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與他的時代

從“非理性繁榮”到“我發現了一個缺陷”

艾倫·格林斯潘去世時，距離那場改變他晚年聲譽的國會聽證，已經過去十八年。

2026年6月22日，這位執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近二十年的前主席在家中離世，享年100歲，死因為帕金森病并發癥。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他曾被稱為“大師”，也曾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成為自由市場時代最醒目的被告之一。

如果要尋找一個瞬間來概括這種聲譽的轉折，它并不發生在他卸任的2006年，也不發生在雷曼兄弟倒閉的2008年9月，而是在一個月后的國會山。

2008年10月23日，82歲的格林斯潘坐在眾議院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的聽證席上。金融危機仍在擴散，華爾街的恐慌尚未退去。銀行不愿彼此放貸，股市連續暴跌，曾經被評級機構、投行和監管者共同認可的金融產品，正在以人們難以理解的速度變成有毒資產。

委員會主席亨利·韋克斯曼問他：換句話說，你發現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意識形態是不正確的，它沒有奏效？

格林斯潘回答：“Precisely.”

正是如此。

隨后，他說出了那句后來被反復引用的話：“我發現了一個缺陷。”

這句話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為一位前美聯儲主席承認自己錯了，而是因為被質詢的并非格林斯潘個人的某一項政策判斷，而是過去三十年美國經濟政策背后的一整套信念：市場能夠自我糾錯，金融機構會為了自身利益而約束風險，政府不應過度干預市場運行。

在那之前，格林斯潘曾經擁有另一種稱呼：“大師”。

從1987年至2006年，他執掌美聯儲長達18年，歷經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和小布什四任總統。在他的任期內，美國經歷了戰后最長的經濟擴張，互聯網革命席卷全球，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進入高潮，華爾街成為世界經濟最耀眼的舞臺。

而在他退休僅兩年后，全球金融體系爆發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隨著格林斯潘的離開，人們再次回望那個曾經屬于他的時代：一個相信市場、相信全球化、相信中央銀行能夠熨平經濟周期的時代。格林斯潘究竟是繁榮的締造者，還是危機的播種者？這個問題或許沒有簡單答案。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生幾乎完整地穿過了那個時代的上升、輝煌與裂開。他不是那個時代唯一的設計者，卻是它最醒目的面孔。

在成為“大師”之前，他首先是一名信徒

理解格林斯潘，不能只從美聯儲開始。

在進入華盛頓之前，他首先是一個相信市場的人。

20世紀50年代初，年輕的格林斯潘在紐約結識了作家安·蘭德。今天，人們更熟悉蘭德小說家的身份，但在那個小圈子里，她更像一位思想導師。圍繞在她身邊的經濟學家、律師、學者和企業家定期聚會，討論哲學、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這個圈子后來被稱作“集體”。名字多少帶有諷刺意味，因為其中許多人都以極端個人主義者自居。

格林斯潘是其中最忠實的成員之一。

蘭德相信理性，相信個人主義，相信自由市場。她認為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越少越好，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則是最符合個人自由的制度安排。這些觀念深深影響了格林斯潘。1967年，他發表《黃金與經濟自由》一文，為金本位制度辯護，批評政府通過貨幣擴張和財政赤字侵蝕私人財富。

多年以后，人們之所以不斷重讀這篇文章，并不僅僅因為它出自未來的美聯儲主席之手，更因為它呈現出一種后來支配了西方世界很長時間的觀念：市場比政府更有效率，金融創新能夠創造財富，資本自由流動會帶來增長，國家最好不要替市場做決定。

格林斯潘并不是這些觀念的創造者，但他后來成為了它們最有權力的實踐者。

他的人生也并不完全像一個意識形態人物。少年時代，他曾學習單簧管和薩克斯，進入茱莉亞音樂學院，也曾作為爵士樂手演出。后來他轉向經濟學，成為紐約最受歡迎的經濟咨詢師之一。他不是那種只會在黑板上推演模型的學院經濟學家，而是迷戀原始數據的人。他會鉆進統計報表，追蹤鋼鐵訂單、庫存、產量、運費和企業利潤，在一堆看似枯燥的數字中尋找經濟周期的轉折。

格林斯潘身上一直有一種近乎古怪的工作習慣。他喜歡在浴缸里閱讀報告、整理數據、構思講話和證詞。水汽、紙張、統計表和華盛頓的政策語言，在這個細節里奇異地重疊在一起。這當然只是一個私人習慣，卻也像是格林斯潘式權力的某種隱喻：他并不以演說家的姿態支配市場，而是通過晦澀的句子、細小的數據修正和利率措辭里的輕微變化，讓全球資本市場反復揣測他的真實意圖。

他相信市場，也相信自己能夠從市場留下的數字痕跡里，讀出別人尚未聽見的聲音。

1987年，當里根任命他出任美聯儲主席時，一個自由市場時代的信徒，走上了全球金融體系最重要的位置。

大師的誕生

上任僅兩個月，格林斯潘便遭遇了第一次重大考驗。

1987年10月19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暴跌22.6%，創下美國股市歷史上最大單日跌幅紀錄。華爾街陷入恐慌。交易員擔心市場無法正常開盤，銀行擔心交易對手倒閉，券商開始懷疑自己能否撐過下一天。那不是一次普通的股市下跌，而是一次關于整個金融體系是否還能夠運轉的集體懷疑。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清晨，美聯儲系統進入一種近似戰時指揮的狀態。真正令人恐懼的，并不只是指數下跌本身，而是市場背后的信用鏈條會不會突然斷裂：保證金能否追加，交易能否清算，證券公司是否還能從銀行獲得融資，銀行又是否愿意繼續相信證券公司能夠活過這場風暴。

第二天早上，美聯儲發表了一份極短的聲明：

“美聯儲確認，基于其作為國家中央銀行的職責，已經準備好作為流動性的來源，支持經濟和金融體系。”

沒有復雜解釋，沒有長篇政策說明，甚至沒有具體數字。但市場聽懂了其中的意思：美聯儲不會袖手旁觀。

在這份聲明背后，美聯儲向銀行體系提供流動性，鼓勵銀行繼續向證券公司放貸。紐約聯儲與主要銀行保持通話，試圖阻止恐慌在信用鏈條中擴散。后來很多人把這一幕視為現代中央銀行危機管理的經典案例：當金融市場陷入恐慌時，央行不僅要提供資金，還要提供信心；它不僅是最后貸款人，也是最后解釋者。

危機最終沒有演變成金融體系崩潰。對于格林斯潘而言，這不僅是一場成功的危機處置，更是一個時代神話的起點。

在隨后的十八年里，歷史似乎一再獎勵他。

1990年代，美國經濟進入持續時間創紀錄的擴張周期。辦公室里，個人電腦和互聯網開始改變工作方式；商店貨架上，全球供應鏈帶來更便宜的商品；企業利潤被技術進步和跨國生產同時推高，納斯達克則把這種樂觀折算成越來越高的估值。失業率下降，股市上漲，通貨膨脹保持溫和。經濟學家后來把這一時期稱為“大緩和”。許多人開始相信，現代經濟已經進入一種新的穩定狀態：通脹得到了控制，衰退變得短暫而溫和，經濟周期似乎不再像過去那樣劇烈。

今天看來，這種樂觀多少顯得天真。但在當時，它幾乎是一種時代共識。

格林斯潘則成為這種共識最醒目的象征。記者鮑勃·伍德沃德為他寫了一本傳記，書名只有一個詞：《大師》。這個稱呼流傳開來，并不僅僅因為他成功管理了利率，更因為在那個時代，人們相信專業官僚能夠通過理性、數據和技術手段管理復雜的經濟系統。

如果說里根時代相信市場能夠創造財富，那么到了克林頓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央銀行能夠管理風險。格林斯潘恰好站在這兩種信念的交匯處。

他看見了泡沫，卻相信市場

1996年12月，在華盛頓的一場演講中，格林斯潘提出了一個后來載入經濟史的短語：“非理性繁榮”。

當時，美國股市已經持續上漲多年。互聯網正在改變世界，風險投資蜂擁而至，科技公司即使沒有盈利，也能獲得驚人的估值。格林斯潘顯然意識到，市場正在變得越來越狂熱。他問道：我們如何知道，非理性繁榮是否已經將資產價格推升到了不合理的高度？

后來，這段講話常被視為一種預言。事實證明，他的擔憂并非毫無根據。互聯網泡沫繼續膨脹，并最終在2000年破裂。

但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既然他看見了泡沫，為何沒有阻止它？

答案或許正隱藏在他一生最深的信念之中。格林斯潘始終懷疑政府是否比市場更聰明，也懷疑中央銀行是否有能力準確識別泡沫。在他看來，市場會犯錯，但試圖糾正市場的政策制定者同樣會犯錯，而后者未必更安全。

因此，比起主動刺破泡沫，他更傾向于在危機發生后迅速穩定局面。

這種思路后來塑造了一種廣泛存在于華爾街的預期：每當市場遭遇嚴重沖擊時，美聯儲都會出手。投資者為這種預期起了一個名字：“格林斯潘看跌期權”。

這并不是一份真正存在的金融合約，而是一種心理保險。風險仍然屬于市場，但當風險足以威脅整個體系時，美聯儲會出現。1987年的股災如此，1998年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如此，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和“9·11”襲擊之后，依然如此。

每一次危機過去之后，市場都重新上漲；每一次干預之后，格林斯潘的威望都變得更高。這讓越來越多人相信，美聯儲不僅能夠撲滅火災，甚至能夠管理風險本身。

而這或許正是那個時代最深刻的自信，也是后來最昂貴的誤判。

缺陷

2007年，美國房地產市場開始崩裂。次級抵押貸款違約率不斷攀升，華爾街曾經引以為傲的金融創新開始失靈。那些被精心包裝、評級、出售并分散到全球各地的風險，并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存在。

一年后，雷曼兄弟倒閉，美國國際集團接受救助，金融體系凍結，世界經濟陷入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許多人開始尋找責任人。格林斯潘無法被排除在名單之外。

在批評者看來，他長期相信市場的自我約束能力，反對加強金融監管；他在互聯網泡沫破裂后長期維持低利率；他一次又一次向市場傳遞出美聯儲會在危機時出手救助的信號。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那個充滿杠桿、投機與樂觀情緒的年代。

當然，歷史很少如此簡單。住房泡沫并不是某一個人制造的。全球儲蓄過剩、金融機構激勵扭曲、評級機構失靈、監管碎片化、美國社會對住房所有權的執念，都參與了那場災難。把全部責任歸于格林斯潘，既不公平，也不準確。

但格林斯潘的重要性正在于，他曾經代表了那個時代最有權威的一套解釋。

他相信，金融機構會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約束風險；相信市場參與者比監管者更了解自己的行為后果；相信市場的自我修復能力，最終會強于政府的預先干預。

2008年的危機擊中了這套解釋最脆弱的地方。

在國會聽證會上，格林斯潘說，自己曾經相信放貸機構會出于保護股東權益的需要而控制風險，但現實令他“震驚”。他所謂的“缺陷”，并不只是市場會犯錯。市場一直都會犯錯。真正讓他震驚的是，那些本應最了解風險、最有動力避免風險的人，最終也成了風險的制造者。

換句話說，他發現的問題并非市場不夠理性，而是人們對于理性的信任過了頭。

這是一個微妙但重要的區別。因為它不僅屬于格林斯潘，也屬于那個時代。

在冷戰結束后的數十年里，人們越來越相信市場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相信金融創新能夠分散風險，相信全球資本流動會帶來更高效率。這些信念并非毫無根據。事實上，它們曾經創造過真實的繁榮。

但2008年之后，人們開始意識到，效率并不總能帶來穩定，創新也可能制造脆弱性，而市場有時會在同一個方向上集體犯錯。

于是，一個時代開始發生轉向。

格林斯潘之后

格林斯潘退休時，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還不到1萬億美元。后來，這個數字在多輪危機中擴大了數倍。他執掌美聯儲的年代，央行最核心的任務是控制通脹；而在他離開之后，央行不僅要面對通脹，還要面對金融穩定、資產泡沫、銀行風險、公共債務乃至地緣政治沖擊。

他成長并成名于一個全球化不斷擴張的時代。今天的世界卻更多討論供應鏈安全、產業政策與戰略競爭。在格林斯潘的世界里，市場通常被認為是解決方案；而在今天的政治討論中，越來越多人開始把市場視為需要被管理的問題。

這并不意味著格林斯潘錯了，而今天的人們就對了。歷史不是一道如此簡單的判斷題。市場與政府，效率與穩定，自由與監管，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格林斯潘的復雜性恰好在于，他既見證了自由市場時代真實的繁榮，也見證了這套體系在金融危機中暴露出的深層脆弱。

支持者會記得，他幫助美國走出1987年股災，維護了低通脹環境，見證了互聯網革命與全球化帶來的繁榮。批評者則會記得2008年的廢墟，記得華爾街失控的杠桿，記得那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

也正因為如此，格林斯潘始終難以被安放在單一的歷史位置上。他不是簡單的英雄，也不是方便的罪人。他更像一個時代最忠實的執行者：當那個時代上升時，他被稱為大師；當那個時代破裂時，他也被要求為他作證。

格林斯潘晚年最著名的話，是“我發現了一個缺陷”。

十八年過去，人們仍在爭論那個缺陷究竟是什么。是金融監管的失敗，是貨幣政策的失誤，是華爾街的貪婪，還是對市場理性的過度信任？

但有一點已經越來越清楚。

那個相信全球化會持續擴張、相信市場能夠馴服風險、相信央行足以熨平經濟周期的世界，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

格林斯潘之后，人們面對的是一個更不相信自動秩序的時代：國家重新進入產業，地緣政治重新塑造資本，通脹重新成為央行的噩夢，技術革命也越來越像一場國家之間的競爭。

格林斯潘離開了。他所代表的時代正在成為歷史。

只是歷史并沒有帶走那個時代提出的問題。市場與政府，效率與穩定，創新與風險之間的邊界，仍然需要后來的人重新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