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在《昌邑區(qū)志》中的“錢家屯”詞條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1944年，從哈達灣機場起飛的飛機，由此墜落在錢家屯，機上5人全部斃命。后立碑一座，高3米。吉林市解放后拆除”。哈達灣機場就是吉林市的老機場，興建于1932年，標準稱呼為吉林飛機場。
直到解放后，哈達灣的地理概念尚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哈達灣地區(qū)即今昌邑區(qū)哈達灣、新建街道轄區(qū)一帶，廣義的哈達灣地區(qū)還包括今興華、通江、延江等街道轄區(qū)。哈達灣機場的位置在今通江街、解放北路、通潭大路、中興街合圍之中，恰好屬于廣義的哈達灣地區(qū)。
關于這次墜機事件，地方史料著墨甚少。但是并非沒有蛛絲馬跡與之對應。在皮福生先生編撰的《吉林碑刻考錄》中，就記錄有一塊“日本五勇士碑”，2001年，其被發(fā)掘的地點鴻博嘉園恰好為當年的錢家屯：
石質(zhì)為花崗巖，高0.78米……正面陰刻“五勇士之碑”五個字，背面豎刻“昭和十四年六月建之”九字。此碑系日軍侵華“五勇士”之碑，正是日軍殺害中國人民留下的鐵證。現(xiàn)藏于吉林市博物館。
昭和十四年為1939年，且高度不足1米，看似與《昌邑區(qū)志》記載的1944年3米石碑沒有什么關聯(lián)。直到前不久看到一批日文資料后，才知道二者應該就是一塊石碑。并且可以確認，這次墜機事件的發(fā)生時間并非1944年。
在一本名為《荒鷲の母は泣かじ : 歌集》的日文資料中，有一段日本“女詩人”今井邦子的序言。這個女人深受軍國主義思想影響，五個兒子全部加入侵華日軍，到1943年時，五個兒子全部死在中國。可她沒有反思是不是惹了天怒，反倒贊美“五位青年男兒，都是堂堂的荒鷲勇士”。序言中，她說“昭和十年三月，三男（第三個兒子）正明軍曹奔赴吉林上空”。
在這本詩集的正文中，該女詩人還用嘔啞嘲哳的詩句，提到1935年，她的三兒子正男二十二歲的那年春天，在一次暗夜冒險飛行演習中，因飛機出現(xiàn)故障墜亡，同時掉下來的還有四個鬼子飛行員。鬼子們的尸骨被放在長春忠靈塔之下，吉林立起了“吉林五勇士之碑”。能被忠靈塔收骨，這五人的碑應該不會只有0.78米高。1939年秋，今井邦子曾到石碑前憑吊，結(jié)合已知石碑碑文，當時這塊石碑剛剛被立起數(shù)月。
另在友人查閱了日偽時期的《航空年鑒》、《航空殉職錄》、《日本航空史》（偽滿）等日文史料，發(fā)現(xiàn)日偽時期在吉林市的墜機事件只有1935年3月22日一次：
為參加吉林市防空演習，關東軍飛行隊所屬轟炸機的指揮官今村特務曹長、操縱師大崎曹長，以及佐古田、住原、齋藤三名軍曹一同執(zhí)行夜間飛行任務。晚八點三十分，轟炸機在一千米高空突發(fā)引擎故障。機組人員關閉燈光，向著機場返航下降，最終迫降在吉林機場南側(cè)約五百米的農(nóng)田里。今村特務曹長身受重傷（不久傷重不治，死掉），其余四人當場死亡。五個鬼子之死可謂死有余辜，尤其是那個大崎曹長曾參與了1932年的淞滬會戰(zhàn)，在上海上空執(zhí)行過轟炸任務，并獲得嘉獎。
很奇怪的是五個鬼子沒有人姓今井（日本婦女婚后普遍隨夫姓），也沒有叫“正男”的。最為接近的是飛行員住原正雄。在日語中，“正男”和“正雄”的發(fā)音完全相同，均讀作 ?まさお?——Masao。猜測他可能就是今井邦子的三兒子。
綜上所述，“天上掉下五個日本兵”的事件不是發(fā)生在1944年的吉林市，而是發(fā)生在1935年；《吉林碑刻考錄》中的“日本五勇士碑”不是石碑的全貌，而是吉林解放后被拆毀的部分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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