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50歲麻醉醫生，倒在了值班室

他被發現死在值班室的椅子上，腳邊是兩支注射器和半瓶威士忌。死前，他剛上完連續第9個、長達13小時的夜班。

一個臨床判斷“完美無瑕”的醫生，為何會以這樣的方式離世？英國的這場聆訊，把“醫生究竟該工作多久”這個老問題，再次推到了臺前。

撰文 | 燕小六

早交班的時間到了，接班的醫生卻怎么也找不到他。

值班室的門反鎖著，敲門無人應答。門被撞開，同事們看見50歲的納伊姆·阿邁德（Naeem Ahmed）癱倒在椅子上，已經沒有了呼吸。腳邊，是兩支注射器和半瓶威士忌。

2025年6月21日清晨，英國多塞特郡普爾醫院。死者是這家醫院的麻醉與疼痛醫學顧問醫生，剛剛結束自己連續第9個、長達13小時的夜班。

一年后，英國伯恩茅斯的死因裁判法庭就這起院內死亡舉行聆訊，《英國醫學雜志》（The BMJ）及多家英國媒體跟進報道。

一個看上去一切正常的醫生，為什么會死在值班室的椅子上？裁判官給出的追問，最終指向了一個更普遍的問題——醫生的工作時長。

突如其來的死亡

調查報告顯示，在那兩支注射器中，檢出了強效阿片類藥物芬太尼。它常用于重度疼痛管理和麻醉，鎮痛效力約為嗎啡的100倍，因毒性與成癮性極高被列為管制藥品，大劑量使用可致命。

不過，毒理學檢測發現，納伊姆血液中的芬太尼含量較低；血液酒精濃度為44mg/100ml，大約是當地酒駕標準的一半。基于此，聆訊認為，藥物與酒精的疊加作用，可能加劇了毒性，最終造成他的死亡。

同事和妻子，都不認同這個推斷。

前一晚與他搭班的同事回憶，無論工作狀態還是言談舉止，納伊姆都沒有流露出任何異常。妻子勞拉·阿邁德（Laura Ahmed）是一名兒科專科醫生。她說，兩人結婚23年，育有3個孩子。

在她印象里，丈夫善良，有耐心，工作細致，身體一向健康，從醫之路漫長而踏實。她也提到，丈夫自2018年起因腰痛服用阿片類止痛藥曲馬多，即便后來腰痛“已大為好轉”，她相信他仍在繼續服用。

納伊姆原籍巴基斯坦，1997年畢業于奎德·阿扎姆醫學院，后在英國牛津完成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又憑獎學金赴倫敦完成疼痛醫學專科進修。

2008年5月，他被聘為普爾醫院麻醉與疼痛醫學顧問醫生，出任醫院急性疼痛團隊的臨床負責人，擅長脊柱痛、癌痛的診療。

工作之外，他熱愛生活。2024年7月，他帶著3個孩子中的一個，登上了非洲最高峰、坦桑尼亞的乞力馬扎羅山；他原計劃在2025年10月，再去征服歐洲之巔、俄羅斯的厄爾布魯士山。

“他熱愛生活，工作之余也會喝兩杯，那是他的精神支柱，能安撫情緒、緩解焦慮。但他只在節假日、第二天不上班時，才喝上幾杯。”同為醫生的勞拉說。

她還提到，丈夫一直在社交媒體上反復觀看關于飲酒、戒酒的視頻。“他害怕失敗，擔心自己的狀態會讓病人流失。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他會耿耿于懷、徹夜難眠。”

“在納伊姆成長的環境里，談論心理健康是一件被高度污名化的事。而作為一名麻醉與疼痛科醫生，他所接受的訓練同樣是：別提什么心理健康，把心封起來，繼續往前走，不要直面痛苦。”勞拉說。

“他太拼了”

勞拉引述調查報告堅稱，丈夫在生命最后時刻的病歷“沒有瑕疵”，并不像是酗酒、濫用藥物的人。真正的問題，出在他過度勞累的工作方式上。

她說自己“一直對一些醫生所承擔的工作量感到不安”。

普爾醫院是一家由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運營的公立醫院，也是多塞特郡的創傷救治中心。按英國相關規定，醫院允許醫生彈性排班。

納伊姆正是利用這一點，把合同工時集中在一段時間內完成，以便騰出一段長假，回巴基斯坦照顧年邁的父母。

悲劇發生時，他正連上一串11個夜班，死亡時剛結束第9個，每個夜班長達13小時。而按照英國衛生主管部門的安全工作指引，醫生原則上最多只能連上4個夜班。

“我們為此溝通過很多次。”普爾醫院麻醉科主任蓋伊·泰特利（Guy Titley）告訴媒體，他曾建議納伊姆調整方式、不要在短時間內集中值班。“但他拒絕了，堅持說他想這么干。”

泰特利復盤了納伊姆去世前6個月的部分診療記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的臨床工作存在缺陷。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晚，他的臨床決策也完美無瑕。”他對調查人員說，納伊姆的從業記錄可以用“零失誤”來形容。

納伊姆離世前夜，醫生漢娜·麥克菲（Hannah McPhee）曾在凌晨接到急電，趕到醫院協助他。“他的工作能力無可挑剔。”漢娜回憶，在等待重癥監護室接收病人的間隙，兩人順口聊起排班。

納伊姆說自己撐得住，也沒得選，還說比起三班倒，他更愿意連著上夜班。“這聽上去很務實。”漢娜說，她當時確信，納伊姆希望第二天接著上夜班，也完全能勝任。

但在妻子面前，他卸下了這份“務實”。“私底下，他說過自己吃不消。”勞拉回憶，2025年四到六月，丈夫身心俱疲，壓力極大。她記得一個細節：有一天，納伊姆拿到一份預約手術名單，沮喪地說：“為什么我永遠沒法說不？我到底在干什么？"

隨著調查推進，另一個細節浮出水面：納伊姆長期在私立醫療機構出診。就在去世當天，他也是先在私立機構工作，再回普爾醫院上夜班。而按英國公立醫院的管理要求，醫生在本單位報備后即可去私立機構兼職，卻無需申報兼職的工作時長。

也就是說，沒有人確切知道，離世之前，他到底連軸轉了多久。

麻醉醫生是高危人群

圍繞納伊姆之死的調查仍在繼續。能夠確認的一點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從普爾醫院獲取過管制藥品。

普爾醫院所屬的多塞特大學醫院首席醫療官彼得·威爾遜（Peter Wilson）在致哀時表示，納伊姆的離世“讓整個院區為之震動”，同事們都稱他是一位“受人尊敬、廣受愛戴的同行”。

他說，盡管事后核查未發現藥品短缺，醫院仍收緊了管制藥品的登記流程，并對醫生的工作時長加強了審查。

他的妻子和朋友——絕大多數也是醫生——都認為，以已檢出的藥物與酒精殘留濃度，若不是疊加了過度勞累，這些劑量原本不至于致命。

死因裁判官還將依例，向英國衛生大臣和英格蘭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 England）發出“預防未來死亡”(PFD）報告，就醫生總工作時長等全國性問題表達關切。

在BMJ看來，納伊姆之死之所以引發如此廣泛的關注，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麻醉科醫生身份。

長期以來，麻醉學（Anesthesiology）與放射學（Radiology）、眼科（Ophthalmology）、皮膚科（Dermatology）一道，被合稱為“ROAD”科室，被視為收入與生活質量兼得的四大專科。

但近年的多項研究卻給出了另一面的圖景。英國麻醉醫師協會曾發布調查，認為麻醉科醫生因工作緊張、作息紊亂，又更容易接觸到強效鎮靜與麻醉藥物，其死于自殺的可能性約為其他醫生的兩倍，屬于自殺風險最高的群體之一。

美國也有數據顯示，麻醉醫生是藥物濫用的高危人群，物質使用障礙在麻醉住院醫師中的發生率約為1.6%。

更大的背景，是整個行業的過勞與倦怠。英國醫學總會（GMC）2025年的全國調查顯示，61% 的受訓醫生和47% 的帶教醫生，正處于中度或高度職業倦怠，工作量超負荷、人手嚴重短缺、患者安全隱患是首要原因。

另一項覆蓋800余名英國醫生的調查則發現，63% 的人經常超負荷工作。公益組織Doctors in Distress給出過一個冰冷的數字：在英國，平均每三周，就有一名醫生結束自己的生命。

“許多醫生常年超時工作，主動加班，為滿足行業日益增長的需求而犧牲個人生活。這份敬業精神固然可敬，卻絕不應以透支身心健康為代價。”納伊姆的醫學院校友會在訃告中寫道，隨著職業生涯推進、責任日益沉重，醫生更應學會正視自身的極限。

訃告說，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并非奢侈，而是必需；無論工作多么重要，都不值得拿健康乃至生命去冒險。“關愛自己絕非軟弱，而是一種職業責任——唯有先照顧好自己，我們才能持續、安全、有效地守護他人。”

“愿我們以反思自身健康、彼此扶持、倡導一種無負罪感的醫生自護文化，來緬懷納伊姆·阿邁德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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