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日本妻子和母親的所作所為，才懂：日軍的殘暴，從來不是偶然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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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多人一提到侵華日軍的殘暴，第一反應就是：這是軍營里那套法西斯教育訓出來的，是士兵骨子里的獸性。這話不算錯，但只說對了一半。

那些在前線把屠刀揮向老人小孩的日本兵，在他們還不是兵、還只是兒子和丈夫的時候，身上最后一點人性，是被人提前掐滅的。動手的人不是教官，是他們自己的親媽和親媳婦。

最溫柔的家務活，和最血腥的屠殺，被一條寫著大日本國防婦人會的白色斜挎帶，死死縫在了一起。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日軍那套集體發(fā)瘋，到底是從哪張榻榻米上開始的～

新婚出征夜的冰冷短刀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號的夜里，大阪一間民宅里，安靜得讓人喘不上氣。

第二天，陸軍步兵第三十聯(lián)隊的中尉井上清一就要開拔，去中國東北。就在出征前一夜，他二十一歲的新婚媳婦井上千代子，干了件誰都沒料到的事。她換上最莊重的和服，端端正正坐在丈夫旁邊，抄起一把短刀，一刀割斷了自己的喉嚨。

血，當場就把榻榻米染紅了。

自殺前，千代子給丈夫留了封長長的遺書。這封信后來在日本炸了鍋，擱今天讀，字里行間那種溫柔勁兒，反而更瘆人：

“親愛的夫君……我的胸中現(xiàn)在充滿了喜悅。我已經(jīng)高興得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向您表達了。明天您就要出發(fā)了，在您出發(fā)之前，我?guī)е矏偟男那橄茸咭徊剑x開這個世界。請您千萬不要有后顧之憂，只管為了國家盡忠。請為了國家，盡情地去戰(zhàn)斗吧……”

頭一回看這段話，你可能覺得這是妻子對丈夫愛得太深。再往細里琢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道德綁架。千代子拿自己的命，在丈夫出征前夜，把他最后一點念想、最后一條退路，全給斬斷了。

她是在用自己的血跟丈夫攤牌：我已經(jīng)替你死了，你要是在戰(zhàn)場上不舍得拼命，要是還惦記著活著回來抱孩子，那你就是日本帝國的罪人，就對不起我這一刀。

更邪門的是，這種極端行為在當時非但沒人罵，反倒成了主流媒體拼命炒作的素材。十二月十四號，《大阪每日新聞》拿大版面登了這事，標題煽情到家：《送別去滿洲的井上中尉，夫人身著禮服端然自刃……武士之妻的英勇壯烈結(jié)局！》。在這套宣傳話術里，千代子成了日本婦德的模范，得了個“昭和烈婦”的名號。

報紙電臺輪番炒這種死之餞別，文部省干脆把千代子的遺書塞進尋常小學的修身課本，拿去教那幫幾歲的孩子。一個普通家庭悲劇，就這么被炒成了一場懸在全日本女人頭上的道德勒索：看看人家千代子，為了不拖丈夫后腿連命都不要，你們這幫當媳婦的，還好意思在火車站扯著丈夫衣角抹眼淚？

這種被血點燃的狂熱，很快就燒到了中國。

井上清一被妻子這一刀刺激得不輕，整個人迅速變成一臺冷血的戰(zhàn)爭機器。腦子里作為人的那點正常情感沒了，只剩殺戮，用來回應妻子的獻祭。他跟著步兵第三十聯(lián)隊踏上東北的土地，在戰(zhàn)場上冷血得近乎病態(tài)，活脫脫一個沒有感覺、沒有溫存的殺戮傀儡。

同樣的瘋狂，很快在中國大地上結(jié)出了更惡毒的果子。一九三二年九月，也就是千代子死后大半年，遼寧撫順出了件震驚中外的事：平頂山慘案。親手指揮這場屠殺的，是日軍撫順守備隊隊長川上精一。

川上精一帶著手下，對著三千多名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其中大半是婦女、老人和孩子，連一絲猶豫、一絲同情都沒有。重機槍的火舌一響，火光沖天，一個原本太平的村子，瞬間成了人間煉獄。

川上精一的殘暴，跟井上清一的瘋狂，本質(zhì)上沒區(qū)別。這倆人體內(nèi)的良知和同理心，早在跨過國境線之前，就被后方那種以死相送的狂熱給徹底掏空了。

家里，妻子用最溫柔的姿態(tài)割斷自己的喉嚨；戰(zhàn)場上，丈夫用最殘忍的手段屠殺別人的妻兒。兩頭極端，在軍國主義這把火里，硬是對上了。

兩種母愛的無聲撕扯

新婚媳婦的自殺，是當頭一記重擊。而日本家庭里母親對兒子的日常管教，是一把更鈍、卻割得更深更久的刀，慢慢把人閹割掉。

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號，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十聯(lián)隊的上等兵東史郎接到動員令，要去中國戰(zhàn)場。臨走前，他面前站著這輩子最重要的兩個女人：一個生母，一個養(yǎng)母。

東史郎后來在日記里，把這兩位母親送行時的樣子記得清清楚楚。養(yǎng)母住在鄉(xiāng)下，是個沒怎么被軍國主義那一套洗過的普通勞動婦女。她拉著東史郎的手，哭得說不出整句話，翻來覆去就一句：一定要活著回來，無論如何得活著回來。

這本是天下最普通、最自然的當媽的心。可東史郎面對這份溫情，反倒有點尷尬，甚至覺得丟人。反過來，他那個住在城里、念過書、受過國家教育的生母，完全是另一副樣子。生母臉上掛著冷靜、甚至帶著點驕傲的笑，一字一句對兒子說：

“聽到你要出征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高興。我覺得你能夠為天皇陛下獻出生命，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你一定要欣然赴死，千萬不要想著活著回來，那將是家族的恥辱。”

東史郎在日記里寫，生母這番話讓他渾身振奮，他甚至覺得生母比養(yǎng)母偉大得多。就這么被這種所謂的偉大母愛一感召，他當場在心里起誓：自己一定要死在中國戰(zhàn)場上。

這地方得看仔細了。一個當媽的，能對著親兒子說出別活著回來，她其實是把母愛最要緊的那塊東西，也就是保護孩子的命，給偷換掉了。正常社會里，母愛的底色是溫情、包容、對生命的敬畏；可在當時的日本，母愛硬是被改造成了一把督戰(zhàn)的刀。

生母用一個冷靜的、合乎國家規(guī)矩的微笑，把兒子身為人的求生本能，給抹掉了。在當時日本的輿論里，養(yǎng)母那種哭著求兒子活命的，是被瞧不起的鄉(xiāng)下人的軟弱；生母這種笑瞇瞇送兒子去死的，才是值得捧的“皇國之母”。

這種家庭內(nèi)部的母性規(guī)訓，一旦帶上戰(zhàn)場，后果可怕得很。一個連自己的命都被親媽否定、被全家當祭品的兵，你指望他去尊重別人的命？東史郎和他的同僚們踩上中國的地界，面對那些哭喊著求活命的中國百姓，腦子里回響的，是自己老娘那抹冷酷的笑。

我這條命在我媽眼里都不值錢，你們這些外國老百姓的命，又算個啥？東史郎后來在南京趕上了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日記里白紙黑字記著，他和同伴怎么面不改色地把中國平民塞進郵袋、澆上汽油點火燒。這種獸性大爆發(fā)，精神溫床就鋪在日本那些干干凈凈的榻榻米上，是當媽的一個微笑，親手給鋪好的。

從廚房蔓延到戰(zhàn)壕的白色綬帶

把家庭女性改造成戰(zhàn)爭幫兇，這事遠不止幾個家庭的個例。它是日本國家機器靠一整套法令、規(guī)章和半官方組織，有計劃、有組織地動員出來的。

井上千代子那一死，日本軍方和政府立馬嗅到了味兒。他們不光把千代子捧成神，還借這個勢頭，猛推一個原本沒多大氣候的組織：大日本國防婦人會。

這組織的行頭特別會騙人。成員身上穿的，就是平時在廚房做飯那條白圍裙；可胸前，斜挎著一條寫有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字樣的白色綬帶。她們的口號也接地氣，叫“國防從廚房開始”。

這口號聰明就聰明在，它把國家那套冷冰冰的軍事動員，包裝成了女人最熟悉的家務活，跟把苦藥裹上一層糖衣一個道理。做飯、洗衣、看孩子，這些最普通的日常瑣事，一夜之間全被賦予了報效國家的崇高意義。日本女人長期在封建家里當附庸，活動范圍也就圈在廚房。國防婦人會給她們開了扇門，讓她們能走出家門，摻和一把社會公共事務。

她們開始上街，在車站給出征的兵送行，在街角給人縫千人針（一種據(jù)說能擋子彈保平安的刺繡，跟給孩子求平安符一個意思），去醫(yī)院慰問傷兵，去軍工廠搭把手。國家給這幫主婦發(fā)了頂后方英雄的虛帽子，讓她們覺得，自己雖然沒扛槍上前線，可洗的每一件軍裝、捏的每一個飯團，都是在給國家打贏這場仗添磚加瓦。

到了戰(zhàn)爭后期，戰(zhàn)局一爛，這種半強制動員根本喂不飽前線的窟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號，日本內(nèi)閣干脆正式頒布《女子挺身勤勞令》，敕令第五一九號。

這部法令，是用國家法律的形式，把女人的身體和勞動，死死綁上了軍國主義的戰(zhàn)車。條款白紙黑字寫著：

“作為常時勤勞要員的女子……依靠女子挺身隊進行勤勞協(xié)力的命令，基于國家總動員法第五條的規(guī)定……”

按這法令，全國十二到四十歲的女人，不管已婚未婚，全被強行塞進軍事化的生產(chǎn)體制。她們被從廚房里趕出來，塞進兵工廠、炸藥廠、服裝廠。那雙原本該拿粉筆、抱布娃娃的手，開始裝子彈、磨炮彈。誰敢不聽，一頂非國民的帽子扣下來，法律嚴懲伺候。

再加上一九四二年合并成立的大日本婦人會，綱領里把這種強制勞動跟傳統(tǒng)的女性道德，給焊死了：

“我們是日本婦女。要敬神畏詔，為皇國竭盡忠誠。……修身齊家，發(fā)揚日本婦道的光輝。”

到這一步，傳統(tǒng)的婦德和齊家，被偷偷換成了給戰(zhàn)爭賣命的御奉公。日本女人被告知：只有支持這場侵略仗，歡天喜地把兒子丈夫送上戰(zhàn)場去送死，才算盡到了齊家的責任，才算發(fā)揚了日本婦道的光輝。

這套體制長年累月灌下來，廚房里那點溫情被抽得一滴不剩，頂上來的是冷冰冰的國家意志。母親的奶水、媳婦的眼淚，全成了這臺戰(zhàn)爭機器最便宜的潤滑油。

恥感網(wǎng)羅里的生存算賬

國家機器這么瘋，那當時那些普通日本女人，就真沒一個清醒的？就沒人因為舍不得親人去死，動過反抗的念頭？

實話說，在那種環(huán)境里，她們幾乎沒有不狂熱的自由。

在極端的恥感文化和父權家長制底下，日本政府在基層鋪了一張叫鄰組的監(jiān)視網(wǎng)。這套玩意兒，跟今天網(wǎng)上某些極端輿論一個味兒：誰只要稍微透出點溫情，或者對戰(zhàn)爭有那么一絲懷疑，鄰居立馬就能聞著味兒察覺到，反手給你扣一頂立場不堅定的帽子，活像全班同學互相盯著打小報告。

要是一家子里，媳婦在丈夫出征時哭天搶地，或者當媽的偷偷往兒子兜里塞個保命的護身符，這家人很快就在社區(qū)里社會性死亡了。鄰里的監(jiān)視會掐斷這家的糧食配給，孩子在學校被老師和同學孤立、挨打，丈夫在工地上被排擠，全家都被貼上非國民的標簽。在日本那種離了集體就活不下去的社會里，被集體踢出去，約等于被判了死刑。

更絕的是，這套里頭還摻著一種畸形的社會心理補償。

傳統(tǒng)日本社會里，女人在家庭和國家里地位低得可憐，長期被父權壓著。軍國主義體制倒給她們指了條看似能抬高身價的捷徑：誰家丈夫或兒子死在戰(zhàn)場上了，她就能領個軍國之妻或軍國之母的頭銜，弄不好還能收到天皇親自慰問，外加一筆薄得可憐的撫恤金。

就這一下，她們從家里那個低眉順眼、沒人正眼瞧的家庭婦女，搖身一變成了全社區(qū)、甚至全國都得敬著的英雄家屬。這種虛榮心的滿足和身份的抬升，對那些長期被踩在底層的女人來說，誘惑力大得嚇人。

著名女性史學家井上清在《日本女性史》里，把這種畸形心理剖得很透。他說，日本統(tǒng)治者極其狡猾地利用了長期存在的父權家長制和賢妻良母那套，結(jié)果絕大多數(shù)日本女人不但沒站到戰(zhàn)爭的反面，反而成了最賣力的配合者。她們在國內(nèi)為了那點所謂的貞操、賢淑、報國，把自己往死里折磨；而她們拿命、拿溫情托著的那些男人，卻在被侵略的土地上撒開了發(fā)泄獸欲，糟蹋別國的女人。

這是一種荒謬到骨子里的道德破產(chǎn)。女人為了追那點虛幻的地位和安全感，主動當上了絞殺自己親人肉體和靈魂的幫兇。她們在家里把繩套套上兒子的脖子，再恭恭敬敬把繩子的另一頭，遞到天皇和軍閥手里。

老達子說

回頭再看那些穿著白圍裙、斜挎著國防婦人會白帶子、臉上掛著溫婉微笑的日本女人，你感受不到半點日常的煙火氣，只會覺得后背發(fā)涼。

這些洗得干干凈凈的白圍裙，某種意義上比前線士兵手里那把帶血的刺刀還嚇人。刺刀殺的是肉體，白圍裙殺的是人性。

日軍在戰(zhàn)場上的暴虐，從來不是孤立現(xiàn)象，而是一整個社會、一整個家庭生態(tài)，共同澆出來的一朵惡之花。當媽的愛不再是為了護命，而是為了催死；當媳婦的貞不再是為了守家，而是為了逼著丈夫去殺人，這套社會的道德底子，就已經(jīng)爛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