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協同邏輯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矛盾、周期性波動與體制性約束相互交織。如何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統一，已成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命題。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持續向縱深推進，對政府行為尺度、市場基礎制度、要素資源配置和公平競爭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這一背景下，深入把握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協同演進邏輯，不僅關系到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質量，更關系到中國式現代化能否在復雜環境中形成持續穩定的制度優勢。

圖/中經視覺

從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歷史進程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此消彼長，也不是抽象意義上的邊界劃分，而是在生產力發展、市場體系完善和國家治理能力提升過程中不斷調適與重塑的動態關系。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通過價格雙軌制、放權讓利、特區試點和鄉鎮企業發展等方式，為市場機制生長提供空間。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政府逐步從直接的資源配置者轉向制度規則的供給者、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和發展戰略的引導者。進入新時代，面對科技革命、產業變革、綠色轉型、區域協調和安全發展等新任務，政府作用更加強調法治化、規范化、精準化和協同性，市場作用更加強調競爭性、開放性和創新性。由此形成的并不是政府替代市場，也不是市場排斥政府，而是兩者在高質量發展目標下的功能互補。

深刻理解這一協同關系，需要擺脫把政府和市場簡單對立起來的思維方式。有效市場不是無政府的市場，而是產權明晰、規則統一、競爭充分、價格靈活、要素流動順暢的市場；有為政府也不是無所不包的政府，而是在尊重市場規律基礎上，通過制度供給、宏觀調控、公共服務、戰略引導和風險防控，彌補市場失靈、維護公平秩序、促進長期發展的現代政府。只有在市場能夠充分發揮選擇、激勵和淘汰功能的領域，政府才能更好減少不必要干預；也只有在政府能夠提供穩定預期、公平規則和公共產品的條件下，市場機制才能真正有效運行。因此，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中活力與秩序、效率與公平、發展與安全的統一。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演進的歷史脈絡

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表明，市場化改革并不是在既有成熟市場體系中展開的自然過程，而是在政府主動推動制度變遷與逐步釋放市場活力的過程中實現的。漸進式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通過試點探索、局部突破、經驗總結和制度推廣，在風險可控前提下不斷拓展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無論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還是經濟特區、開發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設立，抑或價格、財稅、金融、國企、土地和要素市場改革的推進，都體現出一種鮮明的制度演進邏輯：政府通過有限范圍的制度試驗降低改革不確定性，市場通過實踐反饋檢驗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最終將成熟經驗上升為更大范圍的制度規則。

從改革起點看，政府首先承擔了破除傳統計劃體制約束、培育經營主體和釋放微觀活力的功能。在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經營主體并不是天然成熟的，價格信號、競爭機制、產權約束和交易規則也并不完備。如果完全依靠市場自發演化，市場體系的形成可能面臨高交易成本、高制度摩擦和高不確定性。政府通過放權讓利、擴大企業自主權、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推進價格改革和完善基礎設施，為市場活動提供了基本空間。這一階段的有為政府，主要表現為打破舊體制束縛、培育市場因素和放開經濟活力；有效市場則在競爭擴展、主體成長和價格發現過程中逐步形成。

從體制確立看，政府與市場關系逐步由“放活”轉向“建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后，改革的重點不再只是給市場讓出空間，而是建設與市場運行相適應的基礎制度。產權制度、企業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市場監管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宏觀調控制度不斷完善，推動市場機制從局部有效走向系統有效。政府職能也隨之發生深刻轉變，從直接審批項目、分配資源、安排生產，逐步轉向制定規則、提供服務、維護秩序和實施調控。市場不再只是商品交換的場所，而是資本、技術、數據、勞動力、土地等各類要素配置的重要機制。政府不再主要依賴行政命令配置資源，而是更多通過法律法規、規劃政策、公共服務和宏觀政策框架塑造市場環境。

從新時代發展要求看，政府與市場關系進一步進入“協同增效”階段。高質量發展強調創新驅動、結構優化、綠色轉型、共同富裕和安全韌性，這些目標既需要市場機制激發效率和創新，也需要政府在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綠色低碳轉型、區域協調發展、公共服務均等化和重大風險防控中發揮作用。特別是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過程中，單個地方或部門的局部政策可能導致市場分割、重復建設和資源錯配，只有通過統一市場基礎制度、統一市場監管規則、統一政府行為尺度，才能讓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轉化為資源配置優勢和產業競爭優勢。由此可見，新時代的有為政府，重心不在于回到直接管項目、管企業、管價格的傳統方式，而在于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提升制度供給質量，使市場有效運行具有更堅實的制度基礎。

上述歷史演進還表明，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不是靜態劃線，而是隨發展階段、技術條件、市場成熟度和治理能力變化而動態調整。在市場尚不成熟、外部性明顯、公共品供給不足或系統性風險突出時，政府需要主動補位；在市場能夠通過競爭和價格信號實現有效配置時，政府則應減少不當干預，避免越位和錯位。邊界的關鍵不在于政府作用大小，而在于政府作用是否符合市場規律、是否提升整體效率、是否改善公平秩序以及是否增強長期發展能力。正是在這種動態適配中，中國形成了不同于傳統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與傳統計劃經濟的制度優勢。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互動的內在機理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能夠形成協同，并不是因為二者天然一致，而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制度安排把國家戰略目標、經營主體活力和社會公共利益連接起來。其內在機理集中體現在產權保護、競爭秩序、宏觀調控、公共品供給、試點推廣和風險治理等多個方面。

從產權與預期看，政府制度供給是市場有效運行的基礎。市場交易建立在穩定產權、契約執行和預期可持續之上。沒有清晰的產權邊界，經營主體就難以形成長期投資意愿；沒有穩定的政策預期，企業就會傾向于短期化行為；沒有公平的司法和監管環境，市場競爭就可能被關系、壟斷和地方保護所扭曲。因此，有為政府首先要體現在產權保護和規則穩定上。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權益，健全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推進政務誠信建設，規范行政權力運行，都是提升市場有效性的前提。政府越能以法治方式提供穩定規則，市場越能夠以長期主義的方式進行資源配置，各類經營主體越能夠形成穩定信心。

從價格與競爭看，有效市場是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核心機制。市場之所以有效，關鍵在于價格能夠反映稀缺程度，競爭能夠促使資源流向效率更高、創新能力更強以及需求匹配更好的主體。無論是傳統產業改造升級，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壯大，都離不開市場對技術路線、商業模式和企業效率的持續篩選。政府如果過度替代市場選擇，容易造成低效投資、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但如果政府缺位，市場也可能因壟斷、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而陷入失靈。因而，政府的重點應當是維護公平競爭秩序，破除行政性壟斷和地方保護，完善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和市場監管體系，使優勝劣汰真正建立在規則公平基礎之上。

從宏觀穩定看，政府有效作為是市場長期運行的重要條件。市場機制具有靈活性和自我調節能力，但也可能出現順周期波動、預期共振和系統性風險。面對經濟下行壓力、需求不足、金融風險和就業壓力，政府需要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就業政策和區域政策協同發力，穩定總需求、改善預期、維護金融安全和保障基本民生。宏觀調控的目的不是替代微觀主體決策，而是為市場運行提供穩定的宏觀環境。特別是在外部環境復雜嚴峻、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和國內需求結構變化的背景下，穩定預期本身就是重要的制度供給。政府調控越精準、越透明、越可預期，經營主體越能夠根據真實價格和長期趨勢作出有效投資決策。

從制度功能看，有效市場的本質是讓價格機制、競爭機制和供求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一個真正有效的市場，不只是交易活躍的市場，更是產權清晰、規則透明、預期穩定、競爭公平和要素自由流動的市場。沒有這些制度條件，市場可能表現為低水平競爭、重復建設、地方保護、信息不對稱和資本短期化，甚至在某些領域放大風險。因此，建設有效市場并不是把政府作用壓縮到最低，而是要求政府為市場有效運行提供更高質量的制度基礎。

從政府職能看，有為政府的關鍵不在于管得多，而在于管得準、管得好、管得有邊界。政府需要在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承擔責任，包括基礎制度供給、宏觀經濟穩定、公共產品提供、收入分配調節、生態環境保護、國家安全維護和系統性風險防控等。特別是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技術創新、綠色轉型、區域協調、共同富裕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等任務，往往具有顯著的外部性、長期性和不確定性，單靠市場自發選擇難以形成充分投入。政府要通過戰略規劃、法治保障、標準體系、公共平臺、財政金融工具和監管規則，引導社會資源投向符合長期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方向，而不是回到簡單替代市場與直接配置資源的老路。

從協同機制看，“有為”與“有效”的統一必須建立在邊界清晰、權責一致和激勵相容的基礎之上。邊界清晰，是指政府主要管規劃、管規則、管環境、管監管和管公共服務，市場主要管選擇、管競爭、管效率、管創新和管收益。權責一致，是指政府出臺政策要承擔相應的信用責任和執行責任，經營主體享有自主經營權的同時，也要承擔風險責任和合規責任。激勵相容，是指公共政策既要服務國家戰略，又要尊重企業盈利邏輯和投資回報規律，使國家所需、市場所能與企業所愿在制度安排中實現相互銜接。只有這樣，政府作為才不會異化為行政替代，市場活力也不會滑向無序擴張。

現實運行中結構性矛盾的深層審視

在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構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協同從來不是靜態拼圖，而是一種充滿歷史慣性與現實張力的動態磨合。體制轉軌遺留的舊矛盾與高質量發展催生的新挑戰彼此交織，倒逼我們以更富穿透力的眼光審視其中的結構性問題。

近年來，負面清單持續瘦身，“非禁即入”已成普遍規范。然而，部分領域仍存在“玻璃門”或“彈簧門”。這些隱性壁壘并非明文禁令，而是溶解在資格條件過高、招投標標準暗藏偏向、信息披露不充分和地方保護等執行末端。統一大市場規則越清晰，此類末端折扣便越顯刺眼——不僅挫傷長期信心，也令資源配置效率被迫打折。

如果說準入端考驗的是規則執行的一致性，那么產業引導領域的張力則呈現出另一種結構性困局。國家圍繞戰略方向布局本屬應有之義，但一些地方容易將新興產業培育簡化為鋪攤子、擴園區和拼補貼，導致賽道擁擠。政府引導一旦缺少競爭中性約束與清晰績效反饋，極易在追趕焦慮中造成資源錯配；而純粹依賴市場短期效率邏輯，又會使關鍵共性技術等長周期投入淪為集體行動困境。在戰略雄心與微觀效率之間，亟須設計更精細的激勵相容機制。

產業層面的趨同尚未理順，政策傳遞鏈條中的形變又疊加了新的復雜性。中央頂層設計往往具有極強的系統性與前瞻性，但在穿越科層傳導的多重環節時，認識偏差、利益固化和問責壓力可能導致其發生變異。“層層加碼”“運動式推進”與“選擇性落實”并非偶發，而是在環保、安全生產、地方債務等領域反復出現的執行癥候。政策末梢的衰減若得不到系統治理，再嚴密的制度供給也會被稀釋。打通“最后一公里”不能只靠增加督查與問責，更需要在激勵設計、容錯空間與信息反饋機制上做出適應性調整——而這恰是執行鏈條中相對薄弱的環節。

將時間尺度拉長，一個更根本的錯位便浮出水面——長期公共收益與短期市場回報之間的鴻溝。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生態保護與普惠養老等領域，普遍具有投資周期10年以上、收益外溢強烈且不確定性極高的特征。盡管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府引導基金等工具持續擴圍，但多數企業態度仍顯保守，不愿涉足需10年以上才能產生商業回報的項目，更傾向于兩年至三年的產品化周期。若長期由財政獨力支撐，既面臨緊平衡的財力約束，也可能因缺乏市場化激勵而效率不足。在此背景下，形成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多元投入機制，讓公共使命與市場活力在更長時期內達成和解，已是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答題。

上述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而是必須穿越的結構性峽谷。隱性壁壘倒逼規則透明，戰略與效率的沖突催生激勵相容的制度創新，政策衰減呼喚治理重心下移與反饋再造，長期收益困境則孕育耐心資本與多元投入的土壤。正視這些張力，在動態調整中持續逼近最優解，正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走向深度協同的現實起點。

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動態適配

前述矛盾說明，構建政府與市場的動態適配邊界，統一大市場是最為關鍵的現實抓手。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也是重新校準政府與市場邊界的重要場景。統一大市場不是簡單擴大市場規模，而是通過制度規則統一、要素市場統一、商品服務市場統一和監管標準統一，打破地方保護、市場分割和行政性壟斷，使資源能夠在更大范圍內按照效率原則自由流動。其深層意義在于，把分散的地方市場、行業市場和要素市場整合為規則一致、競爭充分與循環暢通的現代市場體系，從而釋放超大規模市場的配置效率和創新潛力。

在統一大市場建設中，政府的首要責任是破除妨礙公平競爭的制度障礙。一些地方出于招商引資、稅源保護和政績考核考慮，設置顯性或隱性的市場壁壘；一些行業長期存在行政許可過多、資質門檻過高、數據不開放和標準不統一等問題。這些現象表面上是個別政策安排，實質上削弱了市場在全國范圍內配置資源的功能。政府要通過公平競爭審查、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產權平等保護和統一監管規則，推動各類經營主體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與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在要素市場建設中，政府的作用是推動要素價格市場化和流動機制規范化。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和能源等要素的配置效率，直接決定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然而，長期存在的流動壁壘影響了資源優化配置。政府需要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完善傳統要素流動制度，培育新型要素市場，建立健全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規則。特別是數據要素具有可復制、可共享和高外部性的特點，既不能以行政封閉替代流通，也不能放任無序交易，必須在權利界定、合規使用和場景開放之間形成動態平衡。

在市場監管中，政府的邊界不是少監管，而是提高監管質量。統一大市場要求監管規則統一、監管程序規范、監管結果可預期。對涉及公共安全和消費者權益的領域，政府必須強化底線監管；對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則要避免用舊規則簡單壓制創新，通過包容審慎監管、分類分級監管和信用監管，為創新留出合理試錯空間。監管的目的不是增加經營主體負擔，而是糾正信息不對稱、外部性和壟斷行為，使守法合規者能夠在公平環境中擴大投資和改進技術。

在地方政府行為約束中，動態適配邊界還要求完善政績考核和財政激勵機制。過去，地方競爭在招商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培育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容易引發重復建設、違規補貼和債務擴張。建設統一大市場，并不是削弱地方積極性，而是把地方積極性引導到制度創新、營商環境優化、公共服務提升和產業生態建設上來。考核機制要從單純看投資規模、項目數量和短期增長，轉向更加重視創新質量、綠色轉型、就業吸納、債務安全、民生改善和經營主體滿意度。

驅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演進

政府有為與市場有效之間并非自動傳導，而是存在一個關鍵的轉化樞紐，那就是制度供給的質量。制度供給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細越好，更不是越嚴越好。制度供給的質量，取決于穩定性、可預期性與執行一致性，三者共同決定政府行為能否切實轉化為市場有效運行。

制度的穩定性是市場信心的基礎。經營主體在進行長期投資和戰略布局時，需要確定規則不會頻繁變動。如果一項制度朝令夕改，或者不同時期政策取向差異過大，經營主體就會傾向于短期化行為，甚至觀望等待。因此，政府有為首先要在制度設計上保持戰略定力，避免因短期經濟波動而過快轉向。穩定性不是僵化不變，而是要求在核心制度框架上保持連續，在具體政策措施上循序漸進。從歷史經驗看，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持續吸引國內外資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框架的相對穩定，為長期投資提供了可依賴的預期。

制度的可預期性是市場判斷的前提。經營主體不僅需要知道當前的規則是什么，更需要知道未來規則的演變方向。這就要求政府在制度供給過程中盡可能做到透明化和程序化。一項重大制度出臺之前，應當有充分的意見征求和影響評估；制度實施之后，應當有明確的解釋和指引。對于制度可能調整的方向和時間，也應當給出合理的預期管理。可預期性的本質，是將政府行為從偶然性干預轉變為規則性治理。當經營主體能夠相對準確地預判政策走向時，其決策效率就會大幅提升，資源錯配的風險就會相應降低。

制度的執行一致性是市場公平的保障。中國市場規模巨大，區域發展水平不一，執行環節的差異性在所難免。但如果這種差異過大，就會嚴重損害市場的統一性和公平性。因此，提升制度供給質量必須著力解決執行層面的不一致問題。這既包括不同地區對同一制度的執行尺度統一，也包括不同部門對同一制度的理解適用統一，還包括同一地區在不同時期對同一制度的執行標準統一。執行一致性要求政府對自身行為進行標準化約束，防止自由裁量權被濫用。

制度供給質量的提升還需要一套有效的反饋和修正機制。制度設計很難一次完美，執行過程中難免會暴露出各種問題。如果缺乏有效的反饋渠道和修正程序，小問題就可能積累成大矛盾。因此，有為政府應當建立制度執行效果的監測評估體系，主動收集經營主體的真實反饋，并根據反饋及時調整優化。這種動態修正不是對制度穩定性的破壞，而是對制度生命力的維護。一個能夠自我改進的制度體系，比一個僵化不變的制度體系更具韌性和適應性。

從更深的層面看，制度供給質量還涉及政府自身的激勵約束問題。政府作為制度供給者，其行為也受到激勵結構的影響。如果地方政府的考核評價體系仍以短期增長為導向，就很難有動力去提升需要長期投入的制度質量；如果政策執行的問責機制不合理，基層干部就可能傾向于形式主義和避責行為。因此，提升制度供給質量最終要回到政府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上來。只有當政府自身的激勵約束與市場有效運行的要求趨于一致時，制度供給才能真正成為連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轉化樞紐。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協同演進，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核心經驗之一。從早期的放權讓利和體制外增量，到今天的制度供給和法治保障，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經歷了深刻的調適。這一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斷試錯、局部突破、經驗總結和制度推廣的循環中動態演進。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最終指向高質量發展的實現。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仍需持續用力，隱性壁壘的清除遠未到終點，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進入深水區，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需要向更深層次推進。在這一進程中，政府需要始終保持對市場規律的敬畏，堅持法治原則，以制度供給者的姿態精準發力；市場則需要不斷發育壯大，在公平競爭中激發創新活力，在優勝劣汰中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以經營主體的真實感受為最終評判標尺，持續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讓超大規模市場成為強大引力場。當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在動態適配中形成合力，中國經濟的持久動能必將更加充沛，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優勢必將更加彰顯。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陳福中）

本文第二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賈維婷；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項目批準號：23JJB0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