氏并不是屯田軍戶，在后來的記載當中，無論是《香山縣志續編》還是《欖溪風物》，大欖劉氏確實沒有被記為屯田軍戶。

《香山縣志續編·輿地·氏族》

但是，《劉晨所舊本抄錄》里面不僅有屯田百戶所以劉姓命名，還有屯丁戶名為劉姓（特別是劉清所的屯丁“劉帝侯”，似乎來自于大欖劉氏的始祖“劉禘綬”）。

結合上文引用自族譜的那段文字，看起來大欖劉氏應該還是曾經參與衛所屯田，后來就像泰寧李氏一樣，以某種原因退出屯田，并且用一段模棱兩可的文字隱去過程——這跟厚街王氏的寫法有異曲同工的感覺。

大欖劉氏也沒有出過進士，但是明朝出過一個文舉人和一個武舉人，清朝出過三個文舉人和兩個武舉人，科舉情況可圈可點。按照《香山縣志續編·輿地·氏族·欖鎮》的統計，大欖劉氏到民國時期“歷二十二代丁口五百有奇”，也算是比較大的家族。

大欖蕭氏

另外，大欖蕭氏，按照民國《香山縣志續編·輿地·氏族·欖鎮》記載，“始祖德受原籍江西泰和縣千秋鄉人，明洪武二十七年隨父軍諮祭酒判官覺宦游香山，遂居小欖華平社”——這個描述大致能表明大欖蕭氏為明初的軍戶。

《劉晨所舊本抄錄》所記錄的陳鑒所下面，是有屯丁蕭兼永和蕭用文的，大概率也能指向大欖蕭氏，因為整個小欖鎮就只有一支蕭氏，雖然不知道大欖蕭氏是一直耕種屯田，還是這兩個戶名被別家所繼承。

大欖蕭氏也沒有出過進士，只在清朝出了六個武舉人。按照《香山縣志續編·輿地·氏族·欖鎮》的統計，大欖蕭氏到民國時期“歷二十二代丁口八百有奇”，差不多是僅次于三姓四宗規模的家族。

未完，待續（本章還剩約2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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